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清华学风：值得珍视的一份文化遗产

——写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80周年之际

　　今年是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80周年纪念。研究院成立之初的规模之小，与其以后的影响之大，是时人所始料不及的；它所留下的丰富的学术遗产，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值得我们珍视、总结和继承。为了纪念国学院，清华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邀请了几位“亲朋好友”，清茶一杯，忆当年大师之风采，叙今日清华之光荣。《清华学报》是《清华大学学报》的前身，曾刊登过多位国学大师的文章，为同时纪念《清华学报》创刊90周年，编辑部组织了何炳棣、何兆武、张岂之、刘桂生、李学勤几位著名学者的文章，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上。几位大家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国学研究院和国学大师的怀念和敬佩之情，他们对清华学风的总结对今天的学术研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其一，朴实无华，严谨自律。根据何炳棣先生的回忆，清华大学文学院过去就不追求大规模和单纯的数量，而一直坚持了小而精的发展思路。而且，他认为，胡适先生在谈到清华文学院时，已经看到了清华文史哲学科发展的长处不在量而在质，也已经看到了清华的办学有一种比较淳朴的学风和一种严谨自律的态度。显然这种学风和态度对于保持和不断提高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与办学水平，尤其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非常必要的。就拿国学研究院来说吧，成立之初只有四位导师，即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位之中只有一位博士（赵元任）。区区四位导师，在今天看来规模的确不大，可谁敢说它“小”？因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富可敌国”！在国学研究院近百名学生中人才辈出，成果丰硕，如果没有这四大导师与其学生们，二十世纪的学术史将会重新改写！

　　其二，自强不息，追求完美。这是清华师生们在人品和学品上追求的目标。张岂之先生文中讲到的著名散文作家朱自清先生的一则逸事，是清华师生这种优良品质的一个很好的注脚。根据上个世纪30年代清华的规定，教授们在校工作五年，就有一年的学术休假，由学校资助去外国访问进修。朱自清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于1931年利用学术休假，在英国伦敦皇家学院和伦敦大学注册旁听。据《朱自清日记》于该年记述，他有两次夜梦清华未能继续聘他为教授，理由是他在外国文学上的学养上尚有不足；梦醒，全身冷汗，深感不发聘书颇有道理，于是他更加努力利用在伦敦的一切便利条件，来提高自己。俗语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谓“不足”，并非真的来自清华校方的压力，而是朱先生对自己严格要求的反映。从清华人文学科许多著名学者、教授的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自强不息精神的闪光。

　　其三，东西文化，荟萃一堂。这是清华校歌中的一句话，充分体现了清华学风和人文传统。在清华学习、执教55年的刘桂生先生对此体会最为深刻，他总结为以下几点。首先，重视外语。这似乎毫无惊奇之处，但实际上清华的重视外语是与众不同、有其深意的：清华把各门外语当做一个“整体”来重视，而不是把他们分别当做不同的对象或“主体”来重视，也就是把他们当做可以和中国文化进行比较、交流的对象来重视，其目的是为着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是一种“以我为主”的重视，也是一种“有体有用”的重视。“体”自然是中国文化；“用”就是比较交流，以便使中国文化与各种外语所反映、转达的欧美文化二者交融互释。往深处看，这种做法实质是为在中国培养一批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型文化精英。历史系不仅要求学好一门外语，而且要求学好多门外语，至少是两门外语。随着掌握外语的门数增多，学生的视野也便随之扩大，反过来又更加领会到多掌握几门外语的好处和必要性。其次，多学科知识贯通。仍以历史系为例，要求学生的知识要有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多种语言（multi-language），这是基础；第二层次是多种档案（multi-archive）或多种文献；第三层次是多门学科(multi-discipline)，即必须具备多种学科知识；第四层次是提出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在清华历史系建系之初，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为了帮助学生了解这一问题，曾在一次讲话中把“治史”比作“画龙点睛”，他说，如果把“历史”比作一条“龙”，那么，“龙”是用多种颜色——多学科知识“画”成的。比如，“画骨架”要用经济学知识，“画肌肤”要用社会学或人类学知识，“画龙鳞”则要用“政治学”知识。当这些都画完之后，“龙”似乎“画”成了，但一看，还是不行，还没有“点睛”，缺少生气，呆板得很。这时还需要一门学科即思想史的知识来给他“点睛”。有了“睛”，这条“龙”便就活了起来。

　　其四，学无定法，唯真是馨。主要有两个意思，一是说清华学风有在理论和方法上永不停止追求的传统，二是说清华人有只服从真理而不服从权威的传统。我在这里借用了吴承明先生“史无定法”的说法，而提出“学无定法”。吴先生指出，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而言，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应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做出选择。也就是说，凡是有价值的，无论古今中外，都取为我用。吴先生的这个论断，是对清华学人在理论与方法追求上的一个很好的说明。另外，清华学人胸襟开阔，融古今中外学问于一身，这在几大导师及他们的弟子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比如，梁、王、陈虽然都受过“西学”和“新学”的熏陶，并带头大力引进“西学”和“新学”，但是他们对传统学术的精华也持积极的态度。正因为如此，所以清华国学院既培养出了中西会通的大学者，也培养出了像赵万里、徐中舒、姜亮夫、刘盼遂等以“国学”见长的著名史家。王国维的“三无”说众所周知，即指学问“无新旧”、“无中西”和“无有用无用”之义。对中西学术的关系，王国维和陈寅恪都作了深刻的总结。王说：“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陈说：“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正是这样的胸襟和追求，成就了一代伟人，也成就了一代学术，我们至今仍受惠无穷。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们应当珍惜清华学风这宝贵的精神财富，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民族的有良智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