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作者：史轩

　　抗战全面爆发后，清华和北大、南开三校南迁，先到长沙共同组建长沙临时大学；后迁至昆明，学校改名西南联合大学。在前后八年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师生们以“刚毅坚卓”为校训，心系国难励精办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等方面，均有杰出表现。西南联合大学创造了“战时高等教育体制的杰作”。

　　南转和西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从7月9日起，蒋介石分别邀请各界知名人士在庐山举行关于国是问题的谈话会。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与陈岱孙、浦薛凤、顾毓琇、庄前鼎等教授以及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应邀参加。平津战事日益吃紧，各校纷纷去电告急，要求几位校长迅即返校应变。在北平的清华教授潘光旦、郑之藩等人联合北大等校教授共21人，密电庐山谈话会，“务请一致主张贯彻守土抗敌之决心，在日军未退出以前绝对停止折冲，以维国权。”17日，梅贻琦密电潘光旦，当日早晨当局召开重要会议，表示坚决抗日，并已开始布置。也就在同日，日本东京“五相会议”决定，调遣40万日军侵华，华北局势急转直下。

　　当时清华正值暑假，一、二、三年级学生在北平西郊妙峰山一带夏令营作军事演习，土木系大部分学生在山东济宁县实习，四年级毕业生有200余人留校找工作、准备研究生与留美公费生考试。教职员大部分都在校内。

　　7月29日，北平沦陷。8月中，清华决定南迁和疏散办法，并委派张子高教授等组织北平清华校产保管委员会，留校保管校产。9月12日，日本宪兵队侵入学校，大肆劫夺清华的图书、仪器等。后来，1938年初，日军又进而强占清华校舍驻兵。8月中，校舍全部被占，改为伤兵医院和兵营，保管委员会被迫撤入城内。

　　北平沦陷后，国民政府命令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在湖南长沙合组临时大学。梅贻琦于1937年8月底到达长沙着手筹备，并于9月初在长沙成立清华办事处。教育部指定梅贻琦、蒋梦麟（北京大学校长）、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顾毓琇（清华大学教授）、周炳琳（北京大学教授）、朱经农（湖南教育厅长）、皮宗石（湖南大学校长）、杨振声（教育部代表）等人为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筹委会主席由教育部长王世杰兼任，梅、蒋、张三位校长为常务委员，杨振声为秘书主任。

　　1937年10月25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11月1日上课。临时大学综合了清华、北大、南开原有的院系设置，设17个学系。截止到11月20日，在校学生共有1452人，其中清华学生631人、北大学生342人、南开学生147人，新招学生114人、借读生218人；教职员共有148人，其中清华73人。

　　1937年底，南京沦陷，武汉危急，战火逼近长沙，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度迁校至昆明。正如西南联大校歌中吟唱的“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第一学期结束后，师生便启程奔赴云南昆明。由于战时内地交通困难，女同学和体弱男同学由粤汉铁路到广州经香港、越南入滇，一部分同学沿湘桂公路到桂林经柳州、南宁、越南入滇；还有男同学200余人则组织了湘黔滇旅行团，栉风沫雨行程3200多里（其中徒步行军2600多里），历时68天，横穿湘黔滇三省，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一次“长征”。时年40多岁的教授闻一多不顾体弱，毅然参加步行团。他说：现在国难当头，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一路上历尽艰辛，但他却焕发了青春，自感“童心复萌”，并挥笔画了50多幅写生画。他还蓄须明志，表示不驱逐倭寇决不剃去胡须。1938年度，西南联大学生人数分类统计，不包括在昆明招收的新生，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旧生共814人，其中清华学生412人；教职员有434人，其中清华教职员共达200多人。

长沙临大师生三路入滇示意图

　　1938年4月2日，教育部以命令转知：奉行政院命令，并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6月8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关防”到校，7月1日正式启用。学校不再称“临时”，表明抗战的长期性。

　　西南联大组织结构

　　西南联大的领导体制和行政组织系统不同于战前清华大学，而是根据三校合组的实际情况以及1938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规定而施行的。西南联大不设校长，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和秘书长杨振声组成的常务委员会，梅贻琦任常务委员会主席。常务委员会开会时，各处处长及各学院院长列席。

　　三校校长中，张伯苓、蒋梦麟均在重庆担任一定官职，很少到校，只有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校长梅贻琦常驻昆明，因此实际由梅贻琦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常务委员会下设教务处、总务处、训导处。此外，联大叙永分校及先修班各设主任主持。

