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六十年的朋友不容易呀！”躺在北京协和医院病床上的曹禺深情地注视着我的父亲杨村彬和母亲王元美。曹禺因肾功能问题住院多年，父亲和母亲每次去北京总要去医院探望他，他常常说这句话。我母亲与曹禺认识六十年了，和郑秀认识更是六十多年了，他们都是我父母的好朋友，郑秀是曹禺的原配夫人，他们有两个女儿，解放初他俩就离婚了，他们之间又是怎样的一段姻缘呢？

本文作者杨乡根据自己母亲王元美的讲述和日记写下的《我所知道的曹禺与郑秀》。

女中高材生郑秀

1927年我母亲在北平灯市口的贝满女中读初中就认识了郑秀，都是十几岁的小姑娘，她们被分配住在学校二楼的同一间宿舍，同屋还有个女生，郑秀是三个人里年龄最大的，她很严肃，像是这间宿舍的室长，她分派大家轮流值日，收拾房间，可她要求很高，总嫌别人做得不好。当初我母亲与郑秀关系并不融洽。郑秀在班上是有名的书虫，用功至极；而我母亲爱玩，各种球类都喜欢，课间休息都要去练投篮，还喜爱文娱活动，跳舞、演戏等等，两个人的兴趣完全背道而驰。她们两人又是怎么会发展成为好朋友的呢？读高中时郑秀已经不与我母亲住同一间寝室了，一次在大考前，郑秀忽然问我母亲：“你功课都温习好了吗？”我母亲说：“有的还没看过一遍呢。”郑秀就约她当晚一同去开夜车。母亲很犹豫，但也有些好奇，想不出熄灯后她能到什么地方去开夜车？郑秀像大姐姐似的很自信，带着命令的口吻说：“晚自习后，你跟着我一块去！”那晚母亲跟着去了，原来在学校后院的几间小琴房里，外面黑黢黢的，里面已经有人在温习功课了，她们用布挡着窗户，包着灯泡，坐在里面看书很安静，母亲开始感到郑秀自信得很可爱，对她的印象有所改变。中学毕业我母亲被保送燕京大学，而郑秀考取了清华大学，当时清华大学刚开始招女生，全校女生很少，贝满有三位考上清华，除郑秀外还有石淑宜、贺恩慈。

30年代在四川江安合影，左一张俊祥，左二曹禺，右二吴祖光，右一杨村彬

曹禺当导演

1932年我母亲17岁就进入燕京大学主修国文，仍喜欢搞戏，创办了话剧研究社，与刁光覃、夏淳一起演出了田汉的《南归》；系主任郑振铎老师邀请了北昆的韩世昌、白云生等老艺人来校演昆曲，母亲又创办昆弋研究社。话剧研究社筹备演出多幕剧《晚宴》，有同学到清华大学找导演，就把曹禺请过来了。曹禺矮矮的小个子，圆圆的脸，戴副眼镜，眼睛特别大而且明亮，穿件蓝布大褂，大襟上别一支钢笔，围一条羊毛围巾，是典型的北平学生模样，他的外貌很不起眼。一见面曹禺就问打算用多少时间排《晚宴》？当得知排一个月，他就很果断地说：“不行！这么个多幕大戏，一个月排不出来的。”我母亲当时只是爱好，其实不懂话剧艺术，感到他也太严肃了。曹禺说一个月顶多排一个独幕剧，他就推荐了《伉俪》，是他从英文独幕剧《Whose money》翻译的，他说这是个喜剧，很有趣，保证三分钟有一个笑料。母亲他们就只得同意换戏，但是不明白曹禺怎么有这么大的派头？第二天，曹禺带了另一位同学来，介绍说：“这位是孙浩然同学，专门搞舞美设计的，他把舞美设计草图带来了。”曹禺解释说，舞台上只搭房间的一角，一个三角形，一边有门，一边有窗子，一只保险箱，一把椅子，这样很简单的三角形也显得热闹一些。戏里只有三个角色：一位怕老婆的老爷、一位太太、还有个小偷。让我母亲演太太，母亲很不愿意演这个角色，因为当时女学生都怕演结了婚的女人。曹禺规定每天都要排戏，他天天骑自行车到燕京，准时而认真，这是母亲生平第一次这样认真地排戏。排戏时曹禺喜欢示范表演，他在南开大学读书时就演戏，而且总演女角，因当时女生都不肯演戏。他演过《玩偶之家》的女主角娜拉，又弹琴又跳舞，轰动一时。曹禺排戏时很认真，我母亲总觉得好笑，曹禺就说：“你别笑，台上演员笑了，台下观众就不笑了。”母亲平时就是个爱笑的人，就问：“如果要想笑怎么办？”曹禺说：“你就咬嘴唇，实在忍不住，只好背过脸去。你不要老想你是王元美，要想你有个不争气的丈夫，爱赌博，输了来偷自己家的钱……”可那时母亲根本不理解演戏是神圣的，更没想到戏剧会成为她终身事业。那次演出获得成功，赢得满堂喝彩和笑声。母亲与曹禺从此成为朋友，曹禺还送给母亲一本新写作的剧本《雷雨》，母亲一直没有翻阅，还是我舅舅王元化发现了很快读完，认为写得太好了。这个剧本最初在国内没引起注意，后来日本发现了，首先上演获得巨大成功，国内才开始注意，成为全国上演的名剧。

