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编者按：在江西近代史上，很少有家族能与义宁陈氏“一门三代五杰”相提并论。从陈宝箴、陈三立到陈衡恪、陈隆恪、寅恪兄弟，陈氏家族谱写了别样的辉煌传奇；从某种意义而言，像这样光前裕后、与国咸休的簪缨世家，在国内也是首屈一指。

绮罗高价等珠玑

义宁陈氏本是福建客家移民，清代早期从汀州府上杭县进入地广人稀的南昌府义宁州垦荒，最后定居今修水县桃里竹塅陈家大屋。到了清代中晚期，陈家走出了陈宝箴这样通过科举入仕的读书人，才彻底改变了家族的地位。陈宝箴（1831—1900）由举人入曾国藩幕，后仕至湖南巡抚，曾主持颇有影响的“湖南新政”，是一位有魄力、有作为的封疆大吏；陈宝箴之子陈三立（1853—1937）为“维新四公子”之一，也是清末同光体诗派代表，近代诗坛之巨擘；陈三立长子陈衡恪（1876—1923）是近代著名画家，擅长篆刻、书法、诗文；次子陈隆恪（1888—1956），著名诗人；四子方恪（1891—1966）也是诗词大家；而三子陈寅恪则青出于蓝，是享誉中外的著名国学大师。

陈寅恪（1890—1969）籍贯义宁州（今修水），出生地却和父亲陈三立一样是湖南，这自然与祖父陈宝箴长期在湘中为官有关。陈寅恪出生之日，正是祖父任湘抚驻节星沙之时。由于陈宝箴父子提倡新学，中西并用，所以陈氏兄弟大都有留学海外的经历，陈寅恪也不例外。他先在家接受传统四书五经教育，打下了深厚的“旧学”基础；后留学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学习东方学和中西亚历史文化；到他35岁回国时，已经是满腹经纶的大学者。所以清华大学延请没有学历的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四大国学大师”，足见其学术地位之高。他的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身出名门，所以陈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中的公子，教授中的教授”。

身兼清华、北大研究生导师的陈寅恪一边教授佛学和边疆史，一边开始进行“以诗证史”的尝试，取得了很大突破。可惜抗战军兴，他被迫随校流亡，先后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和燕京大学。“南渡饱看新世局，北归难觅旧巢痕”，内战结束后，他谢绝了傅斯年邀请赴台的安排，由清华大学转到岭南大学（后合并为中山大学），直到去世。陈寅恪传世著述颇多，主要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都是近现代学术的经典之作。

陈寅恪出身名门，却没有官宦子弟的骄矜之气。他治学严谨，博闻强记；通晓多国语言，擅长用不同领域的学术多方考证某一历史论题；他对政治不盲目遵从，平生最痛恨蝇营狗苟之事，尽管先担任中华民国的中央研究院理事，建国后又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却从不矜炫人前，也从不以权谋私，始终保持着一个文化贵族和传统士大夫的尊严。人们就其学术与人格多有美誉，梁启超说自己著作等身，还比不上陈寅恪寥寥数百字；吴宓更将陈诩为“中国最博学的人”；傅斯年说他这样的人才，“近三百年一人而已”。

万古书虫有叹声

义宁陈氏累世藏书，余荫多滋。陈宝箴的书斋叫“四觉草堂”，陈三立的书斋叫“散原精舍”。陈寅恪的侄子陈封怀回忆说，“祖父藏书很丰富……六叔（即陈寅恪）在他十几岁以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他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父、祖的藏书不仅给陈家兄弟提供了丰富的滋养，也在潜移默化中传递了藏书的爱好。

陈寅恪早期的藏书斋号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他在中山大学时期的住所叫“金明馆”“寒柳堂”，我们且把它当作陈先生的书房斋号之一罢。众所周知，陈先生晚年致力于《柳如是别传》的撰述，他非常欣赏柳如是所写的《金明池·咏寒柳》，所以才想到以此名宅。柳如是的原词是：

有恨寒潮，无情残照，正是萧萧南浦。更吹起，霜条孤影，还记得，旧时飞絮。况晚来，烟浪迷离，见行客，特地瘦腰如舞。总一种凄凉，十分憔悴，尚有《燕台》佳句。

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纵饶有，绕堤画舸，冷落尽，水云犹故。忆从前，一点东风，几隔着重帘，眉儿 愁苦。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低语。

此词为柳如是怀念故国故人最为沉痛之作，颇适陈寅恪晚年心境。他最激赏“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最能衬托自己多病而且情绪压抑的遭际。江西士人崇尚气节，一直标榜“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陈寅恪，对名节气概十分看重，特别是1949年以后，他对自己的朋友和学生，也以这个标准重新定义，如有违反这一原则媚政阿俗者，不惜除名师门。实际上，“金明馆”也好，“寒柳堂”也罢，表面上是对明末清初一位奇女子柳如是的肯定与赞赏，其实也是陈寅恪以一位文化遗民的心境，在鼎革之际各种政治运动中保持独立人格的真实写照。他的宅第现在被改建为纪念馆，仍直立在中山大学的校园中。人们走到这里，依旧可以感受到陈寅恪正直、独立的学者风度。

尽管陈寅恪有斋号，自己也有过“青园居士”这样的别号，但他在藏书上加盖的印却很随意，一般多用带隶意的楷书“陈寅恪印”。后来著名篆刻家方去疾为他治了一方篆文藏书印，但他并不常用，这批印后来流向了市场。

