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虽然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历史不同、学风各异，但三校始终合作无间，虽然办学条件极差、生活艰难，但师生们始终愤发图强，成为中国近代以来联合办学的典范。三校师生读书不忘救国，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或投笔从戎，走上抗战第一线；或埋头学术，保存中华民族文脉。西南联大创造的奇迹，本身就是对抗战胜利的最大贡献。

　　教职工与学生状况

　　抗战初期，清华大学原有教师除一部分离职（约70余人）外，大部分随校南迁。西南联大时期，全校教师一般在350－360左右，其中清华教师约200余人。这一时期，三校合并后教授数量大增，1939年度全校教授、副教达177人，1944年为162人。西南联大教师聘任，仍分别由三校各自办理。各校教师除接受联大的聘书外，同时还分别接受一份三校的聘书，等于双重校籍，也有少数教师只由联大聘请而无三校的校籍。

　　抗战时期战火奋飞、国难民穷，教师待遇也日益微薄。1937年9月起，教师薪资降为七成（以50元为基数，余额按70％发给），再加上名目繁多的捐款，实领不过五成左右。1940年1月起，薪资改按十足发给，但就在这年上半年起，物价暴涨，战前每月350元的薪资，按生活指数折合，此时仅值13.6元。

　　由于昆明没有两湖和川西一带富庶，又加上外来人口压力，米价始终处于高位，所谓公米是有价无米。1940年11月，联大54位教授曾签名呼吁改善待遇，呼吁书中沉痛地提出在物价暴涨、教师待遇微薄的情况下，教师“始以积蓄贴补，继以典质接济。今典质已尽，而物价仍有加无已。……若不积极设法，则前途何堪设想。”据报道，到1943年下半年，昆明物价为抗战初期的404倍。而联大教职员薪金则为原薪金的10.6倍。陈寅恪曾有两首诗云：“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薪尚忧贫。”

　　教师收入入不敷出，很多人不得不在其他学校兼职。师范学院副教授萧涤非，先后在多所中学教课，但生活依旧困难，不得不忍痛把初生的第三个孩子送给别人抚养。闻一多家庭人口多，不得已以刻章解决生活困难，梅贻琦等联名为之宣传。梅贻琦、潘光旦、袁复礼三位教授的夫人曾组织互助组，自制一种“定胜糕”的上海点心到大街上买，赚钱补贴。等等。还有教师被迫变卖平津仓惶出走时带出的书籍、衣物等，吴晗“九年困境，债台高筑”被迫把若干有关明史的藏书让给云南大学图书馆。

　　长沙临时大学时期职员有108人，工警106人。西南联大时期职员最多时有212人（1943年，包括校医、理工各系技术员等），工警274人，共436人。该年度学生有2836人，与职工比例为5.7：1。初期，原清华职员随校南迁者有40多人，后相继离校，留校工作者只有10余人。联大职工大多数是当地新招人员，待遇低，生活困窘，行政效率较战前清华大为降低。1940年校工因生活不能维持，曾一度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这个时期学生来源较为复杂，大略分为三种：（一）“七?七事变”后到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学业的原清华、北大、南开学生，他们的学籍仍归属原校，这部分学生随毕业逐年递减。（二）自1938至1940年度，联大招收的新生或转学生。一部分通过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考录取的，这些学生大都是由沦陷区或战区流亡到大后方的高中毕业生。联大还曾按照教育部规定的条件，免试或经过甄别接受了大批新生和转学生，另外每年还有各中学择优保送生。（三）由教育部分发的或由联大当局自行接受的先修班生、借读生、试读生、旁听生和特别生。

　　当时西南联大教室的情况很恶劣，搭建的教室是铁皮屋顶，部分教室、实验室借用民居、寺庙，学生宿舍是茅草屋顶，图书、实验设备很缺乏；学生经常饿肚子，生活非常艰苦。但这没有减少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反而更加激发振兴中华的斗志。这一时期，学生流动性较大，经常有学生中途休学、退学离校，其中多数是因为贫病无法维持学业，也有一些是政治原因，也有直接参加军队的同学。1939-1946年期间毕业的学生共计3730人，其中为清华学籍有726人，为北大学籍有369人，为南开学籍有195人，为西南联合大学学籍有2440人。

　　抗战服务的光辉一页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长沙临大、西南联大学生爱国热情高涨，出现了三次大规模抗日救亡、从军热潮。校方列有姓名可查的参军人数为834人，估计实际数字不止这些，部分校友还为抗战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欢送同学参军

　　一．抗战初期的从军热潮

　　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1月开学，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并逆江而上，武汉、长沙形势危急。长沙临时大学为了支持学生的爱国热忱以及适应战时需要，决定“凡服务国防有关机关者，得请求保留学籍。其有志服务者，并得由学校介绍。”于是，不到两个月，据教务处登记簿，提出申请保留学籍、领取肄业证明和参加抗战工作介绍信的就有295人。

