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河泽。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器，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倭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罗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在西南联大旧址、现云南师范大学校园东北，绿树环合之中，一块在中国近代教育史有着重要地位的石碑——“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已经在这里耸立了半个多世纪。

纪念碑阳面的碑文，由著名学者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阴面则录有“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录”，上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战时任务完成学校结束之日，勒其从军学生之姓名于贞石，庶垂令闻，及于久远。其有遗阙，补于校志。”

其后是800多位投笔从戎参与抗战的西南联大学子姓名。每一个名字背后又都是一段鲜活而动人的故事。

成为“烈士”的兄弟

上海中山公园旁的一栋新式里弄房子里，圆脸、白发和带着慈笑的缪中从三楼走下来。年过九旬的老人有些气喘，他徐徐地打开房门，打开一段尘封的记忆。

缪中和弟弟缪弘的名字，都在这份“从军学生题名录”上。缪弘的名字排在第二位，后面还有一个括号，写着“殉职”二字。他是五位在抗战中牺牲的联大学子之一。

其实，1945年之前，缪家两兄弟的生活几乎是交汇在一起的。但在抗战胜利的前一年，他们的命运走到了交叉口。

缪弘

缪中出生于1923年，弟弟缪弘则比他小三岁，出生于1926年12月17日。“我们都出生在老家无锡，抗战爆发后举家迁到了上海的租界。”

缪中的父亲名叫缪斌，是民国初期相当有名的一个政客，绰号“小道士”。1940年，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的时候，亲日的缪斌出任了“立法院副院长”

缪中很平静地说，因为有许多进步学生流亡去了内地，他们也就在1942年5月结伴去了重庆，同行的一共是6个年轻人——某种程度上说，那是一次相当于背叛家庭的逃离。在此之前，缪中曾经在日本读了两年高中，因为抗战爆发而归国。

这年8月，缪弘进入重庆南开中学学习。缪中则报考了中央大学，但谁也没想到，因为父亲缪斌在汪伪政府担任要职的缘故，中央大学一位教授强烈反对，导致缪中未能被学校录取。

缪斌

一年后，两兄弟在高考时使了个心眼，没有在报名表上填写父亲的真实姓名，然后同时顺利考上了著名的西南联大。缪中进的经济系，缪弘进的外语系，于是他们又结伴前往昆明。

1944年，联大出台规定，所有应届毕业的男生只要身体检查合格，都征调为翻译官。低年级学生不做硬性要求，但可以自愿报名。

在联大读大二的缪弘曾报名参加远征军，但未如愿。1945年4月，他又保留学籍报考了军委公译训班第七期，毕业后编入降落伞兵第八队第二分队任翻译员，先后在云南宜良等地服务。不久，他和20多位联大同学被调至OSS.OG（美军战略情报处作战组），接受跳伞训练。训练仅六个月之后，被分配到中美混合伞兵突击队。

伞兵日常训练

缪中略早于弟弟进入译训班，被分配至四川纳西的迫击炮训练中心从事通信翻译工作。缪中告诉我，这里有许多美国来的教官帮助国民政府训练部队，所以需要懂外语的人翻译“外教”的授课内容。但直到抗战结束，这里的部队也没有上前线打过仗。

出身于汪伪政府高官家庭的兄弟两人同时从军抗日，当然是一段佳话。

而在此时，之前人生经历高度重合的兄弟两人，走到了命运的分叉口。从译员培训班毕业分别之后，缪中再也没有见到过和自己一起长大的弟弟缪弘。

1945年5月，驻广西的中国军队开始向日军发起全面反攻。7月，缪弘随鸿翔伞兵部队乘坐美国军用运输机从云南呈贡机场起飞，空降至广西柳州准备投入战斗。鸿翔伞兵突击队是中国第一支伞兵部队，由中美人员混合组成，每队有三十名左右美国官兵和八名译员，共一百多人，装备精良，缪弘被分在八队。出发前，每个人都照了相、填了表。表格中有一栏内容特别引人注目——当你不幸阵亡时，如何通知你的家人。

伞兵空中跳伞

7月底，收复平南县境内丹竹机场的战役打响了，缪弘所在的空军陆战队配合第十三军某师作战。8月2日，伞兵部队占领军事要点，并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全面打败守敌，收复丹竹机场。在8月4日的战斗中，缪弘手持卡宾枪进入阵地前列，被敌弹击中，终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悲壮而悄然地陨落在深山荒野中。