《安魂曲》剧照，左一曹禺，右一张瑞芳

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时，曹禺曾去参加留学美国学戏剧的考试，当时只有两个学生应考，另一个就是张骏祥。那时曹禺已经是有名气的人了，可是他这次没有考取，张骏祥考取了，令人惊讶。据说张骏祥英文好，又喜爱舞美设计，对舞美设计的专业名词都知道，如：翼幕、角灯等。那时耶鲁大学是招一名舞美设计学生，而曹禺却是擅长戏剧文学，所以没有录取。在清华大学曹禺与郑秀已经开始谈恋爱了，郑秀常常带着曹禺到我母亲家玩，曹禺是湖北同乡，对我外婆煨的藕汤很欣赏，合胃口，母亲每次回校总要给郑秀带点菜去。郑秀肤色较差，眼睛很大，只可惜鼻子过于高了，大了，清华的男同学们给她起了个绰号叫“象娘娘”。不知道曹禺怎么会爱上郑秀的？可反过来看，郑秀是个很自负的人，又好排场，她一向喜欢外表漂亮的、身材高大的、西装革履的时髦青年，怎么会爱上一个身材矮小，穿件蓝布大褂有点寒酸，无钱无势的曹禺呢？对于他们的相爱，同学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在江安婚姻亮红灯

抗战爆发，我母亲逃难到四川，与我父亲结婚后一起到江安，在由余上沅担任校长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教书，在这里又遇见曹禺和郑秀，他们已经结婚，曹禺是剧专的教务长，郑秀成了教务长夫人了。

江安是长江上游的一座小城，为躲避昼夜轰炸的日本飞机，国立剧专只得搬到这里。我父母刚新婚，在这小地方生活很新鲜，时常与学生和教师一起外出爬山，在家里做游戏，倒也很快乐。一起玩的教师有张定和、吴祖光、张骏祥、沙梅、吴晓邦等，他们大多是单身，有的结了婚，老婆不在身边。曹禺也常参加师生的活动，当时曹禺的《雷雨》已在全国公演，他已经是很有名气的人了，可他还是那么朴实，冬天穿件灰色旧棉袍，两手喜欢拢在胸前。他喜欢用手去捏耳旁长的小肉瘤，大家开玩笑说那是他的“智慧瘤”。他每次走了，必定再敲门回来，说是帽子忘了，回来拿帽子的。原来他总是把帽子放在他坐的椅子上，被他自己坐瘪了，走的时候就忘了拿，时间久了，大家就拿着帽子追出去，引起一阵笑声。

原国立剧专师生80年代在北京聚会，前排左三吴祖光、左四张俊祥、二排左二杨村彬，后排左二王元美，右三曹禺

曹禺的编剧课很精彩，同学们都很喜欢听他的课，他声音甜美，又很会表达，我母亲虽然是教师教中国文学和英文），也曾去听他讲课。她记得曹禺说：一个作品必须要深远，能传下去，而他自己的作品是硬挤出来的，不是像泉水那样自然而然地流出来的。他说他正在追求“深远，Magnitude，吸引力Attraction……”曹禺在导演《伉俪》时曾说这戏像一杯浓酒，容易让人爱喝，很有味道，而不是一杯清醇的酒，能够使人永远记着它的味道。他的成名作品《日出》《雷雨》都只是浓酒，虽然大后方和解放区都在公演，可他仍不满足已有的成就，还在追求更好的戏剧，永远不停地在追求和探索。

曹禺在剧专有很多奇怪而有趣的故事：一次他上课时觉得背上痒痒的，不断用手去抓，有时还抖抖身子，站立不安，大家不懂他今天怎么啦？只见他越来越不安，他索性背过身去把领子解开，“啪！”的一声，一只老鼠从他领子里跳出来，同学们禁不住笑起来，他棉袍里怎么会躲进一只老鼠？

抗战时期，由于学生们与家庭断了音信，没有经济来源，学生生活很艰苦，经常忍饥挨饿，学校就发起了“凭物看戏”活动，由老师和学生拼凑演京剧，观众只需交点吃的（一些菜、一块肉、一只鸡、几个萝卜等）就可以看戏。节目中原定有曹禺与我母亲合演京剧《打渔杀家》，他们在学校大门牌楼下排戏，曹禺嗓音非常高亢，开始唱得还很有韵味，真没想到完全是余叔岩派的，可他只唱了三句就忘了词，旁边有人提词，他却无论如何背不下来，他说记性不好，记不住词，就不肯唱了，结果只好作罢，大家都可惜了他那甜美有韵味的嗓音，如能演出肯定大受欢迎。那时江安这个边远小城并不平静，发生了壮丁遭到虐待甚至被活埋，引起家属反抗的暴乱事件；而校内也不平静，国民党当局委派的校总务主任、训导主任等和特务学生在校内监督进步学生，风声紧时，进步学生只得离校逃跑。一天下课后，我父母正要回家，突然看见反动便衣追打学生，有几个是比较出色的好学生，父亲就叫起来：“青天白日不许打人！”曹禺正好回家路过也看见了，也喊起来，最后学生还是被那些便衣带走了，曹禺拉着我父亲说：“这叫什么世界呀！大白天就在大街上抓人，还有王法没有？”他们一起回到曹禺家中抱头痛哭，“这是什么世道啊！”从此他们的友谊又进了一步。

