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作者：史轩

　　周诒春提出改办大学报告

　　晚清以来出现几次留学热潮，打开了中国走向世界、了解世界之门。游美学务处成立并选派直接留美生，以及清华学堂、清华学校学生公费留美，是中国近代留学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晚清以来的留学热潮注入了新的内容与活力。但是伴随着留学热潮，也有许多人对留学花费过多提出了批评，他们主张应加强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

　　王国维在1906年指出，“吾国之所素乏及现在之所最需要者，高等及中等教育也。”“高等教育既兴，则外国留学可废。”他认为“留学生之数之多，如我中国之今日，实古今中外之所未有也。通东西洋之留学生不下万人，每人平均岁以五百元计，则岁需五百万元；以此五百万兴国中之高等教育，不虞其不足，即令稍有不足，其受教育之人数必倍于今日之留学生之数无疑也。”

　　1914年，胡适在《留美学生年报》发表《非留学篇》，批评政府舍本逐末，“不知振兴国内教育，而惟知派遣留学。”美国退还大笔庚款，“足以建一大学而有余”，但政府却只用来资助学生留美。胡适特意提到“其赔款所立之清华学校，其财力殊可作大学，而惟以预备留美为志，岁掷巨万之款，而仅为美国办一高等学校，岂非大误也哉！”他认为“留学乃一时缓急之计，而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乃万世久远之图；留学收效速而影响微，国内教育收效迟而影响大。”

　　针对国内外舆论，以及国内教育事业发展形势和清华学校自身发展需要，1916年，校长周诒春第一次提出清华应向完全大学过渡。

　　周诒春（1883－1958），字寄梅，190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入威斯康辛、耶鲁等校学习教育、心理等专业，1913年起任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作为有留洋经历的教育家，了解国内外舆情变化。加之到1916年，清华已度过5年的创建时期，进入“发展时期”。周诒春认为，清华有良好的基础，为图久远之计，将清华“逐年扩充至大学程度”，是学校今后发展的“当务之急”。否则，到1940年庚款还清之后，清华经费将难以为继，因此不如未雨绸缪，渐求扩充，早定基础。

　　周诒春从三个方面谈清华改办大学的必要性：一、“可增高游学程度，缩短留学年期以节学费也。”二、“可展长国内就学年限，缩短国外求学之期，庶於本国情形不致隔阂也。”三、“可谋善后以图久远也。”

　　以上三点，归根结底，“皆为广育高才，撙节经费藉图久远之计。”周诒春指出：“我国地大物博，已设之完全大学，寥寥无几。当此百度维新之候，尤宜广育人才，以应时需。”显然，周诒春的改办大学计划，既是对晚清以来社会对留学制度批评的正面回应，如第一、二点；也是从清华自身发展出发的长远设计，如第三点。尤其是第三点，周诒春校长深谋远虑对清华的未来具有危机感，正如一位校友评价：“他要在庚款尚能有效运用时期，将清华办成一所完善的大学，将来我们的学生可在国内读大学，留美后即入研究院，研究高深学识。”

　　清华学校提交报告不出半月，外交部即予批准，并令周诒春悉心规划。得到批复后，周诒春即开始着手改革课程、选聘教员以及增添设备，并开始兴建早期“四大建筑”大礼堂、图书馆、科学馆和体育馆等馆舍。清华得到较稳定的发展，学校初具规模。

　　正当周诒春积极推动清华改办大学之时，1917年下半年，社会上一些人却肆意批评周诒春“妄糜巨款，营私害公”，言辞十分激烈。经外交部派人核查，攻击之辞大多不实，但于1918年11月周诒春仍以“力微任重、劳顿成疾”为由辞职。

　　校长更迭风波

　　周诒春辞职后至1922年曹云祥出任清华校长期间，不到4年内先后有赵国材（代理）、张煜全、罗忠诒、严鹤龄（代理）、金邦正、王文显（兼代校务）等6人任职长校。校长是一校最高领导，对一个学校的发展至关重要。“清华历来所有的权衡，一切的责任，完全集中在校长一人身上。学校一个时代的精神如何，就看校长的态度怎样。”校长的频繁更迭，使清华改办大学一事进展缓慢。曹云祥感叹：“周校长离校后，学风衰颓，校长数易，仅改组董事会以求维持局面，更无计划之可言矣。”

　　在这些校长中，赵国材代理校务时间较短，对改办大学推动不大。

　　张煜全来清华之前任外交部参事秘书，曾担任过清华第一届董事会董事。他任校长一年，病假半年以上，极少与学生见面。五四运动以后，他派巡警干涉学生会成立大会，还把电灯关灭，引起学生公愤。学生当即宣布罢课抗议，引发清华学生第一次赶校长的风潮。张煜全因此于1920年1月30日被迫辞职。同日，外交部任命罗忠诒任清华学校校长。但这一任命遭到学生反对，罗忠诒未到校便辞职了。