缪弘的联大同学、译员训练班同事罗振诜听战士们还原了缪弘阵亡的细节：进攻时，与他同组的美国兵怕死，都退到山下去了。作为翻译官，缪弘也可以跟着下去，但他没有临阵退缩，而是同战士们一起冲锋，结果被敌人的狙击手击中要害。

缪弘牺牲仅仅10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更令人为缪弘的早逝而惋惜。

鸿翔伞兵突击队臂章

95岁的缪中回忆说，战争时期通讯很不发达，写封信都不容易，所以自己获知弟弟牺牲的消息时，已经隔了很久。后来，他拿到了弟弟的遗物——一块手表。缪中记得，父亲缪斌在得知弟弟的死讯后叹息道：“死都死了，有什么办法。”

事实上，当缪中、缪弘兄弟相继成为中国军人抵抗日军之时，缪斌则于1945年3月至5月间去了一趟日本。他此行受命于戴笠，目的是游说日本方面投降，但最终无功而返。

尽管如此，抗战胜利后，因为“游说有功”，缪斌并未被捕，反而领到了8万美元的奖金和蒋介石签发的嘉奖令。

然而，“小道士”的境遇很快急转直下。1946年5月21日下午5点50分，缪斌在苏州监狱被枪毙，成为了第一个在抗战胜利后被处决的“汉奸”。

也许正因为有这样一位父亲，怀有一腔爱国热血的青年缪中和缪弘，逃离和从军才会更加决绝。

如果缪弘没有牺牲，也许现在也已经子孙满堂？说到这个话题，缪中黯然，只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缪弘遗诗》

其实兄弟两人的故事也可以这么说——从译员培训班毕业之后，他们的生活还是没有真正“交叉”开——无论兄弟两人中的哪一个活下来，其实不只是为自己活着，也是在为逝去的那一个继续他的人生。

由缪中口述的《我的弟弟缪弘》一文中写道：

缪弘生前酷爱文学，是一位热爱创作且成果丰富的作者。在1945年4月9日入译训班以前，他曾把近三年的作品整理成集子，题名《十八年》，扉页上写着“纪念亡母和我18岁的生日。”集子凡三册，诗歌不在内，可见创作力的旺盛。

缪弘牺牲后，联大师生无不为之悲恸。为纪念他，由联大学生自治会、外文系1947级级会、南开中学校友会联大分会和文艺社四个团体于8月19日在联大新舍南区第八教室组织并举行了“殉国译员缪弘同学追悼会”，会后筹备印行《缪弘遗诗》，由协新印制所印制500册。

作为诗人的缪弘，曾经写下这样的句子：

在最后一阵有力的旋转后，

我躺在柔软的泥沼里，

在那里，

我满意地发出我自己的气息。

不吝啬于我的尸体腐烂成泥，

也不对逝去的往昔，

再作无聊的悲泣。

我只幻想：明年

会有个勤劳的农夫，

挖我去肥田，

有金黄的谷粒，

会因我的滋养

而成长。

有人说，缪弘的这首诗作，冥冥中似乎在写自己牺牲时的场景。这是一种偶然，但或许又是诗人乐意为之含笑的一种结束生命的方式。

“八百壮士”中的“大人物”

西南联大校内曾有过三次从军热潮，包括抗战初期的从军热潮、应征翻译官和报名参加青年军。“题名录”里的“八百壮士”，其中超过半数参与抗战的方式是应征翻译官。

1944年12月，西南联大师生欢送抗日从军同学

由云南飞虎队研究会编写的《二战中印缅战场的中国译员》一书中写道：

1940年后，美国航空志愿大队来华助战，急需大批译员，首先设立译员训练班，委黄仁霖为主任，设于昆明西站原昆华农校，聘联大、云大教授为教师。

1943年11月9日，联大梅贻琦校长动员报名。11月12日，联大教授会决定，四年级（不包括师范学院），男生一律征调为译员。

1941年1月，继续开办译训班，称预一班，联大学生约40人。3月份，办第二期，这期联大学生300人。

……

从征集到的“译员”名单中，译员最多的是西南联大学生约500名，其次是重庆中央大学，全国译员最低估计不下3000人。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门

关于西南联大的记忆中，很多人都会提到“译员训练班”。在上海大连西路的住处，87岁的原联大附中学生凌宏炜回忆说：“我的父亲凌达扬当时在联大师范学院英语系担任教授，他和闻一多等人都在译训班给学生上课。”凌宏炜还记得，有过留美经历的父亲英语流利，家里常有“飞虎队”的飞行员来做客。他自己则因为美国飞行员常听一个放英语歌曲的无线电频率，从小就学会了许多当时最为流行的英文歌。