然而在这段时间，我母亲与郑秀很少交往，母亲每天忙着上课，难得见到郑秀。一次在同事家吃饭，遇见郑秀，她已变成一位太太了，老同学见面没谈什么，吃完饭他们准备打麻将牌，母亲就回家了。那时郑秀沉迷于麻将，整天昏天黑地坐在牌桌边。据余师母说：一天郑秀在她家打牌正玩得起劲，忽然郑秀家的保姆匆匆跑来说：“太太不好了，黛黛（郑秀与曹禺的大女儿）从石头台阶上跌下去了，头打破了，直流血！快回去看看吧！”哪知郑秀却说：“等一等，等我这副牌打完了就回去。”我母亲不敢相信，这是余师母故意臭郑秀编的，还是郑秀真变得这样爱牌如命？我父母与曹禺接触多了，而与郑秀疏远了。

曹禺每天早上只啃两口馒头就去上课了，而郑秀通常起床很晚，到中午十一点了才起床，坐在桌旁吃早饭，桌上有四碟小菜，皮蛋、炸花生米、酱豆腐、凉拌黄瓜之类下稀饭，还有一大盘油条，这些在当时抗战时期的江安是很讲究的早点。而等曹禺下课回家，郑秀早已去打牌了，根本不顾及曹禺的饮食。他们夫妇之间闹了不少笑话，一次郑秀向我母亲诉苦说：“你看曹禺这人不爱干净，晚上不洗脚，让他洗，他每次都很快地洗一下，好像他洗脚是为了敷衍我，可笑吧？”“一次我对他说，你别敷衍了，这么快就洗好了？你猜怎么着？那天晚上他上楼去洗脚，我在楼下等了一个小时不见他下来，只听见楼上的水声，我很奇怪就上楼去看看，真把我气坏了，他连袜子鞋都没有脱，端端正正坐在脚盆旁，一只手在盆子里划水，另一只手却捧着本书看得正起劲。你说气不气人？这家伙在骗我，真叫人啼笑皆非！”那时小城里，尤其是学校里传遍了曹禺和郑秀不和的消息，我母亲感到他们夫妇之间出现危机了。

一天晚饭后，曹禺迷迷糊糊走到我们家说：“今天在长江边散步，发现江里的水真美啊！柔和的浪花，有节奏地拍打着堤岸，那浪花，不停滚动的浪花，多温柔多安稳！我真想跳下去，捉住那浪花。”父母听了吓一跳，忙说：“你可不能跳下去啊！”可曹禺还是那样心不在焉地无所谓地笑着。有次郑秀回重庆娘家去了，只剩曹禺一个人在家，他正在写剧本，大家不愿打扰他，就很久没有去看他。过了一阵张骏祥、吴祖光提议去看他一回，看他写得怎么样了，我父母就与他们约好，四个人晚上去曹禺家。当他们轻轻地推开房门，只见房间里乱极了，到处都是纸和书、稿子等，沙发上、地上、桌上到处都是，与郑秀在家时的整洁干净成了鲜明对比，曹禺坐在灯下，捏着他耳上的智慧肉瘤正在沉思。四个人在他身后沉着气，一声不响站了好一会，他竟没有发现，大家互相看看，会意地笑了，他还是一无所知，最后大家忍不住笑出声来，他才吓了一大跳，回转身来两眼瞪着四人，恍恍惚惚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直发怔！直到大家一起叫“万Sir!”他才回到现实，好像才认出来客。“啊！你们来了！请坐！请坐！”他一看，沙发上，椅子上都堆满了东西，忙过去收拾，有点难为情地笑笑：“唉！太乱了，郑秀不在家，我马马虎虎。反正，我随便，来坐下！”虽然有些歉意，但人们感到此时他像获得了自由，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情了。

那时曹禺正在写《蜕变》，剧中丁大夫的儿子，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丁聪，就是以我表舅桂继鹏为原型。那段时间曹禺和吴祖光、张定和常到我家聊天，桂继鹏只有十五六岁，由于他有外国血统，长得很帅，活泼可爱，充满朝气，常常引起一片欢笑，他们都愿意与他一起玩，给他起了个外号“洋人打哈哈”。曹禺总是随身带个小本子，遇见什么随时记下来，他脑子里只有戏，可郑秀却常常把他从戏剧美梦中惊醒。

郑秀和曹禺两人感情破裂终于发展到了高潮，一天郑秀忽然跑到我家里，我母亲很惊讶，因为她从不上我家来的，她一进门母亲就感到不对劲。她难过地说：“元美，你知道家宝……”说不下去就哭了。母亲忙问：“怎么了？”郑秀说：“他变了。”母亲劝她：“别难过，慢慢说。”“我在他衣服里发现一封信。”说着又哭了。“信？谁给他的？”“就是那个邓宛生的姐姐邓译生！”“邓译生？没听说过。”“那个生肺病的，到江安来养病。”“怎么会？你常常出去打牌，他晚上常常到我家来聊聊、坐坐，你别多心！”“不，他们不是一般的朋友呀！你知道她的信多肉麻！……唉！”她说着又哭起来了。母亲说：“别难过，不是我埋怨你，你也太那个了，你想你每天很晚起床，他早已上学校去了，他从学校回来，你已经出去打牌了，你俩就像太阳和月亮，总碰不到面，他的饮食起居你一概不闻不问。”郑秀说：“元美，我不打牌了，你们周末出去玩，我跟你们一起去，到时候你来叫我。”母亲答应她了，很高兴她终于清醒过来了。