　　经过“驱张拒罗”之后，暂由学校董事会主席严鹤龄代理校长。严鹤龄精明强干，可惜其志不在清华，几个月后又回到外交部任职。他任校长“纯是过渡的性质，讲不到什么失败成功。”

　　接着外交部任命该部参事金邦正为清华学校校长，他是清华1909年第一批直接留美生。金邦正上任不久，因协同董事会压制学生运动，引起学生强烈反对。1921年秋开学时，全体学生相约拒不出席金邦正召集的开学典礼，金邦正只好借故悄然离校赴美，校务由教务主任王文显代理。学生会就趁此去信请其辞职。1922年4月22日，外交部正式调离金邦正，任曹云祥代理清华校长，后正式任校长，清华校务始告稳定。

　　这些校长对清华改办大学，有所推进。1918年2月，赵国材呈请“增高程度，升为大学，各生由大学毕业，再行派美，则既可缩短留学期限，亦可减轻留学经费。”张煜全就筹办大学一事，在全体中西教职员会议上通过设立“大学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定计划，逐渐增高本校之程度，期跻于完全之大学。”　　1920年1月，张煜全将该会的工作计划呈报外交部。这个计划最重要的一个措施是决定逐渐停办中等科，“而以办中等科之力量与经费，改办大学。”计划决定，自1920年起停招中等科一年级新生，三年后在校该科学生全部结业，中等科即告结束。高等科仍保留，并扩大学额。1921年又将高等科四年级改为大学一年级。这些年清华虽然办了大学程度的班级，但这毕竟不是彻底改办大学的措施。

　　推动改办大学进展的因素

　　20世纪20年代中期，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客观上出现了有利于清华改办大学的因素。

　　第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教育界爱国人士掀起的教育改革运动，促进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界出现了“改大潮”。

　　1912年全国公立和私立大学仅为4所，1922年有19所，到1925年增为47所。全国大学生也由1912年的2000余人，增至1925年的2万余人。在大学教育迅速发展的形势面前，清华自然不安心于将大量人力物力仅投于中等教育。1924年，曹云祥曾不无忧虑地指出：“迩来中国学潮变迁，提高程度，各处中学专门学校，纷纷改为大学，于是清华不改大学，则落于人后，不得并驾齐驱。”

　　同时，清华相对其他学校经费较为稳定，设备优越，改办大学条件更为成熟。曹云祥指出：“其他各校，虽受经济束缚，尚且改办大学，清华经费较为稳固，更当有此一举。”

　　第二，清华校友的积极呼吁与极力推动。国内外清华校友看到北京大学富有朝气，以及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影响力，迫切要求改革，认为清华有必要也有能力自办大学。

　　1920年冬，清华同学会北京分会组织成立“清华幸福委员会”，专门推动清华改办大学。此时，随着一批校友纷纷回国服务母校，1923年6月清华教职工为97人；10月的一份统计表明，返回母校任教的清华校友达31名，占教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同时期外籍教师只有17名。这批回国校友逐渐改变此前中国教师地位低下的局面，成为清华的新兴力量。梁启超在1925年即观察到“今之清华，渐已为本校毕业回国同学所支配；今后此种趋势，当益加强烈。”还有许多身在美国的校友，也和校内学生一道，对清华改办大学积极建言献策。清华校友，无论国内国外、还是校内校外，成为改办大学的一支积极的促进力量。

　　第三，经费问题也是推动清华改办大学的一个重要而现实的因素，周诒春在1916年的报告中就已提出这个问题。为了延长清华的寿命，只有减少留美学额，节省经费，积储基金，自办永久性的大学。这样在1940年退款告罄后，清华仍可利用节余之基金及其利息，继续存在下去。加之1920年以后，由清华资送或津贴的留美人数激增（由1913年的265人，增至1920年的408人，1923年又达471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留美生活费用也上涨，以致“每年留学费，约占（每年退还的）赔款四分之三”，学校经费入不敷出，1923年经费赤字达15万元。长此下去，不到1940年，清华经费就难以为继。因此，学校不得不采取紧缩的方针，改办大学以节省留美学务经费即为紧缩内容之一。

　　由上述因素促进，加之曹云祥掌校后校务日趋稳定，清华改办大学的步伐大大加快。

　　大学部成立的经过与变革

　　1922年曹云祥任清华学校校长到1923年9月张彭春来校任教务长，在上述改办大学推动因素的作用下，改办大学的工作加速进行。学校成立了关于清华校务的“调查委员会”，积极研究改办大学事宜。