　　这些同学的去向大致分为两类，学习工程技术的同学大多到军事系统从事技术工作，其余的大部分都参加了战地服务团，还有一些同学去延安学习和奔赴敌后抗日根据地。

　　二．应征翻译官

　　1941年初，美国政府批准向中国支援空这力量，协助中国远征军巩固滇缅路、开拓中印公路，以打破日本对中国的封锁。自1942年，来华美军日益增多，需要大批军事翻译人员。最初由航空委员会从社会上招聘，但质量不够理想，人数也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自1941年小批征调开始，9月教育部下令内迁各大学外文系三、四年级男生应征参加翻译工作一年，到1942年回校。此次共征调70余人，大半为联大学生。也有的学生经学校介绍去参加长短不等的翻译工作。

　　1943年10月教育部下令，1943-1944学年度春季，将征调几所大学所有应届四年级身体合格的男生为美军翻译员，应征人数为310人，加上其他年级志愿应征的共400余人。中国远征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清华校友)，还直接向联大要工学院土木、机械、电机系的同学到他的部队去。

　　在大批应征的译员尚未入伍以前，就有30多名联大低年级(有个别高年级的)同学，于1943年11月14日提前报到；大批译员离校后还有人陆续应征。1941-1945年，后方大学生被征调为翻译官的约4000人，其中联大学生约400人，占10％。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后，他们大部分先后复员，有的直接毕业，有的返校补读了若干学分后毕业。

　　美国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战区对美国抗敌战争的援助，美国总统于1945年7月6日预立指令，授给作出卓越功绩的人员以铜质自由勋章(Medal of Freedom，Bronze Palm)。在52名受奖的上尉翻译宫中，有西南联大学生10人。他们代表着西南联大所有从事翻译员工作的同学得到这项荣誉，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军事翻译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

　　三．报名参加青年军

　　1944年5月起，日军连下洛阳、长沙、梧州、柳州、桂林，到10月夹攻南宁，12月占据独山直接威胁贵阳。重庆、昆明均感震动，国民政府发动青年从军运动，联大同学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踊跃报名参军。

　　12月8日，联大200多名从军同学全部参加到印度远征军，大部分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密支那附近兰伽(Ramgarl)学习汽车驾驶，属辎重兵第14团。另外1944年11月有联大理学院和工学院14位同学考取了青年军征集的空军甲种领航兵种，1945年8月抗战结束便回校复学。

　　除此之外，联大师生还有各种形式的抗战服务慰问演出与各种战地服务团，也办理为美军培养军事翻译员的培训班。联大师生将自己融入了整个抗日战争烽火之中。

　　伟大的抗日战争砥砺了伟大的中国人民，激发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孕育出的不畏强暴、不甘屈辱的自强精神，万众一心、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舍生忘死、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百折不挠、奋斗到底的坚韧精神，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宝库。西南联大所体现的，正是这种伟大的抗战精神。

　　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西南联大学生虽然学习、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是在课堂有名师指导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在课外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学生们在众多的社团、壁报、读书会、讨论会等里，开展政治、学术、文艺、体育、学生自治、社会服务等各种活动，抒发爱国热情，交流思想观点，发挥兴趣特长，提高文化素养，锻炼活动能力。

　　1938年秋，西南联大共有学生约2000人，新生约占一半。他们多数来自沦陷区，到校后互不相识，生活枯燥，更缺乏组织，没有集体活动。此时，由重庆南开中学来的几个中共地下党员，根据党在大后方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和群众团体公开化的原则，联合一些同学，发起组织“群社”，设立学术、时事、康乐、文艺、壁报、服务等股开展活动，深受广大同学欢迎，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校内最大的群众团体，也是西南联大前期影响最大的团体。学生中组织了许多进步社团，如文艺社、新诗社、剧艺社、阳光美术社、铁马体育会等，公开成立并展开活动。

阅览室勤奋学习

　　1939年3月，中共西南联大地下支部成立，袁永熙任支部书记，其后发展为总支，袁永熙、李振穆（李晨）、熊得基先后任总支书记，李之楠、邹斯颐先后任二线总支书记。

　　联大生活虽然清苦，但学习气氛非常浓厚，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很多校友回忆中，都提到泡茶馆。泡茶馆不是为了休闲，而是求学的一种表现。李政道说，当时学校晚上电灯不亮，无法看书，只好到街上茶馆里去坐。茶馆里有汽灯挂着，比较亮。花很少的钱，泡一杯茶，坐一个晚上或一天，老板都不会撵人。于是一到晚上，茶馆里满是学生，一人抱一本书看。他说，这不妨叫作“茶馆方式”的读书。杨振宁说得更具体，他记得，有一天几位同学在茶馆里谈到物理学中“哥本哈根学派”。到底这一派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同学们争论不休没有结果，回到宿舍不睡觉还争。到下半夜，有人爬起来点火照明查书，才得到结论。用“苦中作乐”、“一心向学”来形容泡茶馆，一点也不为过。汪曾祺就曾说过，他这个小说家就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联合办学的典范

