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作者：史轩

1925年，清华学校成立大学部的同时，又增设了一个研究院，成为校内与大学部、旧制留美预备部并列的三个相对独立的教学单位之一。由于经费问题，研究院第一年先设国学一科，拟再陆续添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科目。但揆诸实际，研究院以国学一科贯其始终，因此，习惯上又称研究院为国学研究院。

清华研究院在短暂四年中，开创出一股研究国学的新风气，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研究院开创的优良传统，在清华园延续，成为清华英才辈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创办背景

　　近代以来，欧风美雨汹涌东来，国内有心者常思融会中西，贯通古今，为中国新时代创造新文化。清华创办研究院，即是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要求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的体现。具体而言，有以下起因：

　　第一，时值一批有识之士呼吁“振兴国内高等教育”，清华正在筹备改办大学，以提升办学程度。清华成立研究院，招收各科大学毕业生，从事专门研究以实现学术独立，是改办大学的内容之一。

　　第二，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等人发起整理国故运动。1921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所，作为具体推动这一运动的机构。东南大学、厦门大学也分别于1923年、1926年设立研究国学机构。为扩大运动的影响及壮大实力，胡适多次建议母校清华创办类似机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与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成为上世纪20年代关于国学最大的两件事情。

　　第三，自清华建校之后，屡被社会指责为“洋奴学校”忽视中国文化和国情知识的研究。梁启超就曾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同时，校内很多学生也呼吁学校重视国学。1924级学生施指出：“清华本是预备留美学校，所以一向的方针，似乎仅是培养预备留美的人才——能够入美国大学，能够应付美国环境的人才。这是把手段看作目的的错误。”建议学校重视国学应“拟定出洋前必需的国学程度”。

　　当时，这些校内外的舆论无不影响着学校“改大”的思考。从改变学校以美国马首是瞻的形象着眼，要重视国学；从推进国家教育独立着眼，也要加强国学；从改进和发展国学的研究，也要加强国学。经过多次研讨，学校决定建研究院并先设国学一科。

　　延聘名师

　　1925年2月12日，研究院筹备处正式成立，学校任命吴宓为筹备处主任，并派卫士生辅助打理筹备事务。清华非常重视延聘优秀师资，曹云祥校长与吴宓等，积极物色国内著名的学者来校任教，可谓不遗余力。

　　研究院对师资选择标准很高，吴宓表示，研究院对于教授讲师，“务敦请国内硕学重望”，具备三种资格：（一）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二）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三）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人正是据此标准设帐清华，他们以自己精深的学问、开阔的视野，为清华，也为全国开拓了会通中西、古今贯通的学术与教育传统。

　　曹云祥曾请教胡适如何创办国学门，并想请胡适来清华担任研究院导师并主持研究院。胡适谦虚地表示：“非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胡适推荐的三人中，除章太炎推辞不就外，梁启超与王国维同意移教清华。1925年2月13日，吴宓带着校长曹云祥签发的聘书，来到北京城内织染局10号，恭谒王国维先生，请其出山。

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又字伯隅，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近代著名的学术大师。通晓日、英与德文，对康德、尼采哲学素有研究，在历史、考古、文学、戏曲、音韵、古文字和西北地理等多种学科中，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划时代的贡献，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郭沫若高度评价“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他的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汉晋竹简和封泥的研究，都是划时代的工作。”

　　吴宓非常佩服王国维博大精深的学识，他说：“王先生古史及文字考证之学冠绝一时。”吴宓走进王宅，见到王国维，先恭恭敬敬地鞠了三大躬，然后才说明来意。王国维不满北京大学国学门某些做法，半年前刚辞去北大的职务，他本无意应聘清华，但吴宓表现出来的诚意让他大受感动。在他看来，这不仅是对个人人格的尊重，更是对整个文化传统的尊重。因此，他决定接受聘请，来清华教书。在应允来清华任教之前，王国维还赴天津，请示逊帝溥仪，得溥仪首肯后才最终决定来清华任教。因此，王国维来清华是“面奉谕旨命就清华学校研究院之聘”的。学校请他任研究院院长，但王国维以无意行政事务坚辞，只任专任教授。

　　聘请王国维的同时，2月22日，吴宓赶赴天津，谒见另一位学术大师梁启超。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式”的巨人。他以一支常带感情的如椽大笔，写下一千多余万字的煌煌巨著，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当时，学术界公认“太炎为南方学术界的泰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的北斗。”

　　梁启超与清华关系密切，早在1914年冬，梁启超即因清华幽静而暂居清华园从事著述，写成《欧洲战役史论》一书。梁启超在清华住工字厅西客厅，取名“还读轩”。梁氏与清华师生朝夕相处，“感情既深且厚”，“觉无限愉快”。书成后并赋诗一首，赠清华师生。此后梁启超不时来校讲学。从1923年9月起，梁启超开始在清华长期讲学，所开“最近三百年学术史”与“群书概要”，受到清华同学的热烈欢迎。每个星期，他在清华四天阅读、讲课或辅导学生，在城内三天，处理其他事务。此时的清华，已经成为梁启超主要活动地点之一。因此，当吴宓表明来意后，“梁先生极乐意前来”。