　　1923年2月，曹云祥提出“十八年（1923-1940）计划”，筹划逐步改办大学的具体方案。校方组织了“课程委员会”，策划改办大学的一切具体步骤与措施。课程委员会先后三次提出改办大学方案，最后由教职工会议通过，决定自1924年起为大学筹备期。从这一年秋天起，开始逐年停招留美预备生（旧制学生）。至此，清华学校改办大学的计划，由酝酿阶段正式进入实施时期。

　　1923年11月初，清华教职员会通过《清华大学总纲》，明确了“清华希望成为一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的目标，强调“教育应特别奖励创造学习、个人研究及应付中国实际状况及需要之能力。”由此，清华大学从一开始就明确了学校任务是培养国家急需人才，尤其要造就各方面的杰出领军的人才（即领袖人才）。

　　1924年2月，清华学校聘请胡适、范源濂、张伯苓、张景文、丁文江等人为大学筹备顾问。是年10月，清华学校“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并讨论通过《清华大学之工作及组织纲要》。《纲要》确定了清华大学的组织单位、筹备工作次序等计划。翌年4月，外交部批复同意。学校随即按照《纲要》成立了“临时校务委员会”，由曹云祥、张彭春等10人为委员。临时校务委员会负责将清华学校改组为大学部、留美预备部和研究院三部分，并决定到1929年旧制生全部毕业后，留美预备部停办。1925年秋，清华校务会议决定张彭春任大学部主任并兼任留美预备部主任。

　　1925年5月，大学部正式成立，并开始招生。这年共招收大学普通科一年级学生（称新制生）132人，报到者有93人，这便是清华大学历史上的第一级学生。清华学校大学部“以在国内造就今日需用之人才为目的，不为出洋游学之预备”为办学方针。1926年起规定学制4年，大学部改成四年一贯制正规大学。1926年大学部共设17个系，其中已开出课程的有11个系：国文学系、西洋文学系、历史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教育心理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农业学系和工程学系。暂未开出课程的有6个系：哲学系、社会学系、东方语言学系、数学系、体育学系和音乐系。至此，清华改办大学的初步框架形成。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将奉系军阀赶出北京，原由北洋政府控制的清华学校，转归南京国民政府管辖。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将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罗家伦任国立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此后，清华就以一完全的、独立的大学耸立于中国的大地上。

　　余论

　　清华改办大学从1916年提出，经几任校长近10年的努力始告成功，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清华改办大学是清华发展的重要里程，除了是为适应当时国内外教育发展进行的改革，也是清华面对社会舆论和要求的自我调适。

　　清华因其特殊的建校背景，甫一成立便面临其他学校所不曾面对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一是对外问题，即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与紧张。“在帝国主义不断压迫，及民族主义怒潮澎湃之时，清华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

　　早在1908年，章太炎就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撰文批评美国“退款”办学倡议，认为“美之返岁币也，以助中国兴学为辞，”实则是“鼓铸汉奸之长策”，清政府“妄遣十百少年”游学美国，“有百害而无一利”。进入20年代，国内民族主义思潮高涨，清华受到更加猛烈抨击。社会上部分舆论指责清华为“买办学校”、“洋奴学校”，培养的学生是“感化受美最深”，“未‘出’而先‘洋’” “预备‘留美’，而未尝预备‘回国’，可耻孰甚。”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肖楚女批评帝国主义“通过退回庚款办清华这样的买办学校，一天一天地陆续制造出这种卖国的买办。”现在来看，这些观点未尽全面，但在当时，思想界、舆论界颇有对此种言论的支持者。

　　二是对内问题，即清华与国内兄弟院校在经费来源上的紧张与冲突。清华办学经费来自庚子退款，充裕而稳定。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国内其他学校因经常欠薪、停薪而闹罢教、罢课。“在全国教育经费普遍严重匮乏的情况之下，清华一枝独秀，自然会引起社会不平之鸣，到底平等与特殊，何者为异？”

　　1924年，有人批评“清华虽比较的不无成绩，然费钱如彼之多，仅仅造就少数学生，实属太不经济。且此少数人中，有一部分将来未必能为有用之材，而亦费如许金钱供其读书，尤为不经济之极。”“国家年费百十钜万之资，半以供各省署及外交部员子弟友好之享用，返观京内及各省公立学校数十百万之学生，率因教育经费无著而几于失学，谓为教育界中之一大失策，谁曰不宜？”

　　由于这两个问题长期存在，并与诸多政治、社会、教育问题相纠结，令清华处于非常尴尬的窘境。社会上对留学政策、清华教育的批评，大多与此有关。面对这些问题，清华必须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办学定位与治学态度。因此有着特殊的建校背景的清华改办大学，正是清华面对社会要求所进行的一次积极主动的自我调适，面对国家需求所进行的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学习生活在“国耻学校”的清华人，带着更为强烈的爱国情结，不断努力探索着振兴中华的真理，清华迅速成为当时中国高校的“新军”。

（原载《清华人》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