现居上海的42届经济系校友、1917年出生的彭鄂英老人说，她特别认同“全民抗战”这个说法，在当时的联大校园内，确实就是“全民抗战”。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中写道：

1943年10月教育部下令，1943-1944学年度春季，将征调几所大学所有应届四年级身体合格的男生为美军翻译员。11月10日，梅贻琦常委在新校舍和工学院分别动员学生应征。

到1943-1944学年度上学期结束，四年级应征人数为310人，加上其他年级志愿应征的共400余人。

……

在大批应征的译员尚未入围之前，就有30多名联大低年级学生如翁心钧等，于1943年11月14日提前报到。

西南联大由三位校长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

（左起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

关于这些热血青年，有着太多故事，太多不应该被忘却的记忆。

比如这位提前报到的48届机械系校友翁心钧，他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地质学家、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翁文灏，可谓“名流之后”。

2013年8月22日，翁文灏的幼子翁心钧在上海去世，去世前编定完成了《翁文灏日记》一书。

当时，许多联大名教授的子女同样报国心切。在“八百壮士”的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冯友兰教授的长子冯钟辽，梅贻琦校长的长子梅祖彦、侄子梅祖培等等。甚至还有女生——比如梅校长的女儿梅祖彤，参加了英国人组织的战地志愿医疗队（F.A.U.）。

这份“题名录”中的很多名字，后来因为其学术上的巨大成就而闻名遐迩。例如已故的生物学家邹承鲁院士，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和巫宁坤，后居台湾的哲学家、“五四之子”殷海光，当时他的名字还叫“殷福生”。此外，还有现任上海大学名誉校长的著名微波与光纤专家黄宏嘉院士。

2015年8月23日，44届化工系校友蔡国谟去世。他曾任上海轻工业设计院总工程师，组织并参加了我国第一个青霉素厂、第一个磺胺车间、第一个合成洗涤剂厂的设计。悼念逝者时，很多人才知道，这位化工专家也曾经是抗战中的翻译官。

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区对美国抗敌战争的援助，美国总统于1945年7月6日预立指令，授给做出卓越功绩的人员以铜质自由勋章（Medal of Freedom, Bronze Palm），指令于1946年5月14日由驻上海的美军司令下达。名单中共有300余人，上自傅作义等高级将领，下至部队军官和技术人员以及军事翻译员。在52名受奖的上尉翻译官中，有西南联大学生10人。

这其中，就有梅祖彦和蔡国谟的名字。

翁心钧老人（照片中穿军装者是翁老在抗战中牺牲的二哥、空军飞行员翁心翰）

无法忘却的记忆

中美空军混合大队的B-25中型轰炸机

几年前，43届机械系校友宓祚昌不慎摔了一跤，从此无法行动自如。这位1919年出生的老人，坐在一把扶手椅上，神情有些迟滞地盯着电视机里的体育比赛。照顾他的保姆也已经年过七旬，老保姆拿了一块小毛巾兜在宓祚昌的胸前，老人的口水不断地从两侧嘴角里漏出来，落在口水巾上。从他身后的窗口望出去，就是热闹的新天地。

宓祚昌在联大没有毕业，就去当了翻译官，之后再也没回学校，也没拿到毕业证书。他的抗战经历已无从了解，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有他后来在育才中学几乎教了一辈子书：物理、解方程、制图、英语……

当翻译官危险吗？44届化学系毕业生夏培本曾告诉笔者：“在缅甸的比较危险，我是在印度史迪威那边，而且是后方医院，所以不怎么危险。”

史迪威对撤退至印度的中国远征军讲话

1944年夏培本穿上军装，在印度东北部边境、靠近尼泊尔的阿萨姆，他被分到战地医院的门诊部工作。这所医院原来是美国的费城医院，颇有名气，因为战争需要，全部搬到了印度，成了“第二十后方医院”。医院很大，里面的医生、护士都是美国人，伤兵基本是中国人，所以需要翻译官。

夏培本印象最深的是，坐飞机去印度，因为走的是“驼峰航线”，路上很危险。上去的时候他们都被关照，要把耳朵塞住。为了避免日军的骚扰，飞机飞得很高。“然后快速往下俯冲一段，这就到印度了。战争胜利后，我们坐了12天汽车回到云南，领了毕业证之后便就地解散了。”

