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罗素是20世纪享誉世界的哲学家，在多个领域卓有建树，1950年因他的作品“捍卫了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的多样”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赵元任是一位有世界声望的语言学家。他博学多才，除去研究语言之外，还修习过物理、哲学、音乐等多个学科门类，从而成为有“横跨文理”学术背景的著名学者。这两位学人，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有过近一年时间的直接交往。通过这段交往，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作为学者的谨严和平素生活的情形，这或许可以增进我们对人生的许多领悟。

　　1920年10月，应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的邀请，罗素从英国出发来到中国，进行为期一年的讲学活动。梁启超等人的邀请函，是当年5月发出的，随后，他们便开始紧急为罗素寻找中文翻译。由于罗素学术所涉及的面极为广泛，仅在他卓有成就的数理逻辑领域，就参之以数学、现代物理等多方面内容。在上世纪20年代初，要寻出这样一个既有充分哲学素养，又兼通数学、现代物理，同时兼善中英两种语言的翻译，真不知有多么困难。

　　但事有凑巧，还真有这样一位合适的人选。为了准备罗素来华讲学，梁启超等人特别组织了一个“讲学社”，主持人向蒋百里、蔡元培、丁文江、陶履恭、秦景阳等人咨询，由大家推荐，选中了应清华大学之邀回国任教，但还未及回到国内的赵元任。

　　赵元任初入美国康奈尔大学时，主修数学，他当时的数学课程获得过两个100分，一个98分，多年保持了该大学平均成绩的最高纪录。在修主业的同时，他还兼攻物理，以后兴趣扩展及语言、哲学和音乐。大学毕业后，他又从数学转到哲学，获得了哲学研究奖学金，最后入哈佛大学，以《连续：方法论之研究》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同时还选修了心理学和科学史等课程。后来，他还在母校康奈尔大学作过物理教师。此次回国，清华大学请他讲授的却是数学，到清华后又加了一门英语，后来教务长又要他改教中国史和哲学，最后决定教心理学和物理……光从这令人眼花缭乱的学科，我们对赵元任学术背景就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不仅如此，在学习哲学的过程中，赵元任还对罗素本人的哲学，甚至数学著作多有研究。1914年，他在读了罗素的《哲学论文集》后，在日记中写道：“极符合我的想法。”在这段时间，他读了多种罗素著作，还写了一篇相关的论文，并获了奖。此外，他还研究过罗素的《数学原理》等，由此可见，由赵元任担任罗素的翻译，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可是，赵元任当时并不知道为罗素做翻译的事。他是向康奈尔大学要求休假一年，接受清华邀请回国的。他到上海时，便听同班同学胡适等人说梁启超、张东荪领导的进步党想请他去为罗素的学术讲演当翻译。胡适等人当时思想较为激进，他们虽没有主张让赵元任拒绝，但告诉赵元任，不能让他们仅仅把你当一个译员看待（因为赵元任本身已具有很高学历）。

　　果然，到了清华不多久，蒋百里便与清华校长金邦正交涉，“借”赵元任为罗素做翻译，校方同意了。赵元任也表示愿意接受这项工作，因为“他的著作对我在哈佛的工作具有极大影响”，自己也可以借此会晤这位著名学者。

　　1920年10月12日，罗素乘坐“波诌”号轮船抵达上海。由于到达的时间搞错了，码头上没有一个人接待，弄得罗素还真以为这次邀请是一个“奢侈的玩笑”。第二天，赵元任赶到上海，见到了这位心仪已久的学者。在当天的日记里，赵元任记载说：罗素与自己从照片及描述中得到的印象极为吻合，但似乎显得更强壮，更高，仪态更为优雅。虽然罗素一直待在英国，但哈佛大学这样有世界影响的学校有他许多学术朋友，赵元任又在哈佛修习多年，所以，两人很快就找到了话题，这对他们之间的交往有很大好处。

　　这次陪同罗素来中国的，是他的女密友勃拉克女士。她也是一位学者，所以，一些场合也致辞发言。罗素他们到上海后，接连几天都有盛大的宴会和欢迎会。这一来赵元任就十分繁忙，他不仅要为罗素和勃拉克女士的答词翻译，还要为中国主人的发言翻译，好在他功底深厚，还能够应付裕如。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罗素一行经杭州、南京、长沙，然后去往北京。一路上热闹非常。在为罗素翻译的过程中，由于各地方言不同，赵元任竟由此发现了自己表达方言特征的语言天赋。譬如，罗素在杭州演讲时，赵元任便以杭州方言来翻译；在去往长沙的途中，赵元任跟同船一位湖南人学了几天湖南方言，到了长沙后，罗素演讲，赵元任竟能以当地方言来做翻译了。当10月26日那天翻译完之后，一位听讲者上前问道：“赵先生，你是哪县的人？”

　　竟以为他是地道的湖南人了。其实，他学湖南话还不到一个星期。这些无形的鼓励，使得赵元任在语言研究方面的兴趣越来越浓。

　　在湖南，当时的湘督谭延闿设宴款待罗素一行。那天请了两个翻译，赵元任为谭延闿翻译，另一位姓杨的先生为罗素翻译。当天晚上恰好月全食，罗素便在讲演中特别提到了中国古代的两位天文学家，他们因为没有敲打锅盆和放鞭炮，与大家一起来吓走吃月亮的天狗，而被处决。提及此事，罗素也是有表现自己对中国文化有一定了解的意思，可是那位姓杨的先生却只翻译客套话，对这段举例置之不理。

　　到北京之后，讲学社的蒋百里在东城遂安伯胡同二号为罗素找到一所住宅。为方便起见，赵元任也由清华搬到了这里。11月5日，梁启超前来拜访罗素，由赵元任担任翻译。这是赵元任第一次见到梁启超。在1900年时，赵元任曾经每个月引颈盼望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