　　西南联大没有评议会（清华办事系统仍保留评议会），只有校务会议和教授会组织。校务会议由常务委员、秘书主任、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代表（由教授会选举12人为代表）组成，常委会主席梅贻琦任校务会议主席。教授会以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常务委员会秘书主任为教授会当然成员。教授会的职权与战前清华教授会职权相同。教授会开会时，以常务委员会主席梅贻琦为主席。从职能看，常务委员会是学校最高权利机关，校务会议依照常务委员会决议处理校务，而教授会议只是一个咨议机关。常务委员会主席亲自主持三个会议，使会议的议论和决议有利于常务委员会意图的贯彻。此外，联大还成立了许多专门委员会，处理各类专门问题。

　　西南联合大学由三校合组而成，但每个学校情况又有不同。相对而言，清华在人力、物力等方面所占比重较大：（一）经费方面，清华有庚款，除了应负担的一部分外，往往还额外给联大一些补助。（二）在图书仪器设备方面，抗战后北大全部图书、仪器设备未能运出，南开也只运出少部分。清华在抗战前曾运出一部分图书、仪器设备，事变后又抢运出一批，以后就作为联大各院系的图书、仪器设备。（三）师资方面，由于北大没有工学院，南开只有化学工程系，所以联大工学院实际上就是清华工学院的继续。理学院百余教师中，清华教师经常占一半以上。文、法商学院的各系，清华教师也占有较大比重。因此，西南联大的规章制度，多以清华的规章制度为蓝本，如联大的教务通则、教授会组织法及一些行政管理制度等，基本是沿用战前清华的章程。因此，陈岱孙总结说：“西南联合大学校内领导体制和清华大学有相似之处。清华大学的领导体制，在西南联大期间，仍然发挥作用，制度的延续性并没有中断。”

　　教育、科研概况

　　西南联合大学的教育揉合了三校的传统，在教育方针、教学制度与课程方面，与战前清华比较，变化不大。

西南联大校门

　　西南联合大学的院系设置，在长沙临时大学原有院系的基础上稍有发展和调整。共计5个学院26个学系及2个专修科和1个先修班；在校学生约3000人，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

　　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名师荟萃西南联大，数量超过战前任何一校，师资力量大为充实，开出的课程数量大大增多。有的系的课程甚至同一门课由几个各有所专、积累了丰富教学经验的教授分章轮流讲授。由于战事影响，图书、实验设备器材等教学条件远较战前为差、生活也非常艰苦，但没有减少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在贫乏的教学、生活条件下，很多教师努力克服各种困难，仍坚持严格认真的教学传统。危难中，师生们互敬互爱，更添一份特殊情谊。

　　虽然条件艰苦，但联大教师仍克服种种困难，坚持严格认真的教学传统。闻一多每天在豆油灯光下工作至深夜，认真备课。他讲《楚辞》时，拿着四易其稿的《天问疏正》给学生逐句讲解。朱自清讲《中国文学史》时仍坚持让学生定期交读书报告，他还认真给学生改笔记。他反对那种只顾教师个人学术研究，不肯为学生花工夫批改作业的态度。他说：“文化是继续的，总应该给下一代人着想，如果都不肯替青年人服务，下一代怎么办？”他开的新课《文辞研究》虽然只有一个人选课，他也按时上堂讲课，从不缺席。理学院的教师也克服教学设备上的种种困难，设法维持教学。生物系的动物生理实验缺乏原料与设备，不能做肌肉神经实验。生物系的老师就地取材，以昆明本地特产蝾螈为材料做蝾螈呼吸实验。地质气象系把校舍附近的碉堡改做气象台。工学院各系教师在基础课方面对学生仍保持严格的要求。战前清华的严格考试制度（周考、月考、期考）仍继续执行。

　　此时，由于受到设备条件及战乱所造成的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自然科学方面大多数与实验技术有关的研究陷于停滞状态，但纯理论科学研究则取得了较大成果，较战前有所发展。华罗庚的堆垒素数的研究、陈省身在微分几何中高斯－波内公式的研究和拓扑学方面的研究、周培源关于广义相对论与湍流论的研究、吴大猷等人关于原子、分子结构与光谱的研究、王竹溪等人关于热力学与统计物理研究、张文裕等人的核物理研究、吴有训关于X射线研究、余瑞璜等人关于晶体结构研究、任之恭与孟昭英等人关于电子学研究、汤佩松等人生物物理研究，在国内外都产生一定影响。

　　理工学院教授，也常常结合云南的自然条件，做出有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有的则对云南经济文化发展起了有益作用。例如生物学系沈同教授以云南盛产的野果余甘子做实验（其维生素C的含量远远超过其他水果），研究维生素C与造血机能的关系。地质学系教授冯景兰完成《云南地质矿产》、《川、康、滇铜矿纪要》等论著。工学院院长施嘉炀支持云南省水力发电勘测工作，提出云南水力资源开发计划，设计出一批小型水电站，有的当即动工兴建。机械系与云南省建设厅合作研究改良农具，系主任刘仙洲为云南明良煤矿公司研究设计用汽车发动机带动轻便列车运煤装置，化学系张大煜教授创建利滇化工厂用煤炼油，并从事桐油裂解制造燃料油的研究与实验等等。

