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水木清华九十年（五）

文：阿忆

千秋耻，终当雪

1937年7月7号，清华数学教授杨武之被卢沟桥方向密集的枪声惊醒，感到甚是不安。那时，杨太太怀着杨振复，大儿子杨振宁在外读书，而杨振平、杨振汉、杨振玉最大的只有6岁。于是，杨武之决定尽快把一家老小送回合肥老家。路经天津火车站，杨武之看到，站台上国民革命军荷枪实弹，战争近在咫尺。

此时，蒋介石不再认为日军只是想在满洲国南部建立非军事安全区，而是断定他们真要吃掉华北。他忍无可忍，决定在尚未准备好的情况下，奋力一击。7月15号，蒋介石召集庐山谈话会，邀请北大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清华校长梅贻琦、工学院院长顾毓秀、南开校长张伯苓同去参加。大家誓师抗战，同仇敌忾，使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主持人陈晓楠：这一天，共产党人向国民党递交《合作宣言》，认同三民主义是中国之必需，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同时，共产党人宣布，取消一切推翻国民政府的暴动政策和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方式没收地主土地，并取消红军番号，自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蒋介石立即发表谈话，凡是中国公民，只要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国民政府将既往不咎。

但7月28号，噩耗传来，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中将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中将，在南苑保卫战中，壮烈阵亡。一时间，这支曾镇压过一二九学潮并在清华园实施大搜捕的军队，成了民族之师。8月13号，蒋介石调集陆海空3军，围攻驻上海日军。然而，这纯粹是个过早发动的战争。日军很快从防守转入进攻，革命军步履艰难，很快就面临南京弃守。 在这场苦涩的较量中，两位清华校友被中国人深深记住。

孙立人1915年考入清华，后赴美留学，在弗吉尼亚军校求学。八一三淞沪战役中，孙立人负伤11处，埋下深深的仇恨。另一位是空军英雄沈崇诲，他因坐机故障无法返航，便直冲日本旗舰，壮烈殉国。 沈崇诲1928年考入清华，读的是土木工程，与航空和军事无关。但在国破家亡的年代，他无法成为建设者，只能划过长空，为保卫家园而牺牲。那一天，一起执行轰炸任务的其他6位飞行员清晰地看到，日舰倾斜，舰尾沉入海水，随后是火药库爆炸的一声巨响，一切化为灰烬。战友们欲哭无泪，只是轰鸣着，向白茫茫的海水致以最后的敬礼。 就这样鏖战着，北京、上海、山西大同相继陷落，首都南京也危在旦夕。

拿到一份老式电报，教育部代表杨振声乘上一辆汽车，带着梅贻琦和清华政治学教授张奚若、外文教授叶公超奔向长沙。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已共组"长沙临时大学"。

国破山河在。那位讲课时两眼微闭，一只手放在椅背上，另一只手放在膝头，不时发出笑声的陈寅恪大师，此刻再也发不出笑声。陈寅恪的祖父是陈宝箴，父亲是陈三立，两位都是戊戌变法中湖南新政的改革领袖。当北京被日军打下，病中的陈三立老人悲愤交加，拒绝服药和吃饭，9月14号惨别人世。

陈寅恪用模糊的视力，最后看了一眼清华园，而后携妻带女，朝长沙奔去。此刻，他并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清华。陈寅恪从小求学无度，无书不观，通宵达旦。他把细小的油灯藏在被褥之间，以免影响家人休息。父亲治丧，陈寅恪视力急剧下降，必须及时入院手术。但陈寅恪就像绝食而死的父亲一样，不肯在沦陷区教书。

【主持人陈晓楠：人世就是这么难以琢磨，越是战乱，却越是昂然好学。当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在南岳开学，学术空气更浓。教授们白天上课，晚上就铺开写作摊子。就是这时，哲学教授金岳霖写出了《论道》。和所有教授一样，他满腔悲愤，并悲愤写进了书里。有人问为什么起这样一个陈腐的书名，金岳霖回答说，要让它有中国味！在他看来，哪怕是一点点中国味，都是对抗战有用的。

