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约翰（口述）
马约翰(1882—1966)，福建省厦门市人。1911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1919～1920年与1925年～1926年两次赴美国春田学院进修体育。在大学读书期间,是学校足球、网球、棒球、田径代表队的主力，擅长中长跑，曾获1910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学校联合组880码冠军和440码第三名。1936年担任中国代表团田径队总教练，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马约翰先生于1914～1966年在清华大学历任助教、教授、体育部主任等职。在从事体育教学52年的实践中，研究了体育运动的规律，参考国内外经验，编制出各种不同内容的徒手操近百套，发表过《体育运动的迁移价值》、《我们对体育应有的认识》等论著。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起任中国田径协会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主席。
（一）
我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学理科,最后还学了一年医。在校时，我很爱好运动。有一次我同一个美国教师打了一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我们一班九个学生,有一次背药名,有个同学背不出来,那个美国教师就骂我们,说:“你们太笨,在美国,连小孩子都能背出来的,你们还背不出来。”我很不服,就同他打了一架。
我初来清华时(1914年),教化学。有一次，跟校长周诒春谈体育问题，他起初没有兴趣。后来，因为有了一个实际问题，就是清华每年要送出100个学生到美国去，送出的学生，总要像样一点，不能送去“东亚病夫”吧！因此学校才考虑到搞点体育，活动活动，除了让学生念书，盖图书馆、大礼堂外，也要学生搞点体育，盖个体育馆，等等。从我来说，我主要是考虑到祖国的荣誉问题，怕学生出国受欺侮，被人说成中国人就是弱，就是“东亚病夫”。因此，我常向学生说，你们要好好锻炼身体，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劲，要去干。别人打棒球，踢足球，你也要去打，去踢。他们能玩什么，你们也要能玩什么；不要出去给中国人丢脸，不要人家一推你，你就倒，别人一发狠，你就怕；别人一瞪眼，你就哆嗦。中国学生，在国外念书都是好样的，因此我想到学生在体育方面，也要不落人后。要求大家不仅念书要好，体育也要好；功课要棒，身体也要棒。清华的学生，像施嘉炀、梁思成等，体育都是很好的，施嘉炀尤其长于跳高。梁思成很能爬高，爬绳爬得很好，后来到了美国，因为运动伤了腰，以后又得了肺病，身体才坏下来的。总之，那时我们有一种气魄，就是不许人家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要打倒“东亚病夫”。
那时,清华全校的中国教师、外国教师和校长都因为学生不肯出来运动，而主张采用强迫锻炼的方式，让学生出来活动,出来玩。所以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钟，学校就将图书馆、教室、宿舍都锁起来,让学生出来活动。强迫虽不好,但对增强学生的体质,还是起了作用的。我要求学生要生动活泼，自由地玩儿，自己去活动。不会活动不会玩儿的，我就去教他们，学生对我都很有感情。
我初来时，有个美国教员叫Shoemaker，他是美国春田体育学院的毕业生，是清华第一个体育部主任。此人不学无术，成天呆在屋子里，空嚷要学生出来打球玩儿，他自己根本不动，只是在同学打棒球的时候，才出来看看。他什么东西都要到美国去买，所有的球类和器械要买，都得通过他，令人很不满意。当时学生打球，除学校供球外，他们自己也向学校买些球。学生买球，就向他买；可是他不把钱交给学校，却放进自己的腰包。后被学生发现，向学校控告，于是他就被开除了。
第二个体育部主任,也是个美国人,叫Brace。此人有点技术,有点学问,特别是游泳和器械运动很好。我曾同他讨论、辩论过一些体育方面的问题，也向他学过不少东西。此人在清华倒没有什么坏意思，也愿意教学生一些技术，但因他的目标不在清华,所以工作不很积极,干了大约两年光景,就到哥伦比亚大学当体育系主任去了。
美国大学中的一些坏习惯、坏风气，如“拖尸”，就是通过美国体育教员带来的。不过那时清华高年级的学生这样做，也并没有什么很坏的意思，多半是为了逗一下低年级学生，让他们不要老关在屋子里，要出来活动活动。这种“拖尸”的风气，没有经过很长时间，大约两三年后，就基本没有了。