　　文科方面，一些教师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形成和建立自己的“体系”，着手编著一些系统性的著作。闻一多先后完成了《神话与诗》、《周易义证类纂》、《楚辞校补》、以及《中国文学史稿》等论著；朱自清完成了《诗言志辩》、《新诗杂话》、《伦敦杂记》等书稿（多数战后才出版）；王力先后出版了“语法三书”——《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和《现代语法摘要》，开始注意到汉语特点，尝试系统地阐述中国语法的规律，这在当时语言学界尚属首创。金岳霖出版了专著《论道》，并撰写了数十万字的《知识论》稿本，与他在战前所著《逻辑》一书，构成了他的“新实在论”的哲学体系。冯友兰先后出版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及《新知言》等一整套著作，构成了“新理学”的哲学体系。

　　清华研究院、特种研究所

　　抗战期间，清华大学除参加西南联大教学行政工作外，还设立清华大学研究院与特种研究所。战时研究院的研究生很少，1940－1946年间，共毕业32名研究生，不少人都在学术上取得不俗成就，如杨振宁、李赋宁、钟开莱等。

　　清华设立农业研究所（分植物生理组、昆虫学组及病害组，分别由汤佩松、刘崇乐、戴芳澜主持）、航空研究所（所长庄前鼎）、无线电研究所（所长任之恭）、金属学研究所（所长吴有训）、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陈达）等5个特种研究所，“这五项研究事业，均系针对着国家迫切需要而设。”“将研究事业更加扩展，冀由学术研究，增强抗战力量。”

　　5个特种研究所中，航空、无线电、金属三个所，进行了一些直接为政府的军事需要服务的科学研究。航空研究所在昆明建成当时国内唯一可用的五英尺航空风洞，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各飞机厂的所有新机模型，都交给清华航空研究所实验。此外，航空研究所还进行改良机型、空气动力学与高空气象研究、研制滑翔机和直升机、结构材料的研制等工作。1942年清华航空所完成委托的设计和制造滑翔机任务（初级2架、中级1架），其中1架被命名为“清华号”，直升机进行了部分研究工作。无线电研究所的工作很多直接服从于政府的军事需要，该所与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紧密合作，主要研究短波无线电和真空管制造，供军事通讯之用，曾研制出中国的第一个电子管。该所也进行为军政部培训通讯军官、设计及制造通讯机器等工作。设在呈贡的国情普查研究所则直接接受社会部资助，担负一部分社会行政职能，进行人口和农业普查。农业研究所包括病害、虫害与植物生理三个组，分别开展研究与教学。抗战结束后，农业研究所发展成为农学院。随着抗战胜利，清华复员北上，5个研究所相继结束了它们的工作，其设备、人力等均分别并入有关各系。

　　1944年，梅贻琦校长曾说“抗战期中的母校，虽失去了美轮美奂的校舍，虽颠沛流离的侷居在西南一隅，一切的教学研究，总算勉强照旧进行，从未间断。”在艰苦环境中，清华师生与北大、南开师生一起，克服种种困难，维持弦歌不辍，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延伸阅读：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金坛县。他幼时爱动脑筋，因思考问题过于专心常被同伴们戏称为“罗呆子”。初中毕业后，华罗庚曾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就读，因交不起学费而中途退学，故一生只有初中毕业文凭。

　　此后，他开始顽强自学，用5年时间学完了高中和大学低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1930年，他以一篇论文轰动数学界。清华大学慧眼识英才，聘请华罗庚来校工作，后破格任用为助教。1936年夏，华罗庚被清华保送到剑桥大学进修，两年中发表了10多篇论文，引起国际数学界赞赏。1938年，华罗庚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在西南联合大学经众人力荐聘为教授，并写出名著《堆垒素数论》。1948年，华罗庚被美国伊利诺依大学聘为终身教授。1949年，华罗庚毅然放弃优裕生活携全家返回祖国。回国前，他对外国友人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伟大的国家，为什么要让数学这样落后呢?我们应该赶上去，我想我们是能够赶上去的。”

　　1950年3月，他到达北京，先后担任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中科院数学所所长、中科院副院长等职，创办了中科院计算数学研究所。在数学研究中他著述颇丰，还发现和培养了王元、陈景润等数学人才。从1960年起，华罗庚开始在工农业生产中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经济效益。

　　1984年4月30日，华罗庚在成为美国全国科学院120年历史上当选院士的第一位中国科学家。1985年6月12日，他在日本东京作学术报告时，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享年74岁。

　　1984年8月25日，华罗庚写的“述怀”中有这样的话：“学术权威似浮云，百万富翁若敝履，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而已。”他真正做到了这一点。

　　（转自《清华人》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