【采访叶企荪之侄叶铭汉—

在1935年，那时就有计划，就说华北形势不好，日本人可能要侵略，所以那时候就开始计划，在长沙设立一个分校。长沙分校的筹备的主任，就是我叔父负责的。 1937年11月1号，长沙临时大学开课。闻一多写给留在北京的儿女们一封信，记录下了长沙临大的景象--我们现在住的房子，蒋委员长曾经住过，但这房子并不好，刮起风来，两扇窗门劈劈啪啪打得很响，打一下，楼板就震动一下，天花板的泥土便掉下一块--这封信发出不到两个月，日军攻克南京，进逼中南，长沙突然变成了前线。蒋介石急忙下令，长沙临大再次转移。抵达云南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8年春天，西南联大在昆明火车西站附近的农业学校，选定第一个落脚点。很快，西南联大组建完毕，梅贻琦是校务委员会主席，胡适是文学院院长，朱自清是中文系主任兼清华图书馆馆长，吴有训是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杨武之担任数学系主任。 为了解决联大学习资料问题，朱自清从北京带来3万册图书，但7000册在重庆被日军炸毁。这可心疼坏了杨武之的大儿子杨振宁。

1938年秋天，杨振宁没有继续读高三，而是以"同等学力"，考入联大物理系。杨武之是大数学家，他教给儿子的不是数学，而是数学精神。但此刻，杨武之并不赞成儿子去学数学。要记住，这是1938年，数学显得太不实用。因此，杨振宁的志愿先是联大化学系，入学前，又改成了物理系。 或许联大外文系教授朱光潜并不这样认为，他根本不相信这样大的一个国家会覆灭，于是他就在炮声中写着《青春的岁月》。据说，朱先生讲诗歌欣赏，1小时只讲4行，听得人心驰神往。

这是联大经济系主任陈岱孙，不仅是他的课让人心驰，还包括他的英俊。那个时候，凡新生入学，必得高年级学生告之，陈岱孙教授上课，必在第一堂课转向黑板，在上面写下一个大大的"Want"，然后笔直地转回1米80的身躯，开始讲课。让女学生们迷蒙的是，陈先生40岁了，还没有结婚。 没结婚的，还有哲学教授金岳霖。每上第一堂逻辑课，金岳霖总是举例说："今天天晴，我上西山。"高年级学生也把这个秘密告诉新生，所以经常是教授刚说"今天天晴"，学生们就一齐喊："我上西山！"

那时，日本飞机常轰炸昆明，每逢警报响起，联大师生都要向学校北边的坟地跑去，时称"跑警报"。金岳霖跑警报，把《知识论》手稿坐在屁股下。警报解除，金岳霖抬屁股就走，遗失了全部书稿。但他不屈不挠，竟在艰苦环境下，再次写出了《知识论》。

【主持人陈晓楠：1940年，日军隔金沙江而望，这使联大师生有了真正的动力，于是他们在联大校歌中唱道："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可以说1940年既是西南联大，恐怕也是全中国最困难的一年。那时，昆明人跑了一大半，因此民生凋敝，百业俱废，只是联大师生的热情不减，学风甚旺。

联大8年，是梅贻琦一生中最为艰难的一段岁月。他在1941年的一次会议上说：在风雨之秋，清华好像一只船，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惑；但我们相信，不久就会天明风定；那时，我们要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 抗战时期，昆明物价涨了300多倍，闻一多教授不得不挂牌刻图章，补足8口之家。即便如此，闻一多仍十分用功学问，除了上课，轻易不出门。每逢饭后，大家都要外出散步，唯闻一多总是不去，因此大家总劝他"何妨一下楼"。渐渐地，闻一多多了一个雅号，那便是"何妨一下楼主人"。

有一天，杨武之拉着杨振复去远处的大堤散步，3岁的杨振复忽然说："将来我长大了，爸爸长小了，我也拉着爸爸去大堤散步。"杨武之听罢，不禁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