　　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西南联大之战时使命完成。1946年5月4日，梅贻琦在昆明宣布西南联合大学正式结束，三所学校分别北上复员。联大师范学院则留在昆明，改成国立昆明师范学院，成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云南留下的永久纪念。

　　西南联大不只是在形式上弦歌不辍，而是在极端艰苦条件下，为国家培养出众多优秀人才。八年中，在西南联大受过教育的学生约8000人，毕业生近4000人。培养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78位中科院院士、12位工程院院士和一大批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政治家和科技工作者。西南联大创造了中外教育史上的奇迹，这本身就是对抗战胜利的最大贡献。

　　之所以取得如此成绩，主要有下面三点原因：

　　第一，正如陈岱孙先生精辟指出的，西南联大的成功归功于同学的求知愿望和教职员的敬业精神，而这二者实植根于以爱国主义为动力的信念和责任感。这是联大克服困难、成功办学的强大精神源泉。尽管办学条件艰苦简陋，但是广大师生自强不息，秉承“刚毅坚卓”校训，抱定“千秋耻，终当雪。”“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的必胜信念。正因为此，西南联大才能在风雨如晦的岁月中克服种种困难，维系了中华教育命脉，一代风华正茂的联大学子脱颖而出。

　　第二，清华、北大、南开三校亲密合作、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支撑联大度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是联大成功办学的根本保证。抗战爆发后，除西南联大其他部分学校还组建了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工学院等，但都未能成功维持下来。在战后纪念联大校庆九周年时，梅贻琦曾感慨：“前几年，教育当局说抗战中，好多学校联而不合，只有联大是唯一的，联合到底。”正如冯友兰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所说“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第三，西南联大的教育体现了科学救国、教育兴邦的思想，爱国、奉献成为师生的共同追求。联大师生自觉地将教学、科研与国家、民族命运前途结合，为抗战服务。当物理学家周培源教授的女儿问他为何放弃自己卓有成绩的相对论研究而转向湍流研究，他说：“当时我认为相对论不能直接为反战服务。作为一个科学家，大敌当前，必须以科学挽救祖国，所以我选择了流体力学。”清华还独自努力办好航空工程、无线电、金属学、农业、国情普查研究所，提出“将研究事业更加扩展，冀由学术研究，增强抗战力量。”

　　第四，西南联大在昆明驻足八年，在物质与精神上，均得到了云南各界的大力支持。这些宝贵的支持，对西南联大生存、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联大师生与云南各界人士结成了深厚的情意，将云南看成自己的第二故乡。清华北还之际，云南全省商会联合会、昆明市商会分会分赠三校“复校纪念”联幅，其中赠清华的联幅为：

　　万里采葑来载将时雨春风已为遐方开气运

　　九年移帐去种得天南桃李常留嘉荫咏清华

　　1946年8～10月，清华师生带着胜利的喜悦回到清华园，面对惨遭日军蹂躏、满目疮痍的校园，以高昂的斗志投入到复校工作中去，清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程。

　　延伸阅读：

　　闻一多，1899年生于湖北浠水，原名闻家骅，号友三，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在闻一多短暂的一生中，他的思想经历和人生道路几经变化，然而不变的是贯穿其一生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1922年负笈清华整整十载的闻一多于清华学堂毕业，受蔡元培美育救国思想的影响，他满怀爱国热忱赴美留学。

　　之后他感到“美利加非我能久留之地也。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按清华规定，公费留美的学习年限是五年，但他只呆了三年，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不堪忍受民族歧视的屈辱。

　　20世纪20年代闻一多先后出版诗集《红烛》、《死水》，以及他对新诗理论所做的重要贡献，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除诗歌外，他还多有美术、戏剧等创作。郭沫若评价说：“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

　　1932年起他执教清华中文系，深受学生喜爱：“《诗经》虽老，一经闻先生讲说，就会肥白粉嫩地跳舞了；楚辞虽旧，一经闻先生解过，就会五色斑斓地鲜明了。”他的课不仅座无虚席，有时“甚至连门外、窗外都站满了人”。联大时期，文、理学院甚而工学院的学生宁肯“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也不愿错过闻一多的一堂课。

　　在不同人的眼睛里，闻一多是诗人、学者、美术家、教育家，乃至民主斗士，归根结底他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身上具有中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品德。

　　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各界追悼李公朴的大会上，他明知自己就是下一个被谋杀目标，仍悲愤难忍地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就在回家的路上他和长子闻立鹤双双倒在国民党特务的乱枪之下。毛泽东赞扬闻一多“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现了中国人的骨气。在民族危亡面前，闻一多表现了争民主、争自由、反专制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正如他在《最后的演讲》中所说：“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转自《清华人》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