百年清华

李倬

　　我是1943年10月到达昆明的，那时联大招生已过，新生早已开学。我便向校方说了假话，称是自敌占区来的，并交了一份假证书，说是山东惠民中学高中毕业，自敌占区来时路远，误了考期。先修班主任李继侗教授收留我进先修班学习。学习一年后，因成绩合格，便保送联大一年级。

　　取得联大的正式学籍以后，我高兴极了，同时自己暗下决心，今后一定要努力学习，取得较好的成绩。

　　在联大的三年中，生活完全靠公费——“贷金”。所谓贷金者就是管吃而已。偶尔月底有点伙食尾子，也无济于事，毫无其他经济来源。有时取得一个“兼差”的职位，以补生活之急需，那算是非常幸运的事了。1944年的暑假，经济系的同学任光给我介绍了一家寄卖行，到那里当售货员。议定管吃饭，每月还有工资若干元。没问“若干”是多少，我就慨然应允了。谁知一个月过后，一文钱也不给，老板说生意不好，这个月发不出工资，于是我就不再干了，很是扫兴。但也有一点安慰，就是增添了一个经历：当过店员。虽然仅一个月，但也尝到了当店员的滋味。

　　联大的壁报，大约有二三十种，这是形势的需要，斗争的需要。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也不甘落后。1945年春，李忠(政治系)、孙树梓(地质系)、陈冠商(外文系)和我，也成立了个壁报社，取名《春雷》。按规定要请一位教授作导师，李广田教授是我中学的老师，我便去请他作我们的导师。《春雷》的版面不大，文章的质量也不算高，但“火力”却是比较强的，抨击的对象也准，配合学生自治会的工作也比较得力。

　　1945年的下半年，同班同学何杰找我谈话，劝我参加“民青”(民主青年同盟)，话并不多，只说是一个秘密青年组织。我心想何杰同学怎么不告我该组织情况、负责人是谁、它的任务是什么？而这些搞不清，我就有点疑虑，不想参加。便告他：“我考虑一下再说吧。”此后何杰就没再找我，我也没找他。说实话，我当时还有个想法，就是要是地下党找我该多好啊。当时我认为联大肯定有地下党，也一定要发展党员。后来才知道确有党的组织，但那时已确定暂不发展党员。当时只想参加党而不愿参加民青的想法，我从未告诉过别人，现在想起来，这个想法也太天真了点，使我后悔莫及。1945年11月25日晚的时事晚会后，大家对反动派的捣乱，非常气愤。学生自治会的同学、民青的同学，还有几位进步的同学集合在一个宿舍，当时我也参加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气愤万分。于是便决定明天起开始罢课，以示抗议。随即作了简单的分工，有的写罢课通知，有的去取上下课敲钟用的那段钢轨，有的明早在校门口把守，告知来上课的教授和同学们，最后决定由我负责告知女同学。我便约同班同学冯远程一同去完成这一任务。我走到进城的豁口处时，有军警站岗，不准通行。我们只好绕道大西门进城。到女生宿舍后，找到陈雪君同学，告知她明天起开始罢课，请她转告所有女同学。根据当时的情况，完成这样一个简单的任务，也是需要鼓起很大的勇气，所以当时我俩也感到莫大的欣慰。

　　自1945年11月26日开始罢课到“一二·一”运动和四烈士的出殡活动中，我参加了许多工作，如动员中学生罢课、做街头宣传、卖罢委会通讯、卖学生报等等。其中最使我难忘的有两件事：一是罢课开始后，两天两夜忙得顾不上睡觉。二是罢课后印刷罢委会的通讯及各种传单等，用纸量较多，由我负责到正义路去购买，每天跑好几趟，而且要伪装成老百姓，路上要与送纸的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保证了罢委会的用纸。为了保证不出问题，经常换人。

　　复课后的一件大事，就是学生自治会的改选。协商候选人的名单时我也被提名。在这个紧要关头，反动派又出来捣乱，采取惯用的手法，看着谁有可能当选，就贴出大字报，造谣说××是共产党派来的，说我是共产党的支部委员，还说其他候选人是共产党的什么人。最后，选举结果是我当选为学生自治会的理事。

　　学生自治会的工作就是做好“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出殡的工作和协助学校做好复员的工作，任务是非常艰巨而繁忙的。我是1946年7月初倒数第二批离校的。当时都是乘坐卡车，下面放行李，行李上面坐人，每车20多人。我的任务是作一辆车的车长，一路负责大家的食宿和安全等问题。一路艰辛，总算顺利、安全地到达目的地：北平北大四院。

　　总之，在联大的三年当中，工作学习特别紧张，生活特别艰苦。长期住在美国的林语堂先生路过昆明时，看到这种现象，在演说中惊叹道：“联大师生在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回想起来，在这三年当中，我没到过西山，更没去过石林。现在看来，好像是笑话。但在那时，是很平常的事，其他同学也大多如此，虽然是因为没钱所致，事实上也没有那个要求和情趣。总起来讲，联大的三年，除在先修班时，每天起早贪黑，认真地读了点书外，大一大二两年，并没有工夫认真读书，说穿了只是应付考试及格而已。不过话又说回来，在那种形势下，每门功课都能考试及格，不被降级或除名，已经是很不容易了。闻一多先生曾说过：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与和平，我们昆明青年，必须完成这个任务。在联大的三年中，在“民主堡垒”中的爱国、民主思想的熏陶下，在地下党和民青的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并在工作中经受了考验，得到了锻炼，为此后的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扪心自问，颇感自慰。

（转自：中华读书报 2008年1月23日 此文为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供稿，系专题“回望西南联大”之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