到了周末，一个晴朗的好天气，我父母与曹禺、吴祖光、张定和、张家二姐张允和约好一同到红佛寺去野餐。母亲一清早忙跑到郑秀家找她，她还没起床，蓬松着头发，披着衣服，一双拖鞋，两只眼睛肿肿的，一看就是昨晚打过牌的。母亲想，你不是说不打牌的吗？“快！我们要出发了！”郑秀讷讷地说：“我，今天我去不了……对不起！我今天有饭局……”“那也不要紧，你跟我们去玩，早点回家，不要跟我们吃野餐了。”郑秀仍吞吞吐吐地：“我答应他们十点钟准去的……”“怎么又要去打牌了？”郑秀不好意思地：“上个星期我请了我的房东，她今天回请……我不好不去呀！元美，真对不起你！我下次一定跟你们一起去玩。老同学，面子事，别见怪，我下星期一定跟你们一起去！”“不是对不起我，而是你自己要好好考虑考虑……”母亲只得怏怏地走了。到了下周母亲又一清早去约郑秀，她又讷讷地说：“对不起，今天王太太生日，上次我生日她一早就来拜生，没办法，不能不去应酬！……下星期你再来叫我，我一定……”母亲很生气，从此母亲真对她失望了。

忽然一天郑秀又找我母亲：“元美，家宝他……”“怎么了？”“昨天，昨天我在他衣服口袋里又发现一封信……”她忍不住哭了。“谁？”“还有谁？邓译生。今天看太阳好，晒被子闻到家宝的气味……他们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她又哭起来。母亲感到事态发展到了这一步就很难挽回了。可郑秀说：“不行，我不能让给这个女人……听说她还画画作诗，自以为是林黛玉！家宝不要传染了肺病，再传染给孩子可不得了！……”她从痛苦中又想到现实。郑秀与曹禺的不和已经在小城里传开了，母亲想找机会劝劝曹禺，可曹禺很痛苦地说：“过去我们天天吵，吵得很厉害……可现在我们已经吵不起来了！”母亲感到很难挽回了，都已经冷静下来了，不是意气用事了。就这样曹禺和郑秀在表面上还维持了几年，事实上他们早已分居，曹禺已与邓译生公开同居了，他要求与郑秀离婚。朋友们也认为无法挽回了，可郑秀没有死心，不愿意离婚，这时候她才感到自己是深爱曹禺的，但也无可奈何！

抗战时期许多进步影剧人士，众多明星都纷纷逃难到重庆（战时陪都），由于没有胶片，不能拍电影，转而演舞台剧，明星的参与号召力很大，话剧演出是当时重庆最重要的文艺形式，深受观众欢迎，形成我国话剧的鼎盛时期。在国立剧专曹禺、张骏祥和我父亲成了好朋友，相约一同到重庆多演出一些戏，曹禺的《日出》《雷雨》《北京人》等都成了脍炙人口的热门剧目，被各个剧团争相演出。尤其是当时曹禺刚完成的《北京人》由张骏祥导演，张瑞芳、江村等扮演，获得成功。这个剧本描写了封建社会的崩溃，充满对生活在封建社会中人们的同情和对大家庭封建制度的抨击。这是曹禺从生活感受积累而来的，他一直在观察生活积累生活，他曾透露思懿有余师母和郑秀的影子，曾霆则有方官德和桂继鹏的影子，江泰是当时说空话爱发牢骚的文化人代表，女主角愫芳是以曹禺当时热恋的邓译生为蓝本，男主角大少爷文清是个文弱书生，是曹禺自己的化身，正如他当时自己的情况，感情很充沛。曹禺抓住了几个典型人物，深入刻画了那个时代的一个旧家庭，所以这个戏很生动吸引人，是他创作的最好的剧本。

不久曹禺又改编了老朋友巴金的《家》，他独具匠心把长篇小说浓缩成四个小时的戏剧，选取了小说中最可爱的瑞珏为中心人物，描写了中国妇女悲惨的一生，大家都看好这个剧本。当时金山和张瑞芳等新成立了新中华剧艺社，要拿《家》打头炮，曹禺就把剧本给了他们。首场演出时，我父母与曹禺一同去观看，曹禺对张瑞芳饰演的瑞珏很赞赏，但对金山饰演的觉新很不满意，金山身体较壮实，曹禺看戏时轻轻地对我父亲说:“他哪像书香门第的诗人！”演出很成功，轰动山城。但是，后来有一天，曹禺对我父母说，千万别改编你好朋友的作品，你不仅费力而且会失去一个好朋友。言外之意他认为朋友之间在艺术上的合作很不简单，即使是好朋友也很难在艺术上有共同语言。

