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1922年7月，一篇《冯小青》的学生习作，博得在清华学校讲席的梁启超的赞许。这位令大师看到希望的弱冠少年，就是后来的著名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潘光旦。

潘光旦（1899~1967），1913年至1922年就读于清华学校，次年赴美攻读生物学，并对优生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转而探索中华民族强生优生之道。1934年8月，他受聘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次年兼任教务长。自此，他住进新林院11号，开始了在清华19年的工作生活。

葫芦连理斋

书是潘光旦的生命源泉，爱书是他融入生命的嗜好，书房自然成为他居所的重心，他的书房极具特色。1936年，新林院11号房前绿地的藤萝架上，千载难逢地结出一对并蒂葫芦，均匀对称可爱。邻居植物学教授张景钺说：“结出这样葫芦的几率大约是亿兆次中都不见得一遇！”这令潘光旦新奇而喜悦，于是他赋名书房 “葫芦连理之斋”，并请其舅父沈恩孚为书房题写匾额。据梁实秋所言，潘光旦的书房别有一种情趣：

“他是以优生学专家的素养来从事我国谱牒学研究的学者，他的书房收藏这类图书极富。他喜欢用书槴，那就是用两块木板将一套书夹起来，立在书架上。他在每套书系上一根竹制的书签，签上写着书名。这种书签实在很别致，不知杜工部《将赴草堂途中有作》所谓‘书签药里封尘网’的书签是否即系此物。”

他的次女潘乃穆回忆：“连系两块木板的丝带是祖母亲手所织。抗日战争爆发前，她从上海来新林院十一号小住，手握一个木制小梭，用彩色的纱线织出宽窄不同、花纹各异的带子。这种书带还送给亲朋使用。”为此，他赋诗“忍看慈母手中线，翻作残编夹上锦”。

上世纪30年代，潘光旦在清华除讲授 “家庭问题”、“优生学”、“西洋社会思想史”外，还开设“人才论”、“家庭演化”、“儒家之社会思想”等课程，把提高民族素质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出路之一。他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着力培养学生的思维和表达能力。学生们遇到疑难问题，十分乐于前往他家中请教，书房又成为接待来访学生的空间。在这里，不仅治学方法，而且来访学生的恋爱、婚姻、家庭或求职问题，都能获得有益的启示。

存人书屋

日本侵华战争中断了潘光旦在清华园的平静生活。西南联大期间，他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成为西南联大进步教授之一。

1946年秋，清华复员北平，他一家重新回到离别九载的新林院11号。他重整书房，重整优生学与社会学研究。据潘乃穆回忆，“书房当中放了一张两面都有抽屉的大书桌。四壁高矮不同的书架是他自己设计尺寸，请人制作的。‘葫芦连理之斋’的匾再次悬挂在墙上。从父亲所存的一些稿本上写出的标题看，这间书斋还有过‘存人书屋’的称号，例如《存人书屋书目》、《存人书屋历史人物世系表稿》、《存人书屋日记》等。这个名称大概和他注重对人的研究有关。来访者络绎不绝，有他的朋友、同事、学生、校外来客等等，所学专业则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都有，谈话内容海阔天空，还常常穿插着父亲大笑的声音”。

他兼任清华大学图书馆主任（后改为“馆长”），更延伸了他的爱书情结。为争取战后敌伪图书的分配，洽购私人大批藏书，他亲自多方奔走，收购刘半农遗书14000册、苏州金氏藏书15000册，接受北平卢木斋图书馆赠书等。到1948年4月，清华图书馆藏书已大体恢复战前水平。针对旧书业凋敝，大批线装书被毁为纸浆，以及私家藏书流失的情况，他写下 《南行记感》、《救救图书》两文，呼吁挽救线装书，争取获得公共典藏。

中和位育

作为 “通才教育”、“人格教育”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潘光旦力陈“专门教育”与人格陶冶相分离的弊端。指出人不是为了分工而存在，人的存在有其独特的价值，人的发展有着无限的可能。认为各门学科有相通之处，理科学生应当学点文科，文科学生应当学点理科，培养学生要 “先博后约”，人格的全面培养才是教育的终极目的。

潘光旦在教育上最具特色的贡献是提倡“位育之道”。他将优生学理论应用于社会学研究，并结合儒家思想，提出“位育”的新概念。中国传统典籍《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位”即“安其所”，“育”即“遂其生”，安所一，乃一切生命之大欲，一个人，一个民族，都在求其“安所遂生”，即求其“位育”，教育的目的也在于求人生良好的“位育”。潘光旦的学术人生正是对此境界的诠释。与他有着深厚师生情谊的费孝通曾说：“我和潘先生很早就相识，在清华时住得很近，到民族学院后又一直在一起，天天见面。我和潘先生的关系可以说是生死知交、荣辱与共。潘先生的人格魅力来自他对儒家思想的精深理解，他懂得怎么做人、如何对待己，从‘我’的角度审视自己的行为，为人做事不是为了迎合别人，而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有这种情怀在心，在‘文革’中遭受迫害时，他能够坦然面对，而没有怨天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