关于“强迫锻炼”，前面已经说了一些。当时每天下午4点到5点虽然锁了屋门，但仍有一些学生躲在树底下看书，我就拿着本子东跑西跑,去发现这些学生，但不是去威胁他们，要给他们记过,等等，而是说服他们，要他们好好锻炼,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到外国时不被人讥诮为“东亚病夫”,不给中国人丢脸。那时学生一般都接受我的劝告,躲着看书的,也出来活动了。当然,我的工作,我的说服，只起到部分的作用。对于学生,最大的动力,最大的压力，是万一体育不及格，就不能出洋的问题。那时有个“五项测验”,在校学习八年期间,必须通过。测验的时间，由学生自己选择，放在最后一年可以，提前也可以。当时确实有少数学生因为体育不及格，而不能按时出洋的。如吴宓,跳远跳了十一英尺多,要跳十二英尺才能及格,他就被我扣了半年,通过后才出洋的。
关于清华体育的普及，是由我提倡起来的，体育的普及，一方面要求普遍到每一个人，一方面要求把体育的一些基本技术，如跳高、跳远、赛跑和某些球类等，加以普及。清华体育的器械，固然绝大多数都是从美国买来的(只有善斋南面那六副铁支柱的篮球架，是我设计并由清华工人制作的,花了80元钱。当时我的目的,是为了反对一切都从美国买。时间大约是在1928年改为大学后的一两年内);但是训练方法,如几百套的徒手操，拉力器的练法，田径球类的练法,各种矫正体格的方法，洗澡怎么洗法，以及体能的测验方法等,都是我创造的，不是从美国搬来的。一开始就有计划安排，建立了制度，如检查身体“五项运动”，都是我弄出来的。我在体育的普及中，特别强调一种精神，即普遍的、活跃的、自动的、勇敢的精神，强调“干到底，决不松劲”（Fight to the finish and never give in）的精神。
（二）
最初几年，校队有棒球、足球、篮球、游泳、田径等，因为当时教师少，这些队都是由我一人指导。那时学生也很听话，工作开展得很好，我是很痛快的。
1925年以后，清华各项球类运动都搞起来了。我们训练球队，是先让他跑，跑完再练球，练完再跑，目的是增强体质，练好硬功夫，有耐久力。同时要求队员吃好睡足，爱惜身体。队员干劲很高，我也感到很愉快。
在训练学校的体育代表时，我特别强调运动员的体育道德。那时我很讲民主，比赛时不很在乎输赢，输了我不生气，也不骂人，但我强调千万要讲运动道德，球可输，运动道德可不能输。运动员不能说假话，不许欺骗，不许踢人、压人、打人。由于我贯彻这种精神，清华校队的体育道德一直很好。这一点，蒋南翔同志和荣高棠同志都知道。
有个足球队员，叫翟克恭，是中锋，球踢得很好，最快，最准确，不但在全校有名气，就是在华北也很负盛名。他的踢球作风本来不错，但经过一个暑假，就变了。原因是，有一个暑假，他回到上海，在上海踢球，什么勾人、压人的坏习气都学来了。他一回到学校，在踢球中就表现出来。我挺生气，当场就叫他下来，狠狠地批评了他，并严肃地说：“你不改掉，就开除你。”后来他接受了批评，改过来了。这就是说，清华的校队不仅要求有好的技巧，而且要求有好的风格。
当时华北各校，谁都愿意同我们玩儿，同我们比赛，但同时又都嫉妒我们，所以后来一比赛就打架。对方看到局势不利了，快输了，没有希望了的时候，就起哄，打裁判，打运动员，比赛无法进行，造成无结果而散。针对这种情况，我就把北大、燕大、师大、辅仁和清华的体育教师们请来，一起研究怎样改变这种情况。我向他们讲，踢球打架，很不好，应该讲体育道德，教师应该科学地训练学生，应该注意青年在体育道德上的修养，教师应该在体育道德、生活作风上以身作则，不要叼着烟卷去上课，不要一起床，眼睛还眯糊着，脸也不洗就去上课；要学生健康，首先教师得健康；要学生有好的体育风尚，首先教师得有好的体育风尚。总之，我们五大学应做出个榜样来，千万不能一踢球就打架。此后，五大学的教师成立了体育会，订出了比赛计划。这以后的比赛，秩序井然，好极了，各校的成绩也都上升了。北平的这种体育景象，一直继续了很长时间，到临近解放，情况都好。
大约在1925年，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的侄子曹霖生来到清华。他是美国西点军校的前十二名毕业生之一，论名次，是很高的。他来清华教军事，见我对学生太民主、太自由、太宽厚，说这样教学生不行，体育要用军事办法来管理。他要求当学生找教师时，要报告，要立正，教师说话，学生要唯唯称是。总之，教师要有一副官架子。那时的学生，多数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练什么都肯干，挺听话的。因为我不理他那一套，他就到校长那儿去拱我，我也不在乎。大约在发生这件事不久，在同一年，我就出国（休假赴美）进修去了。出国前，曹校长跟我说，要让曹霖生做体育部主任。我说可以，让他试试吧。但是，当我1926年回国，到清华后，校长办公室给了我一封信，仍请我做体育部主任。原来曹霖生经常向学生发脾气，他教不好就骂学生，学生不买帐，就把他拱掉了。