曹禺观摩了我父亲编导的话剧《清宫外史》第一次彩排，高兴得跳起来，拥抱着饰演光绪皇帝的项堃直说：“好极了！”曹禺就是这么感情奔放，溢于言表的人。曹禺还很会演戏，他在重庆曾出演过《安魂曲》中的莫扎特，张瑞芳担任女主角，轰动了山城。莫扎特身材矮小，曹禺也不高，他们都是天才艺术家，配上曹禺明亮的眼睛，化妆以后特别有神，扮演莫扎特非常合适。开幕时张瑞芳坐在屋里梳妆，曹禺手捧鲜花来看情人，他出场先行了一个西洋鞠躬礼，一声：“早啊！早啊！早上好呀！”声音清脆甜美至极，声振屋瓦，他善于表情的形体吸引住了全场观众，赢得了满堂喝彩。曹禺不仅是个剧作家和导演，还是个好演员，他是一位戏剧全才。

解放后他们离婚了

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投降了，郑秀带着女儿回到北京，我父母回到上海与亲人团聚。两个家庭就各自分开了,但断断续续仍然联系。

解放初，曹禺仍然与邓译生同居，听说北京妇联的大姐们很为郑秀抱不平，曾组织了一大卡车的妇女去找曹禺，劝他不要与郑秀离婚，应该与邓译生分开，曹禺无论如何不同意。曹禺平日和蔼可亲，对人很客气，从不得罪人，我母亲与他认识几十年，从未见他发脾气，斥责人，总是笑眯眯的。他是名人，又是学生们爱戴的老师，可他很谦虚，学生们去看望他，他总要送到大门外，对任何人都是那么温和、可亲。妇联调解不成，郑秀只得成全他，同意离婚，曹禺与邓译生正式结婚。

郑秀大学毕业后一直作曹禺夫人，当太太，不工作，离婚后反而工作了。她成为一位中学老师，在北京灯市口中学（原母校贝满女中）教书，她衣着朴素了，沉着了，变得精神了。她带着两个女儿黛黛和昭昭住在北京东城区东石槽胡同，祖上留下的一所小四合院里，请了个保姆照顾生活。1953年我母亲去北京参加创作会议又见到郑秀，她一定要请母亲到家里吃饭，桌上依然先摆着四个冷盘，有甜点心、银耳羹、福建红糟鸡等保留节目。母亲不敢提起曹禺，怕她伤心，可她自己反而提起，她谈到邓译生：“她也生了两个女儿，一直没有工作，整天捧着药罐子，这是家宝自找的，他就是这个命。”“他一直没有写出什么作品来，听说他看见许多人都下乡下厂改造自己，他也带着一家老小还有保姆到佛子岭去体验生活，也没有写出作品来。他和我结婚以后却写出了《原野》《日出》《北京人》《蜕变》《家》一系列名著。”郑秀带着气愤地说了一大串。“你和村彬都是作家，多好！”郑秀最后说。

80年代初王元美（左）与郑秀在北京合影

父母在北京开会也见到曹禺，他热情地拉着我父母说：“你们写了不少东西，太好了！”一次，曹禺到上海绍兴路我们家，看见在楼前有个小花园，有桃树柳树和许多花草，中间还有棵长得很茂盛的大塔松，走进楼上敞亮的房间，他就兴奋得叫起来：“我们真的翻身了，解放前这种房子我们看也别想看，可现在我们住进来了。”他还是那么热情洋溢。

解放初期，文艺界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感到连话都不会说了，词汇全变了，都是新名词，思想跟不上时代，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大家都急于改造自己，要从头学起，纷纷参军下乡去工厂，向工农兵学习。我父母参军到苏北军区，曹禺去了佛子岭水库工地。当时有人对经常演出的《雷雨》在报纸上提出批评，认为鲁大海和鲁贵应该是工人阶级，但剧中他们都不是工人形象。曹禺从不固执己见，也不自以为是，他想剧中鲁贵是工人阶级应该修改，就把剧本修改了。戏剧学院教授吴仞之也曾为如何塑造鲁贵与人论战，他导演《雷雨》时就按曹禺修改本把鲁贵的表演改了，结果这个人物一点色彩也没有了，其他人物也因此而减色，演出很失败。后来曹禺又把戏改回来，在艺术探讨上走了一段弯路。

“文革”十年动乱，我父亲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苦难中还患肺癌开刀，粉碎“四人帮”后得到第二次解放。父母再次回到故乡北京，我陪母亲去看郑秀，她“文革”中没有受到大冲击，仍然住在那套古老四合院里，她还是那么好客，请我们去家中吃饭，照例有甜点心、银耳羹和福建红糟鸡等。多年不见了，郑秀谈起曹禺还是那样动情：“元美，你知道‘文革’中家宝差点被开大会批斗，那次已经通知他了，他吓得让家人给他准备后事，我听到这消息叫两个女儿去看他，去安慰他们。告诉邓译生如果家宝有什么不幸，郑秀和两个女儿会来负责她们母女三人的。”当时黛黛已经是住院医生了，昭昭在北影搞音乐工作，都已经挣钱了，郑秀自己也在教书，而邓译生还是没有工作，她和曹禺的两个女儿还在上学，所以郑秀说她母女三人可以负责邓译生母女三人的生活和两个孩子的学费，还建议邓译生学缝纫，挣点钱补贴家用。这样邓译生的两个女儿有时也到郑秀家来探望，她们在苦难的日子里有了来往。郑秀虽然一直恨邓译生抢走了曹禺，可还是在困难时期关心邓译生。郑秀讲得那样动情，浸透着对曹禺的一片深情，她太重情义了，令人感动！