陈寅恪的藏书大多损失于战乱及“文革”。但有极少数的藏书侥幸得以保存，有的还流向了市场。2015年杭州西泠印社春拍，就上过五种陈寅恪旧藏，共计《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2册）、《七克十卷》（4册）、《殷墟霾契考》（1册）、《天下才子必读书十五卷》（2册）、《妙法莲华经论》（1册，钞本）等五种。这些书有的经郭麐的灵芬馆递藏，并无名贵珍稀古籍，甚至日本“和刻”《七克》一书，还是清初西班牙籍传教士庞迪我的著作，也在寓目之列，说明陈寅恪先生涉猎之广。

独为神州惜大儒

与那些成天只知提笼架鸟、选色征歌的“世家子弟”不同，陈寅恪可以说是嗜书如命。早在留学欧美时期，陈寅恪就大量买书，而且是中西书籍都是他涉猎的对象。吴宓就说“首惊其藏书之丰富”，“哈佛中国学生中，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已充橱盈笥，得数百卷”。甚至他应清华大学之聘，行将返国时，也大量购置相关书籍，以至无力支付返程费用，只好托吴宓向校长曹云祥支取五千多元垫付。

读书人好书，但往往却为书所困，以致经济上捉襟见肘，炊爨不继，这种事情也多次发生在身为大学者的陈寅恪身上。特别是日寇侵华，万方多难，陈寅恪带着妻子和三个女儿冲锋冒镝辗转各地，备极艰辛。内战末期，经济崩溃，北平孤城也是物价飞涨，一夕数惊。当局发行法币不久又折改银圆券，过了一段时间银圆券改成金圆券，很快又贬值，教授们经常是拿着成捆的钞票买不到一斤米。陈寅恪家也很快山穷水尽、室如悬罄。他的好友、北大校长胡适知道陈无米下锅，连过冬的煤都买不起，又好不意思开口向人借钱，遂用了一个变通的方法，让校方向他买一些“富余”的藏书，以当时的“硬通货”美金支付。结果陈寅恪不肯落人口舌，给了北大一汽车的书，都是西文、佛学和中亚语言文字方面的好书，却只收了两千美元。要知道，就是其中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辞典》就值这个数。

卖书是不得已而为之，而在战乱中书籍蒙受损失就是无可挽回的了。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凶焰直逼平津，教育部决定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南迁。陈寅恪在离开北平赴长沙时，托付留守的侄子陈封雄把清华园家里的藏书赶紧寄到长沙来。但书到长沙时，他已经南下岭南了。1938年10月13日，长沙发生大火，火灾持续烧了三天三夜，寅恪先生放在亲属家中的那些书籍，也在大火中化为了灰烬，寅恪先生得此消息后，只能仰天长叹，欲哭无泪。

祸不单行的事又接踵而至。同年末，西南联大迁至昆明，陈寅恪也随校到昆明。他走的路线是长沙经香港、安南（越南）赴滇，陈寅恪把自己最为珍视的藏书装进了两只大箱子，交由滇越铁路部门托运。而行李托运到云南蒙自取件，却发现被坏人调了包，里面全是砖头，所有的书都不翼而飞，这对陈来讲如同五雷轰顶，却追查无门。据他后来回忆，其中丢失的好书有《蒙古源流注》、《世说新语注》和《五代史记注》，以及一些梵文佛教经典、巴利文《长老尼诗偈》一部。这些书除了有版本价值之外，上面密写陈寅恪的疏注，是他研究学问的心血之作，无良小偷盗走这些书卖不到几个钱，却毁了陈寅恪的治学心力。这批书被越南小偷在当地出售，甚至到十多年后的1955年，陈寅恪曾收到一位越南华侨的一封信，说他在海防买到了这批书中的《新五代史》批注两本，看到眉批，知道是陈寅恪先生的东西，打算清理一下，把包括此书在内的藏书都奉还故主。陈寅恪收信后十分高兴，哪知不久风云突变，越南战事骤起，那位华侨家的藏书连同家产全部付之一炬，陈的这批失物仍旧逃脱不了毁灭的结局。

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他的藏书，如果用“珍若拱璧”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如果藏书发生意外，就是最大的打击，所以藏书“四厄”，几乎要夺去藏书家的生命。诚如吴宓先生的女儿吴学昭女士在《吴宓与陈寅恪》一书中所写的那样：“那都不是普通的书籍，而是寅恪伯父多年心血的结晶；书页的空白处布满寅恪伯父写记的考证、比较和见解心得，学术价值无可比拟！”两次劫难，几乎使寅恪先生藏书的精华全部损失了，这样的损失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文化的一次重大劫难。

给陈寅恪精神的“最后一击”，就是1966年开始的“文革”劫难。作为“封建权威”的代表，这位国学大师注定已是在劫难逃。一批批“红卫兵”对陈寅恪夫妇进行了多次肉体与精神上的折磨，令两位老人痛不欲生。一次在“红卫兵”抄走了他的藏书与手稿后，陈寅恪再也承受不起这样的打击，于1969年10月7日在悲愤交加中离世；11月21日，夫人唐筼弃世。可以说，把读书写书当作最大快乐的陈寅恪，却在眼睁睁看着藏书与书稿被毁时“人琴俱亡”，这正是那个时代读书人与藏书家所遭受痛苦的一个缩影。

（节选自《近代江西藏书三十家》，毛静著，学苑出版社2017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