2015年9月初，夏培本老人患病入院，虽然之后情况好转出院，但已较难与人交流，更无法再讲述当年从军的往事。2016年，老人离世。

但幸而，有一些“联大二代”留存下了父辈们参与抗战的记忆。

中国远征军开进缅甸

1977年1月，从上海内迁到贵州遵义的44届机械系校友曹德模去世。但在30多年之后，旅居加拿大的长子曹宏杰根据父亲在1960年代末写的自白书，还原了曹德模和同班同学吕新民投笔从戎的抗日经历。其中写道：

译员训练班没有受训期限的规定，学员们往往是根据当时需要而分配出去。家父和吕伯伯受训一个月后，就被分配到印度兰姆伽训练中心（Ramgard Training Center，R.T.C.）。（1944年）3月31日，出发那天中午，他们到饭店吃了一顿算是离别昆明的午饭，点了不少的菜，还破例喝了些酒，饭后同乘一架美军运输机飞往印度。当时盟军尚未完全取得制空权，为防止日本零式飞机的袭击，飞机不敢飞越缅甸，改飞世界屋脊人称之为驼峰的航线。结果，这顿吃得很尽兴的午饭，使得他们在飞行途中吃足了苦头。他们不知道乘当时的那种飞机不宜吃饱，而且美军运输机既无座位又无加压舱。飞机起飞后不久就不断爬升，颠簸得很厉害。美军机务人员都用上了氧气袋，机舱内的乘客则只能东倒西歪地坐在舱内的地上，耳膜刺痛，大口地呕吐，呼吸困难……

如今，两位44届机械系校友都已作古，但他们的记忆，因为有心的子女记录整理，幸而得以留存。

未被刻进石碑的不朽

1940年初，在联大法律系读了不到一年，20岁的夏世铎决定投笔从戎。他投考了位于昆明巫家坝的空军军官学校，随后被送往成都黄埔军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进行为期6个月的入伍教育。入伍半年之后进行分科考试，凡是数理化好的，可以报考炮科，夏世铎是预备入伍队上分科考试第一名，所以就转到了炮科。

从黄埔军校第十七期毕业后，一心想杀敌的夏世铎主动要求上前线。“但学校不肯，因为我成绩名列前茅，安排我留校训练后面的学生。”

张治中将军

他还是千方百计想办法，甚至写信给张治中将军。“张治中是我的安徽巢县老乡又是我父亲的领导，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说我考军校的目的就是到前线去，现在我希望还要到前线去，请你们想办法把我调到部队去。”结果张治中给他回信说：“你应该服从。”

这是夏世铎第一次因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错过了上前线的机会。留校的夏世铎在黄埔十八期担任了助教，十九期担任区队附、代理区队长，之后又考上了陆军大学参谋班，转赴西安。1944年，从陆军大学参谋班毕业的夏世铎觉得自己上前线的机会来了。当时正是反攻滇缅之际，钟彬任军长的远征军71军在滇缅边界的腾冲等地和日军打得十分激烈，夏世铎满怀期待，希望能分配到那里去。

钟彬将军

结果又一次事与愿违，他再次被留在学校里当教育副官，后来又被分配到了重庆最高统帅部后勤部，初时去了20人，经过考试只留下2人，夏世铎便是其一。“机关级别高，又没有生命危险，很多人求之不得。但我不愿意，非常难过、懊恼，可上级说你必须去，我也只能服从。”

当时的后勤部部长是俞飞鹏（俞大维的叔叔），为表示鼓励也是感情联络，他亲自出面接见新人。夏世铎趁机提出：“我有意见。我考军校的目的就是为了去前线，请长官把我分配到前线去。”俞飞鹏说：“我知道你，看过你的成绩、学历。这一批军官学校的毕业生里只有你是大学生，你能当参谋的，就是要留你。”就这样，夏世铎第二次错过了上前线的机会。

俞飞鹏

1944年底，日本攻占桂林、柳州以后，分兵进袭贵州，独山、荔波、三都、丹寨等地方都被占领了，在战略形式上有攻取贵阳的可能，并且对重庆产生了威胁。

这时蒋介石发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夏世铎又一次感到机会来了。“我就跟我们的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说我要求到前线去，这次我宁可做青年军，不当军官，也要上前线。他非常恼火，教育我：‘现在是立体战争，前后方是一致的，没有后方哪有前方？后方不得力，对前方影响很大。你要知道你是优秀的军官，我们才留你在后方。’我当时听了还蛮反感，说：难道前方打仗的军官都是不优秀的吗？后来他提出让我负责一个临时战区，做这次战役的作战补给计划，我只好答应下来。”