晚年的浓郁情思

曹禺“文革”后被选为全国剧协主席、文联主席，我父母不愿意攀高结贵就很少去找他了，但每年两会期间父亲去北京，总能在会上见到他。后听说邓译生肺病复发，病得很厉害，整天守着药罐子，一次病情严重，曹禺把自己写的稿子都拿出来烧了，可见他对邓爱之深。不久听说邓译生不幸走了，可以想象曹禺那时有多痛苦，从邓译生得病到逝去，曹禺有多少岁月在悲痛中度过，他对邓译生是一往情深。而郑秀却对曹禺一往情深，一直想与他复婚，想办法照顾他，做菜送给他吃，安慰他，让大女儿黛黛常去看望他，黛黛是个好女儿，好医生，成为曹禺的保健医生。朋友们旁观者都知道曹禺对郑秀一点意思都没有，从没到郑秀家去看看她。可郑秀谈起曹禺总是情意绵绵，事隔几十年了，她还活在遥远的情感之中。母亲为老友袒露心怀而感动，更为她担忧。

80年代末在郑秀家合影。左一杨村彬、左二王元美、中郑秀、右一万昭、右二万黛

后来传闻曹禺与李玉茹好了，大家半信半疑，李玉茹是我国京剧名演员，与言慧珠、童芷苓三足鼎立。著名武旦宋德珠曾说：这三位名角中要数师妹玉茹有真功夫。李玉茹到底是科班出身，十四五岁在戏校时就演过女主角了，我母亲在燕京读书就曾看过她配合王金璐演《平贵别窑》，小小个子胖胖的圆脸，还带点娃娃味，可是戏演得很好，大家都觉得她是继承赵金荣、侯玉兰的后起之秀。李玉茹曾经的婚姻并不幸福，“文革”中受到很大冲击，传闻劝她退党。李玉茹这时已是年近六十岁了，已经不大登台演出了，原剧专的校友得知曹禺与李玉茹接近都替他惋惜，可无法与曹禺谈，他也一直否认。

一次我父亲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与我母亲一同去探望曹禺，那时他住在新的单元楼里，这是自江安剧专共事后，第一次到他家里，他与邓译生的两个女儿同住，那天两个女儿都不在家，房间布置很简单，家具不多，大家谈了很久。我父亲是很直爽的人，他把积在心里对曹禺的疑点都提出来了，第一个就提出：很不理解曹禺为什么会对上海人艺的一次很不成熟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演出大加赞允？这戏用的是曹禺的中文译本，由丹尼导演，而当时丹尼已经开始患有老年痴呆症，什么都不记得了，她不肯导演，而黄佐临不觉得她有病，一定要她导演。据说她很少到场，大都由副导演排的。彩排时，我母亲坐在丹尼身边，《梁祝·楼台会》一场刚闭幕，她却问我母亲怎么没演《梁祝·楼台会》呀？可见她当时已经病了。这台演出不理想，存在不少问题，曹禺正巧到上海看了戏，演出结束后他上台祝贺，大家要他提意见，他只说：“好极了！是看到的最好的一台。”没说任何具体意见，可又听说他出了剧场上汽车时却说：“演的什么呀！”父亲对他很失望，想他在敷衍，不真诚。对于父亲的疑问，曹禺坦诚说：“没办法！我作为全国剧协负责人，如果说不好，对那个演出的打击不太大了嘛？大家会把我的话作为对这个演出的定论，这样就影响了卖座等一系列问题，对演出单位就很不利了，所以对什么都只能说好，这是没办法的事。”曹禺说出了他的苦衷，父亲感到他当个领导也真不容易。接着父亲就谈到与李玉茹的关系问题，不知曹禺是有顾虑还是没有最后下决心，仍然否认。

曹禺与李玉茹第一次同时出现在我家，是曹禺希望我父亲导演他的新作《王昭君》，这个戏北京人艺刚演出过，反映一般，演出票房亦不好，大家只对饰演老宫女的赵蕴如评价很高，认为全剧这个人物写得最成功，赵蕴如也演得最好。父亲以为曹禺希望自己在上海重排，能有好一些的效果，因为曹禺对我父亲的导演功力很赞赏。抗战时江安国立剧专排演顾毓琇的《岳飞》，经多位教师导演均不能上演，最后由我父亲导演，在重庆公演获得成功，成为学校的保留剧目，曹禺戏称我父亲“杨回天”。父亲万万没有想到曹禺这次是想把《王昭君》改编为京剧，由李玉茹主演，父亲当时正忙于排其他戏，而且怀疑这戏是否适合改京剧？加之李玉茹当时已近六旬，演这个人物是否合适？所以不知如何答复。曹禺是聪明人，感到我父亲不愿意排，以后就没再提了，而他与李玉茹的结合就此而半公开了。

