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本刊记者刘旭红整理

王淦昌(1907～1998)，著名核物理学家、我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江苏省常熟市人,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1934年留学德国,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山东大学、浙江大学教授。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1955～1960年任联合核子研究所(设在苏联杜布纳)研究员、副所长。1961年后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核学会理事长、全国科协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成就卓著 辉煌一生

1925年,年仅18岁的王淦昌被录取为清华大学首届本科生。美丽恬静的清华园里,在叶企孙、吴有训两位实验物理学大师的言传身教下,王淦昌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奋,叩开了核物理科学大门。

从清华毕业一年后的1930年,王淦昌考取了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生,师从杰出的女物理学家迈特纳教授,开展β谱学的研究。1931年,王淦昌在德国就读研究生期间,提出可能发现中子的试验设想,几个月后英国科学家查德威克按此思路进行试验发现了中子并获得诺贝尔奖。

1941年,王淦昌在国际上第一个提出《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引起了物理学界的轰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在国内首创并奠定我国宇宙线研究的基础,使我国的宇宙线研究进入当时国际先进行列。

1959年,王淦昌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领导一个小组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成为当时世界物理学界的重大发现,他因此在1982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从1961年起,作为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技领导之一,王淦昌开拓和领导了核武器物理实验研究,为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第一代核武器研制做出卓越贡献。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964年,王淦昌提出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设想,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为和平利用核能指出了新的研究方向。

1986年,王淦昌与几位科学家联名向中央提出发展高技术的建议,由此形成发展高新技术的“863”计划。

对王淦昌一生的成就,曾有评论说：“任何人只要做出其中的任意一项,就足以在中国科技发展乃至世界科技发展历程中名垂青史。”

以身许国 后人楷模

1960年底,王淦昌谢绝了苏方的挽留,回到中科院原子能所,并把在苏联省下的14万卢布全部捐献给了正遭受自然灾害的祖国。

1961年,二机部部长刘杰和钱三强约见王淦昌,向他传达了中央的决定,请他参加领导原子弹研制工作,王淦昌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

从此,他化名“王京”,加入到国家最高核心机密——原子弹研制工作中,从学界和公众视野中消失了整整17年。

当时,王淦昌已在基本粒子和实验物理研究领域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只要他继续研究下去,一定会取得更大成就。但是,他毅然放弃了自己得心应手的物理学基础研究工作,投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多年后,说起当时毫不犹豫的决定,他说：“我认为国家的强盛才是我真正的追求,那正是我报效国家的时候。”

1963年,王淦昌作为第一颗原子弹冷实验的总指挥,大到实验方案的设计、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小到实验场每只雷管的安装,他都亲自督阵甚至动手,要求大家做到“万无一失”。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5年1月,毛泽东主席明确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按照中央的要求,以王淦昌、于敏为代表的科技人员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众志成城、努力攻关,很快攻克了第一颗氢弹的关键技术。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我国仅用2年零2个月,引起世人震惊。

1969年初,中央决定进行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然而,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处于半瘫痪状态。面对这种情况,王淦昌非常着急,白天他深入到两派群众中去做工作,晚上他又到职工宿舍去,挨家挨户动员业务骨干、科技人员、工人重返岗位参加科研生产。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年过花甲的王淦昌四处奔波,化解了不同阵营间人们的对立情绪,共同在国家利益的旗帜下精诚合作,使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不断创新 科学先驱

王淦昌一生致力于科学研究上的求新与创造。他曾说：“科学上的新追求,才是我的最大兴趣”。不断追求真理的创新精神和优秀的科学素养,使他的名字始终和科学上的重大发现与创新紧紧联系在一起：探测中微子,宇宙线研究,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两弹突破,大型X光机,惯性约束聚变……

王淦昌渊博的专业知识、丰富的基础研究经验和深刻的洞察力,使他在核武器研制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无人可代替。当时实验条件差,设备仪器都很缺乏。为了诊断内爆过程,1962年王淦昌首先提出,并和大家一起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台脉冲X光机和相应的诊断探测设备,这些开创性的工作为两弹突破起到重要作用,开拓了核武器物理实验研究的新领域。

王淦昌调离中物院以后,仍然关心并影响着核武器科技事业的发展方向,1992年曾指出,院工作应该核武器、高技术、军转民三条线。这为以后中物院科技事业的发展指明方向。同年,王淦昌预见到了世界范围内的核禁试,他和中物院其他专家一起,针对禁核试后核科学技术如何在实验室条件下继续发展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讨论,形成上报中央的报告,指明了禁核试条件下核科学技术持续发展的道路。

1986年3月,王淦昌与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联合向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建议发展对国家未来经济和社会有重大影响的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和新材料等高技术,力求缩小我国与先进国家间科技水平的差距。仅隔两天,邓小平就在建议书上作出了批示,由此,催生了举世瞩目的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863”计划。20多年来,“863计划”已经成为我国高技术发展的一面旗帜。

学界泰斗 大师风范

王淦昌在工作中从不摆架子,诚恳待人,他非常关心年轻人的成长,注重培养和锻炼一支年轻的科研技术队伍。从两弹突破时期开始,王淦昌就把关键问题分解后,放手交给年轻人去做,同时又对他们提出严格要求,经常检查他们的原始记录,肯定他们工作上的点滴进步,也指出缺点和不足,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难题,使科技人员队伍迅速成长起来。

王淦昌对身边工作人员也极关怀。20世纪80年代,他回九院参加重要会议,时间再紧也要去看望他的部下和后勤秘书,树立了科学家、知识分子与党政干部、科研后勤人员之间同志式互相尊重、团结和谐的典范。

王淦昌科研作风严谨踏实,工作极端认真负责,虚怀若谷,从不以权威自居,在日常科研工作中虚心听取不同意见。每次学术讨论会上,王淦昌都认真倾听别人发言,遇到不熟悉的问题都会向主讲人询问,哪怕对方是刚出校门的年轻人。曾担任中物院院长的胡思得院士说，“那时,我是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生,王老碰到我们,说我们是搞理论物理的,要向我们学习”,并向我们深鞠一躬,“这怎么了得！”

王淦昌先生的学生、同事遍布国内外,桃李满天下,现在国外的李政道等科学家都是他的弟子。在国防科研领域,王淦昌言传身教,影响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周光召、邓稼先、于敏、陈能宽、程开甲、杜祥琬、胡仁宇、胡思得、唐孝威、吕敏、丁大钊、王乃彦、贺贤土……这些在各自领域闪闪发光的名字,都曾在他的直接指导下得到成长。

王淦昌先生品节卓异,峙于中天,是“两弹”精神的缩影,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清华人》2007－56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