　　罗素在北京的学术讲演，尤其是专业性很强的讲演，大多安排在北京大学。其余较为通俗的课题，则安排在高等师范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地。罗素演讲的内容，依现在流传下来的记录稿看，相当学术化。譬如著名的“五大演讲”——《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之分析》、《数理逻辑》、《社会结构学》，不仅涉及相当广泛，举凡心理学、生理学、伦理学、数学、逻辑、物理、教育学、社会学……真正无所不包，而且相当深奥。在《物之分析》中，他不仅讲到了爱因斯坦关于万有引力的新的解说，更从狭义（当时翻译为“特别”）相对论讲到罗素自己也以为繁难的广义（当时翻译为“普遍”）相对论。为说明问题，他引用了许多高深的数学、物理、天文知识，并绘图、列方程……这么广博又艰深的内容，对于在中间做语言转换的翻译来说，该是多么严峻的考验。

　　但事实是，赵元任不仅经受住了考验，还颇有些应付裕如的样子。他甚至感到，生活中的一般客套话十分难翻，而翻译学术讲演反倒容易一些。他在一次学术讲演翻译后在日记中写道：“我按己意大加引申说明……以译员的身份讲，比主讲人更有乐趣，因为译员讲完后才引起听众反应。”在繁难的翻译中，还能感受到乐趣，由此益发显现出赵元任学养的广博和深厚。

　　在为罗素翻译的过程中，赵元任与杨步伟女士谈起了恋爱。爱情热度太高，使得翻译时出现了几段小插曲。有一次，是勃拉克女士演讲，杨步伟前去听讲。看到台下的杨步伟，赵元任有些精力不集中。当时勃拉克女士说：“unmarried men and unmarried women”大意应是“未婚男人和未婚女人”。中文的“婚”，男子是“娶”，女子是“嫁”，但赵元任给翻拧了，成了“男不嫁，女不娶”，惹得听众哄堂大笑。勃拉克女士觉得自己说的话并不可笑，不知听众笑什么，赵元任只得小声对她说：现在没时间解释，以后再告诉你。

　　还有一次，赵元任与杨步伟两人出去吃饭，结果把上课的事给耽误了。这天罗素是在师范大学讲课，等到赵元任与杨步伟赶到时，罗素正干巴巴地在台上呆站着。看到赵元任带着个女孩子进来，罗素低声对赵元任说：“Bad man bad man！”（坏人，坏人！）全场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1921年3月，为演讲，罗素先生害了一场大病。那是保定的育德中学请他去演讲。罗素先生在讲到社会问题时，态度是相当激烈的，但是他的日常生活习惯，却是一位相当可敬的英国绅士。当时一般的学校条件都比较差，罗素讲演的大礼堂没有生火，但绅士的罗素坚持要脱下大衣讲演。讲演结束后回到北京，罗素便发高热，继而引发肺炎。经过十多天的治疗，病情仍没有好转，在当时，他已经勉强在遗嘱上签了字，将后事委托给勃拉克女士。消息传到伦敦，报纸都报道了罗素已逝世的消息。罗素甚至听到了自己的死讯。但他却幽默地说：“告诉他们，我的死讯太过夸大其词了”。又经过一个多月的调养，罗素先生终于转危为安。

　　病体恢复后，罗素就没有再做大的讲演了，只参加一些小型的演讲会和宴会。这时候，罗素与赵元任之间已经相当熟悉了。当年6月1日，赵元任与杨步伟以一个极特殊的通知，告诉亲友他们已于当日下午三点钟东经一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结婚，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婚后，他们问罗素先生，这样的方式是否太保守，在这方面十分开通的罗素却说：“足够激进了。”为答谢友人，两位新人请罗素、勃拉克女士以及英国公使馆的班奈特先生在一家屋顶花园小聚。当天赵元任拍了许多照片。后来他指着其中的一张对罗素说：你极像“发怒的独居人”。罗素回答，你别用这样异想天开的比喻吧！

　　罗素此次来中国演讲，总体来说是不够成功的。不成功的缘由实际上在他到中国来不久就察觉了。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他们不要技术哲学，他们要的是关于社会改造的实际建议。”的确如此。当时的中国各种思潮风起云涌，人们急切地盼望着罗素这样的大学者来为我们开一剂改造社会落后状况的良方。但我们从前面讲演的内容可以看出，罗素讲的是相当纯粹的科学、哲学。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这似乎离生存现实太远。当年曾在长沙听过罗素讲演的毛泽东，在给友人写信时评价罗素的主张：“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但是，罗素却因此行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在回国后的第二年（1922年），出版了著名的《中国问题》一书，在各界引起广泛关注。到他晚年（1966年）时，他又将此书重新出版。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时，罗素曾与世界各国著名人士联名向全世界发表公开信和宣言，严厉谴责日军的暴行。1962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年届九十的罗素担任中印双方的调停人，受到周恩来的赞扬……

　　罗素与赵元任，因这近一年的直接接触，也结下了友谊。除去赵元任后来在回忆录中重点提到这一段交往外，1926年时，赵元任的好友胡适到伦敦，在向罗素致函中，还特别有一句：“赵元任博士托我向你致候。”到了几十年后的60年代，赵元任还与妻子杨步伟前往伦敦拜访了晚年的罗素先生。当时陪同前往的有女作家凌叔华和她的丈夫陈源，大家与罗素及夫人合影，留下了珍贵的纪念。

　　从罗素先生一方来说，与赵元任等博学多才的中国文化人的接触，的确增进了他对中国的感性认识。他后来长期关注并努力为中国的和平事业呼吁，应当与此有相当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