80年代末王元美（左）在北京看望郑秀

郑秀对此想必有所听闻，但她却还是一门心思想与曹禺复婚，多次与我母亲谈起此事，希望我母亲与曹禺谈谈，撮合撮合。我父母知道此事绝无可能，曹禺毫无此意，只是郑秀一味痴心，一往情深，我母亲很为郑秀难过，又不好直说，只能婉转地劝她还是保持目前的状况为好。当郑秀得知曹禺与李玉茹结合完全公开，很为曹禺担心。

后来郑秀退休了，那时万黛夫妇已去美国当医生，看来她经济条件好多了，二女儿万昭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常去看她，替她买了三轮脚踏车，随时可以出门玩玩，有个保姆一直照料她一个人，按说她可以安度晚年了。可是曹禺病了，肾脏病需要长期血透，这时郑秀也病了，由于她长期吸烟，患上严重的气管炎，又说是肺心病，常常透不过气来，随身带着小瓶子喷氧气，身体很虚弱，但她对曹禺的一缕情丝没有断，对曹禺与李玉茹结合始终耿耿于怀，郑秀表面是恨曹禺的，但心里还是喜欢他的。她一直想念着曹禺，仍然常常让保姆往医院给曹禺送菜，认为曹禺的病很难治愈，不久于人世，曹禺仍是她心里最重要的人，仍是她生活的支柱，每次见到我母亲都要谈论曹禺。

曹禺住院期间，我父母到北京总会去医院看望他，总见到李玉茹陪在病房里，夜里就搭个小折叠床睡在那里。想起曹禺与李玉茹结合后，一次他们同去上海，我父母与上海剧专校友请他们二位到文化俱乐部吃饭，那天菜很丰富，李玉茹吃得很多，直说好吃，我母亲很惊讶，没想到一位很斯文的京剧艺人这么能吃，饭后很多菜都打包了，让李玉茹带回旅馆，没想到她很高兴地拎上了汽车，感到她很豪爽，不装腔作态，就对她看法有了变化。李玉茹多年一直陪着曹禺，顾不及梳妆打扮，穿件很随便的衣服，毫不修饰地照应着曹禺，作为一位名演员，能放弃自己心爱的艺术，整天陪着一个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变成贤妻良母了，真是令人难以想象。

一次郑秀得知我母亲到北京了，一定要请吃饭，说正好是她生日。正巧黛黛回国来探亲，昭昭和她女婿还有一个外孙都来了，黛黛张罗上菜，一道一道菜很排场。有个大菜，郑秀说：“怎么用这个盘子？我不是要用那套蓝花大瓷盂吗？”黛黛忙说：“对了，我忘了。”忙把盘子端下去重新换了蓝花大瓷盂再端上来。餐后昭昭拿出相册，大都是郑秀的照片，昭昭说：“妈妈是我们拍照的主角，是我们家的明星，看她拍的照片多好！”说着又拿出相机来拍摄，看得出来黛黛和昭昭都在想办法使她快乐。

贝满女中同学五十年后重聚北海公园。左一王元美、左三郑秀

郑秀是重感情的人，她常住北京，对贝满女中同学比较了解，算算竟有十个人都在北京，经历五十多年沧桑，如今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相约在北海公园假山上聚餐，大家各自带了野餐的食品，好像又回到五十多年前中学时期。那天郑秀由最年轻也最健康的同学陪着去的，她时常透不过气来要吸氧气，这种状况她还提出请大家第二天去她家吃饭，再聚会。同学们都认为她身体不好，不要麻烦她了，可她非常热情坚持要大家去。第二天大多数都去了，郑秀仍然很讲究地准备了一桌酒席似的饭菜。郑秀很单纯，甚至有些傻，别人对自己有看法，竟然一无所知，她喜怒哀乐一切都放在脸上，没有任何隐瞒，把我母亲当为最亲近的朋友。郑秀在病势沉重很虚弱时，每说一句话都很费力，一直喘着，还要我母亲回上海前，一定要到她家吃饭。母亲不好说什么，就说：“别了，等你好了，我一定来吃饭。”她生气了，急得更喘不过气来，一定要我母亲去，母亲只好答应了。临行前我母亲去告别，郑秀还是让保姆做了五六碗菜，那顿饭我母亲实在一口也吃不下去。郑秀病成这样还是那么热情对待朋友，看着她那瘦弱的身躯，我母亲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回上海没多久就听说郑秀病逝了。

两年后我母亲又到北京过春节，去探望曹禺，曹禺一见到我母亲就悄悄地说他对不起郑秀，我母亲说，肺心病没办法的事，劝他不要多想了，养病要紧。曹禺很沉重地反复说：“不，我总有点内疚！”“对不起她！”他们两位脾气大不相同，当初为什么相爱结合呢？他怎么会爱上郑秀的？那时郑秀在他心目中是什么形象？我们都不知实情。曹禺又伤感地说，他结过三次婚，有四个女儿——他没有说下去，不知他是什么意思。黛黛定居美国了，昭昭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据说与他有过过节，昭昭曾将曹禺的《日出》改编成电影文学本，上海电影制片厂要拍《日出》，她就把剧本交给曹禺，后来用了万方的改编本，昭昭认为那就是自己改编的本子，因此很不高兴。我母亲听到此事心里也不好过，都是根据曹禺原作改编，同一个故事总会有雷同之处。郑秀对这件事很生气，认为曹禺对邓译生养的女儿比对自己的好，婚姻的不幸影响了下一代。那时李玉茹患肺癌到上海开刀去了，曹禺很寂寞，他心情当然不好。我母亲就安慰他说：“玉茹一直在这医院搭个床陪你，真不容易，她对你真好。”所幸李玉茹手术后身体恢复很快，较前胖多了，不久她又回到曹禺身边，与他相依为命。

