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李埏先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程应镠先生（流金）

2018年5月，作为当今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西南重镇，云南大学为缅怀学科开创者李埏先生逝世10周年，追思其筚路蓝缕之功，举行了系列纪念活动，包括首发了《李埏文集》与《李埏传》。我通读了《李埏传》（黎孝谦著，学苑出版社，2018年3月），见有业师程应镠先生（下称流金师）与传主交往的片断，倍感亲切。近年编《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下称《事辑》），曾获读流金师《复出日记》手稿，结合网上新见材料，感到还有内容可补，冀为前辈学人的交谊留下些许雪泥鸿爪。

流金师与李埏先生同在1935年秋分别考入燕京大学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也都参加过这年岁末的“一二九”运动，但不能确证有否交往。卢沟桥事变不久，流金师辗转赴山西八路军根据地；李埏先生间关回滇借读云南大学。他们有记载的交往应始自1938年。这年9月，流金师也南下昆明，与李埏先生各以燕大与北平师大的学历，转入西南联大历史社会学系，就读三年级，与后来俱为史学名家的吴承明、王玉哲、王永兴等同届同学（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附录二《学生名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尽管迄未见到双方的互忆文字，但同窗之谊应是难忘的。1940年他们毕业，李埏先生考取北大文科研究所史学部的研究生留在春城；流金师再赴河南正面战场继续抗战活动。1943年夏，流金师重返西南，8月起在贵阳的清华中学任国文教员；两个月前李埏先生已受聘云南大学历史系讲师，讲授中国通史与宋史等课程。

李埏大学毕业照

次年9月，流金师以人事龃龉由黔入滇，经后为美术史名家的好友王逊荐介，入职云南大学历史系，教大一国文与先修班的世界历史，双方开始共事。据《李埏传》与《事辑》，两人都参加过丁则良与王佐良发起的“十一学会”活动。另据李埏先生婚礼嘉宾题名（见《不自小斋文存》插页），嘉宾中不仅闻一多与吴晗同为他俩走得很近的师长，丁则良与陆钦墀更是流金师的终生挚友（参见《事辑》）。在三年同事岁月中，双方既有过往密切的共同师友，自有不少投契的话题与频密的交集。

抗战胜利前后，受吴晗、闻一多等师辈影响，他俩在争取民主自由的诸多大节上持有共识。据《吴晗全集》第10卷，1945年3月12日在由吴晗起草、闻一多修改、罗隆基补充的《昆明文化界致国民参政会电》上，与吴晗、闻一多联合署名的便有程流金与李埏。1946年1月20日，昆明教育界致电“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呼吁停止军事冲突，开放言论、出版、通讯、集会、结社及其他基本自由，取消一切特务组织，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组织联合政府，也有吴晗、闻一多与流金、李埏等师生的共同签名。1946年7月，他俩崇敬的师长闻一多惨遭暗杀，流金师仓皇出离昆明，与李埏先生在内战风涛中千里暌隔。

1946年的程应镠

自鼎革前后到改革开放，因李埏先生日记尚未刊布，笔者迄今未见他俩往还的片言只字。他俩恢复交往已在改革开放的上一世纪80年代。

1979年，流金师复出，受中国史学会委托，与邓广铭、陈乐素两先生共创中国宋史研究会，并具体筹办在上海师院召开的宋史研究会成立大会。1980年10月6日，李埏先生携其名篇《从钱帛兼行到钱楮并用》与会，流金师作为主办方接待了暌违30余年的老同学。据《李埏传》引传主日记，在7日下午的全体会议上，“邓恭三、程应镠及我发言，即席谈一小时，颇得称赞”；“10月10日，上午，应师院历史系之约，为同学作学术报告，讲读书问题。以‘假如我再作一个大学生’为题。据云听者反映甚佳。”据《简报》说，这天上海市委书记夏征农、市社联副主席罗竹风特来看望与会代表，“在获悉邓广铭教授、李埏、周清澍副教授和陈智超助理研究员等正在东部礼堂给历史系学生作学术报告时，他们又来到会场与邓广铭教授等亲切交谈”。当时，流金师主持历史系系务，邀约讲座与反馈佳评，应该都与他有关。流金师举行小范围家庭私宴，李埏先生也在邀请之列。

1983年2月24日至3月4日，流金师赴京参加全国古籍整理规划会议。据其3月27日致王勉信说，“在京哪里也没有去，只在开会时碰见一些联大的同学，像李埏、杨翼骧，不知你认识否？”王勉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时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并以笔名鲲西的随笔而文名渐起；杨翼骧则是晚流金师两届的联大系友，时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以治史学史而知名于史学界。据此，流金师与李埏先生的北京之晤应在全国古籍整理规划会议上，《李埏传》对此失记。