这就是当时的黔桂战役，总计参加战役的中国军队有9个军约20万人。“如何把20多万人的作战物资及时补给给他们？这些计划得由我拟定，任务很重非常紧张。稍微有差错，前线出问题，也可能要被枪毙的。”20多天时间里，夏世铎在防空洞里，吃喝也不方便，上空又有日军的飞机轰炸，一面守着电话，一面拟定计划。“虽然不比前线，却也非常危险。”就这样熬了差不多一个月，他基本很少睡觉，总算把任务完成了，最终这场战役中国军队取得了胜利。

不久后，夏世铎由中尉升为上尉，但他还是要去前线。几经周折之后，终于等到了机会。他第一次坐上飞机，回到西南联大所在的昆明。“我就和同学联系了一下，到昆明找部队，他们也很欢迎我。但我是炮兵，希望还是进炮兵部队。”

美国有个炮兵学校在昆明设立分校叫作FATC（Field Artillery Training Center），它和云南驻滇干训团下属的炮兵训练总队合作，学员在这里进行为期3个月的专门训练，教授的内容包括美国105毫米的榴弹炮等当时的重炮。

日本明信片——中国学生军炮兵阵地

“报到时，总队长一听我是联大的学生，也很器重，先在军士队里面当副队长，这一期已经开始了，等下一期带职受训，训练好了就能组建一个炮兵团或者炮兵营到前线去。受训的十二期毕业了，我自己参加了第十三期的学习。毕业时发的毕业证书也是全英文的，我的评语是Excellent（优秀）。”

1945年8月15日，也就是夏世铎在FATC第十三期毕业之际，日本投降了。 夏世铎又一次错过了上前线的机会，尽管如此，他以自己的方式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这位年逾九旬的老人有着极其“复杂”的经历，就读过现代中国“文”“武”两个领域最著名的学校——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仅就读了一年，他便毅然投笔从戎，后进入黄埔军校披上戎装。

2015年，“九三大阅兵”前夕，夏世铎收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这是对于这位抗战老兵历史功勋的肯定和表彰。

佩戴“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的夏世铎

在上海，另两位领到勋章的联大校友是42届政治系的陈志竞和44届土木系的陈琳。但遗憾的是，1919年出生的陈志竞老人已在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前的一个月，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去世。

陈志竞从联大毕业后，曾在《中央日报》短暂工作，1943年进入蒋经国任教育长的重庆中央干部学校，很快进入了蒋经国的视线，并在日后成为“铁血救国会”的核心成员。

1944年，在蒋经国授意下，陈志竞等一批干校毕业生以政工干部身份加入青年远征军。青年军不同于普通国军，主要招收在校大中学生，意在组建一支文化程度高、武器装备精良的现代化部队。

陈志竞被派到青年军201师，担任搜索连训导员。连里士兵大多来自上海，不少是复旦、交大的高才生。几个月后，青年军践行远征使命，大批的学生兵被运送到中印、中缅边境，同日本人血刃厮杀。陈志竞连里一百二十几人，有一百零几个人去了缅甸战场。后来，他送走的这一百多名学生，大多没能回来……

抗战胜利后，陈志竞担任过上海青年军联谊会总干事，挂少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他没有去台湾，上世纪80年代担任上海市政协办公厅专员。

2012年，西南联大上海校友会在75周年校庆时的合影

（前排右四为夏世铎，前排右一为陈志竞，后排右六为缪中 ）

第六人民医院十五楼老年科病房，留下了陈志竞人生的最后印记。照顾他的护工李阿姨说，在这位老人生命的最后时光，他依然和善，精神好的时候，喜欢看一些“打仗的电视剧”。

虽然一生坎坷，陈志竞还是对来探望他的人说：“国家对我很好，为我做了很多。”也许，这一枚纪念勋章，印证了陈志竞生前所说。

西南联大结束时发布的公告

西南联大，因为抗战而诞生，仅存在了9年，却培养了质、量惊人的人才，成为教育史上的奇迹。昆明校园里的爱国精神和年轻人投军报国的往事，不应该也不会被人所遗忘。

（原载《档案春秋》2015年第11期，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