曹禺为杨彬的《导演艺术民族化求索集》题写书名

父母和曹禺的深厚情谊

1991年，在我父亲逝世两周年之际，中国戏剧出版社拟出版他的导演经验和理论专著，并请曹禺为该书写序并题写书名，曹禺欣然接受，按时交稿。父亲的学生和朋友酝酿召开一个纪念会，由中国剧协、上海剧协和上海人艺、上昆、上影等单位发起筹办“杨村彬戏剧艺术研讨会”，我母亲想请曹禺题词，去医院探望他，刚走进病房，还未开口，曹禺就从病床上爬起来，母亲立刻劝他躺着休息，曹禺穿好衣服笑着说：“村彬的研讨会就要召开了，我想写点。”就让李玉茹拿出笔砚，铺好宣纸，李玉茹说：“家宝昨夜就想好词句了！”母亲不知说什么好，想曹禺以久病之身对老朋友如此尽心，真是情感深厚啊。曹禺站立着拿起毛笔，母亲劝他坐下写，李玉茹说：“他喜欢悬腕写，他早就想好要写大幅字。”只见曹禺把纸张摆好，计划了数字，就挥笔写下：

高风亮节 煌煌业绩 为革命戏剧奉献终生是我们的学习典范 敬奉

杨村彬戏剧艺术研讨会

曹禺一九九一年八月

八十一岁，北京

他手没有抖颤，一气呵成，写完后就坐在躺椅上对我母亲说：“在江安多好啊！我们一起聊天、野餐、到江边玩，可惜没有探讨更多文艺戏剧问题。村彬写了那么多戏，导演了那么多戏，他做了那么多工作。”曹禺又深情真诚地看着我母亲说：“村彬真是圣人，从没有人在他背后说他的坏话，我从来没听见过，这真不容易！”这时医院开饭了，送来一些干巴巴的炒菜米饭，母亲止不住说：“就这菜？怎么没有汤水？”曹禺说：“不要紧，我女儿从国外请人带东西给我，很好吃的。”李玉茹从冰箱里取出个小纸包，曹禺很小心地打开纸包，再打开里面的锡纸，拿出一段红肠。李玉茹说：“家宝很爱吃，舍不得一下吃完，每次只切一小段吃。”母亲说：“病人还是要喝点好汤水，我女儿家方便，我可以烧点家乡藕汤给你送来。”曹禺马上笑着用湖北家乡口音说：“湖北藕汤太好喝了，我总忘不了在清华读书时到你家吃饭，你妈妈煨的藕汤太好喝了！”他说的时候好像余味犹存。后来母亲多次烧了藕汤让我们送到医院给曹禺喝，可惜北京难得买到炖汤的粉藕。我每次去医院看望曹禺伯伯，他总是硬撑起身子要送我到电梯口，我再三谢绝也无法阻挡。我是晚辈啊，他如此礼貌周全，弄得我很过意不去。

曹禺为杨村彬戏剧艺术研讨会题写“高风亮节煌煌业绩 为革命戏剧奉献终生 是我们的学习典范”

在交谈中母亲感到曹禺收入有限，他长期卧床没有稿费收入，仅靠工资，李玉茹也很久不演出了，他们要开支北京上海两个家，很难想象像曹禺这样一个有贡献的大作家的生活状况会是这样的。当时有台商要在大陆投资建厂，要我母亲帮助请大陆名人为他们写招牌，母亲就想到曹禺，几经洽商他们选定曹禺。母亲向曹禺介绍了情况，曹禺一口答应没提酬劳，就题写了招牌。台商立刻汇去润笔费，曹禺让司机帮助取款，没想到钱被偷了，虽然报了警，但一直未能破案。得知此情况母亲也很无奈，正巧这时有人邀请我母亲共同创办艺术学校，因年事已高，母亲再三推脱，对方不断说服；他们又得知我母亲与曹禺是老朋友，要求母亲请曹禺题写校名。母亲想这可以补偿曹禺上次失款的损失，就让我和爱人去医院探视时悄悄询问李玉茹，没想到曹禺一听说是与我母亲有关的学校立即抱病题写了。母亲担心曹禺他们无人去银行取润笔费，就让学校把钱汇给我，由我们取钱送到医院曹禺手中。曹禺收到钱还与我母亲通了电话，母亲才放下心来。后来曹禺病情有好转，春节回家过了年，还出席中央戏剧学院校庆活动，母亲在电视里看到他坐轮椅参加大会真为他高兴！

1996年12月13日曹禺去世了，李玉茹不让我告诉母亲，当时母亲正在美国探亲，没想到竟在报纸上看到曹禺逝世消息。老朋友的逝去，母亲十分哀伤，在异国他乡，一幕幕往事浮现眼前，她只能记下点点滴滴寄托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