清华的美国教师，地位都很特殊。他们认为，庚款是美国退的，还给中国办学校，还送中国学生到美国去留学，一切要听美国人的，是理所当然。况且学生留学要想学好，语言文字、风俗习惯，都得向他们学。因此，他们自认是高等的，中国教师则是次等的，中国教师都得听他们的。他们自命不凡，神气十足，令人很不舒服。他们还有一些流氓习气。每逢周末，他们举办一些舞会，约请中国教师及其女眷去参加，在轻歌曼舞中,他们却使出一些流氓举动。见此情形,我气极了,就不顾一切地骂他们。不久之后,因为这种舞会遭到多数人的冷落,就不宣而散了。
北平的体育界为什么对我的印象好呢？最初的原因之一是这样:原来有个美国人Clark，他是基督教青年会管体育比赛的头,但是他对于体育却一窍不通。有一次华北青年会举行田径赛,约请了许多中国裁判,我也是其中之一。比赛进行中,有位中国裁判正在量跳远的距离，这位裁判从土的破口处量,完全是对的。这个Clark却跑过去，硬说中国裁判量错了,而且当众很不客气地骂了那位裁判。那位裁判气极了,但没有吭声。这时我跑过去，用英语跟Clark讲,这并没有量错,请他说话要客气点儿。他仍然坚持他的错误,而且继续骂。我就同他辩论起来,最后我还从口袋里掏出英文规则来给他看,他哑巴了。那次我实在生气,最后也骂了他一顿，说:“你连规则都不懂,还要骂人,你算什么,真岂有此理！”经过这一次事件以后,许多中国裁判员和体育教员,对我和清华的体育教师,印象都好了。这大约是1921至1922年间的事。
清华改为大学后，足球队很负盛名，这有过一番不寻常的经历。原来华南、华东的足球队，都看不起华北的，认为华北篮球行，足球则非敌手。那时以华东交大的足球队最强。一次他们来北平，向清华挑战，要同清华赛。我们应战了。事前我向清华足球队讲好：“别着急，好好踢。平时怎么练的，临场就怎么踢。踢球输几分可以，体育道德却不能输掉一分。”结果一踢，三比一，赢了他们。当时所有北平的报社记者，都大轰一气，当作很重要的消息登了出来。经过这一战以后，清华的足球队就蜚声球坛了。
（三）
罗家伦来做校长以后，他瞧不上体育,认为体育部还有教授，不成体统。于是他将我降职降薪,改为教员。我没有理睬他。对于罗家伦的这种做法，教授们都看不过去，劝我辞职。我想，我是为了教育青年，不是为名，更不是为钱，婉谢了他们的好意，我不肯离职。不久，我带了清华足球队到天津去参加华北足球赛，赢得了华北冠军。回校时，学生燃放爆竹，热烈地欢迎我和我的队员们，把我从西校门抬了进来。罗家伦一看这光景，马上就升我做了教授，恢复原职原薪，而且还送给一个银杯。我说这件事，是为了说明国民党时代，是完全不重视体育的。他们把体育只是当作一个沽名钓誉的工具。能猎取到名利，他们就要你;不能，他们就把你一脚踢开。
再说一个小掌故。有一次，香港足球队李惠堂指导的那个队来到北方,要跟华北足球队踢。当时正值踢球打架之风很盛，请了许多人去当裁判,大家都有戒心，不愿去,最后我自愿去了。一场球踢下来,李惠堂的香港队输了。但在比赛进行中,他们也不敢捣乱作怪。散场时,李惠堂还走过来跟我拉手,说裁判公正，很好很好。
快解放时，北平五大学的体育教师，由于不了解党的政策，听到特务造谣，认为这下糟了，他们一齐来到我家，问我怎么办？当时特务们造谣说，共产党不要体育，也不要老头，老头要通通杀光。对这些谣言，我不相信。我对来到我家里的教师们说：“你们自己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就不必怕什么。反正你不过是天天教体育，天天教学生，又没有干什么坏事，共产党为什么会杀你？我相信，共产党来了，教育还是会存在的，体育也还是会存在的。”解放前我是个改良主义者，就是要学生不要去做官，不要去贪污，不要跟旧社会同流合污，而要把旧社会改好。对国民党的教育，我是不满的。在昆明时，我就公开骂过国民党的教育是死教育，压死了天才，埋没了俊杰。后来，这话大约是被《观察》杂志登出去了。有人就来拍我的肩膀，叫我说话要小心，不要那么讲。临解放时，由于我仍是个改良主义者，所以对来我家的惶惶然的教师们，也说不出更多的道理来。但我反复对他们讲：“金子终归是金子，银终归是银，铜终归是铜。只要我们没做错事，勤勤恳恳地教育了青年，共产党是会欢迎我们的。”那时，的确我是很放心的，一点也不担忧。我的话和我的镇定的情绪，对那些教师是起了作用的。
（转载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过去的大学》）
（《清华人》2007-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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