　　在吴宓、张彭春、丁文江与梁启超等人的积极推荐下，清华又相继聘请了陈寅恪、赵元任与李济等学术名师。陈、赵、李当时年富力强，正处于事业的爆发期。

　　1925年秋，研究院教职员共有11人。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4位教授，李济为讲师，陆维钊、梁廷灿、章明煌等3位助教，卫士生为事务员，周光午为助理员。至研究院结束，先后任教的还有赵万里、浦江清、杨逢时、蒋善国等四位助教，马衡、林志钧等两位讲师。

　　研究院师生之间关系融洽，治学与为人并重，穆然有鹅湖、鹿洞之遗风。教师之间，相互尊重。研究院教师，若论年龄及社会影响，梁启超均大于王国维。但研究院导师的排名，一般是王国维在先，梁启超在后，这是由于梁启超的谦让与推崇。吴其昌回忆道：“先生之齿，实长于观堂先师，为全院祭酒。然事无拒细，悉自处于观堂师之下。”老师对学生，也非常爱护。姜亮夫眼睛高度近视，王国维不顾自己视力很差，晚上坚持送姜亮夫过桥，怕出意外。多年以后，姜亮夫对此事仍感佩不已。陈寅恪曾给研究院学生撰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既有对梁启超、王国维的敬重，也有对学生的期望。

　　教学科研

　　清华因其独特的建校背景与别具一格的校园文化，校内中西文化交汇，在这个典型的文化接触地带。吴宓贯彻他一向提倡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理念，筹备研究院国学门。

　　在研究院开学典礼上，吴宓发表演说，阐述研究院开办旨趣：（一）在新旧递嬗之际，对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二）对中国固有文化，须有通彻之了解；（三）为此，必须有高深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柢者进修之地，且不必员府欧美多耗资财，所学且与国情隔阂。此即本校设立研究院之初意。

　　针对当时国内国学研究“或则陈腐，嫌其过旧；或则偏激，强名曰新；或则但务琐屑之考据；或则徒事浮华之辞章。”吴宓提出，国学研究应该树立两个目标：第一，整理全部材料，探求各种制度之沿革，溯其渊源，明其因果，以成历史的综合。第二，探讨其中所含义理，讲明中国先民道德哲理之观念，其对于人生及社会之态度，更取西洋之道德哲理等，以为比较，而有所阐发，以为中国今日民生群治之标准，而造成一中心之学说，以定国是。如能实现第一个目标，则中国之文明，可以昌明树立于世界；实现第二个目标，则中国对于全世界之迷乱纷争，或可有所贡献。

　　在此思想指导下，国学研究院采取了异于国内其他大学的国学研究之道，即“注意准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

　　从体制和功能看，研究院没有北大国学门那样复杂的建制和多功能特征，而纯粹是一个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教育机构。围绕培养目标，研究院在招生、学习和毕业等环节上，都有一套相当规范的操作制度。

　　研究院招收对象，除“国内外大学毕业者或具有相当之程度者”外；还有“各校教员或学术机关服务人员，其有学识及经验者；各地自修之士，经史小学等具有根柢者”。学生经录取后，须按期到院，常川住宿，屏绝外务，潜心研究，笃志学问，尊礼教授，并不得有逾越行检，妨害本院之行为。研究期限以为年为卒，但遇有研究题目较难、范围较广，而成绩较优者，经教授许可，可续行研究一年或二年。研究院四年间共收四届，录取74人；除有2人退学和4人病故外，实际完成学业68人。他们后来有的执教于大中学校，有的任职于文化学术机构，都在为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而尽心尽力。

　　研究院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充分发挥各位教师的特长和主动精神。《研究院章程》明文规定：“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方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根据《章程》，研究院教学方式分为“普通演讲”和“专题研究”。普通演讲即课堂讲授，由各教授就自己的专长和治学心得开课，供诸生必修或选修；如同一课几位教授都有精深研究，可同开此课各讲各的心得见解，任学生自由选一教授从业。专题研究就是由教授个别指导，学生进行的课题研究。各教授就自己的专长提出指导范围，然后让各生根据自己的志向、兴趣和学力，自由选定研究题目，选定后不得中途变更。学生可随时向导师请业问难。《章程》规定“教授于专从本人请业之学员，应订定时间，常与接谈，考询成绩，指示方法及应读书籍。”

　　各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严格按《章程》执教。

　　王国维开的普通演讲有：《古史新证》、《说文练习》等；指导专题研究的范围是：经学、小学、上古史和中国文学等。

　　梁启超开的普通演讲有：《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儒家哲学》等；指导专题研究的范围是: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等。