这年10月14日至20日，李埏先生主持的云大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与《历史研究》编辑部、南开大学历史系合办“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他选为大会主席。“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次会议对我国史学界的思想解放具有重大意义”（《李埏传》426页）。流金师受邀赴滇出席了这次盛会，其《复出日记》载，“16日，李埏请饭”，这次是李埏先生以私宴回请联大老同学与云大老同事了。此行，流金师有诗抒写与会之感：“中华国史当重作，糟粕精华费剪裁”，推许李埏先生与云南大学对大会的贡献。

2016年岁末，孔夫子旧书网上拍卖过流金师致顾孟武函，信末所署日期为“十一、十四”。其主体部分如下：

李埏同志的学生武建国同志往访，特为介绍。李埏是我的老同学，现任云南大学教授，过去发表过不少史学专门论文，愿结聚为集，请你们出版。他因病未参加杭州宋史年会，但被补选为理事，亦可见其学术成就为人所重也。

武建国是李门高足与传人之一，这次秉承师命前来造访的任务之一，应是探询在上海出版乃师《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的可能性，这部论集是李埏先生19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结集。也许上年昆明重晤时说起过，如今老友考虑出版，流金师自然希望玉成此事，故特致函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顾孟武，其时正担任流金师《范仲淹新传》的责编。为增重荐介的分量，特别提及李埏先生选为理事的细节，强调“其学术成就为人所重”。宋史研究会第三届年会是1984年10月下旬在杭州召开的，流金师以秘书长前往办会。他在信里说李埏先生因病缺席而当选理事，所言显然是日前近事，故可推断此信作于1984年11月14日。另据《李埏文集》第5卷附录年谱，说1980年“中国宋史研究会在上海召开，先生参会并当选为理事”，似误。据《宋史研究会成立大会简报》，李埏先生不在首届九人理事之列；而《宋史研究通讯》第3期《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三届年会述要》说：“新的理事会由原来的九名增至十三名，他们是王云海、王曾瑜、邓广铭、李埏、陈乐素、李涵、郑涵、胡昭曦、郦家驹、徐规、程应镠、漆侠、戴静华”。遗憾的是，这部论集迟至1987年7月才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流金师的努力最终未能促成此事，具体原因已不得其详。在作于1986年1月的《序言》里，李埏先生说，“总算把这本小书呈献在读者之前了。敝帚自珍，自不免私心窃喜，但也不胜感慨系之。”感慨系之里，或许兼指出版周折吧。

其后，他们虽未直接晤面，但颇有间接交往。据《复出日记》1986年2月14日，李埏先生遣弟子来访，转交茶叶等赠物，流金师回赠茯苓饼送给故友。春夏之间，流金师赴贵阳花溪，参加清华中学恢复旧名活动。5月7日，贵州民族学院历史系邀其讲课，《复出日记》说，“历史系主任侯君，为李埏学生”，侯君即1955年考入云大历史系的侯绍庄。《复出日记》12月31说，“（董）家骏陪李埏在杭州工作的孩子来，明日去美国参加一学术工作会议也。”董家骏1954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进入流金师为主任的上海师院历史系；而李埏先生那位“孩子”，就是雏凤声清而克绍其裘的明清经济史名家李伯重兄，那年也年近四十了。在五月的纪念活动上，面询此事时，他说已记不起拜访，当时来沪是为办理赴美签证的。

据《复出日记》，1987年5月11日，“李埏来复旦讲学，今天收到他的信，即复。”“即复”足见流金师对友情的重视。覆函应为约期聚晤，这有《复出日记》为证：“十六日阴雨。约李埏便饭，孝通、家骏作陪，甚欢。”徐孝通原就读清华大学哲学系，1939年毕业于联大，成为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哲学部的研究生，曾师从金岳霖；这时正在主编《哲学大辞典·西方哲学史》卷。三位同辈学人，在餐叙中聊些什么，流金师未曾着墨，不知李埏先生未刊日记里是否有所记载。但可以想象，联大旧事与昆明风物应是必不可少的话题，“甚欢”两字背后，既有对往日风华的欢悦追忆，也有对毕生情谊的晚年珍惜。

同年8月20日，流金师在《复出日记》里最后一次记到李埏先生（未及一月他就长期卧病）：

晴。午后雨。读李埏《史学论丛》（云大历史系）中两文，均佳，近年不多见也。

《史学论丛》是李埏先生为奠基经济史学科创办的集刊。经查，两文应即刊于第2辑的《再论我国的封建的土地国有制》与《张荫麟先生传略》。前文是李埏先生“中国封建土地国有制三论”之第二篇；后文全面论述了天才史学家张荫麟的生平事迹、历史哲学、代表作、考据与论评，最后以学生身份追忆了亲炙见闻。流金师盛赞两文“近年不多见”，推揖前文是肯定学友在中国土地所有制研究上的造诣，赞赏后文应是对共同钦仰的联大名师张荫麟的感情共鸣。

西南联大的铭心岁月惠赐给流金师与李埏先生这辈学人的，不正是“甚欢”的记忆与“均佳”的学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