　　陈寅恪开的普通演讲有：《西人之东方学》、《目录学》和《梵文—金刚经》等；指导专题研究的范围是：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等。　　

　　赵元任开的普通演讲有：《方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等；指导专题研究的范围是：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等。　　

　　李济开的普通演讲有：人文学等；指导专题研究的范围是：中国人种考等。

　　研究院的课程，兼具广博与精深，不少即使在今天，仍然属前沿性质。刘梦溪指出，研究院讲授内容已经超越了一般所谓国学的范围。事实上王国维、陈寅恪的学问途径，与西方汉学的方法多有一致之处，原本就是国外汉学界最看重的中国学者。赵元任的语言学研究，也属于现代语言学的范畴。李济的民族学和考古学，更直接运用了人类学的方法。清华国学研究院应该是新的国学，而且是与西方汉学联系在一起的新的国学。

　　研究院教学、研究并重，著述甚丰。研究院的出版刊物主要有三种：（一）教授主编之丛书，比如王国维的《蒙古史料四种校注》、陈寅恪的《大宝积经论》、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李济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等；（二）《国学论丛》，到1929年3月共出版二卷六期，内容除本院教师之著作外，凡学生之研究成绩，经教授会同审查，认为有价值者及课外作品之最佳者，均予登载，比如刊载有吴其昌的《宋代之地理史》、周传儒的《中日历代交涉史》、刘盼遂的《说文汉语疏》等；（三）《实学月刊》，本着“经以明圣贤之心，攻诸史以寻治乱之迹。汇百家之学，集万国之观……洽于古今，通乎中外”的宗旨，前后共印行六期，这些学生的著述，受到校内外学人的瞩目。其中代表性著作如：高亨的《韩非子集解补正》、吴其昌的《三统历简谱》、王镜第的《周官联事考》等等。这些研究成果以及对我国国学研究的贡献，都大为可观和令人称道。

　　研究院共招生四届，毕业68人，其中王力、贺麟、张荫麟、吴其昌、姚明达、周传儒、徐中舒、姜亮夫、陆侃如、刘节、刘盼遂、谢国桢、罗根泽、蒋天枢等，日后都成为我国20世纪人文学术的中坚力量。

　　结束

　　关于研究院停办的原因甚多，比如：失去王国维、梁启超两位教授，大学部与研究院学生之间的利益冲突等。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校内资源分配冲突。1928年，国民政府委派罗家伦出任校长。在罗到职前，清华学生会成立了校务改进委员会，在教师的支持与帮助下，推派代表带着改进意见书赴南京与罗进行谈判。当时提出了八点意见，其中第五点就是：“停办国学研究院，从速筹备大学毕业院。”所以，罗家伦在1929年清华毕业典礼上致辞时说：“这次毕业共有三班，大学部有84人毕业，这是第一次；留美预备部有37人毕业，恰巧又是最末一次；而国学研究院的同学，这也是最后的一班。”实际上正式宣布研究院的结束。

　　清华研究院在短暂四年中，开创出一股研究国学的新风气，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研究院开创的优良传统，在清华园延续，成为清华英才辈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延伸阅读一：吴宓

　　吴宓(1894～1978)，1894年8月20日生于陕西省泾阳县西北乡吴堡世家。谱名玉衡，乳名陀曼，1910年报考清华改名为吴宓，字雨生，亦作雨僧，别号藤影荷声馆主，偶署笔名余生等。1916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翌年赴美国留学，初入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后改入哈佛大学，1921年6月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应梅光迪之邀受聘东南大学教授，与梅光迪、胡先、柳诒徵等人筹办《学衡》，并任主编。他是“学衡派”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吴宓

　　1924年，吴宓转任东北大学教授。清华看重他知识渊博、酷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他对中西文化的会通，乃聘请他回母校主持筹办研究院，时人皆谓“清华得人”。

　　1925年，吴宓接受清华学校曹云祥校长聘请，回母校筹办国学研究院并任主任，此后长期在清华任教。1926年3月，任清华大学部西洋文学系教授，曾代理外文系主任。1946年，转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兼任系主任，1948年受聘四川大学教授。解放后长期在西南师范学院任教，1978年病逝。

　　延伸阅读二：王国维纪念碑

王国维纪念碑

　　第一教室楼北端后山之麓，有一座庄严肃穆的纪念碑，正面端书“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这是为纪念王国维先生而建。

　　1927年夏，王国维感于“世变”，于6月2日，自沉于昆明湖，清华痛失名师，全校师生痛悼。陈寅恪哀悼“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王力挽诗有“海内大师谁称首？海宁王公驰名久”。

　　1929年夏，清华国学院停办，该院师生为纪念这位杰出的学者，募款修造了这座纪念碑。陈寅恪撰写碑文，梁思成拟定碑式，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纪念碑文语意深长，为一时杰作。其文曰：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辞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此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原载《清华人》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