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大病一场

1942年12月13日（壬午十一月初六），阴历已入大雪节气，昆明持续了一周的阴雨，总算放晴了。近来天甚寒，《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以下简称日记）12月10日载：“七时起。雪甚大，片片而下，似在北地，入滇以来所未见也。”这一天，郑天挺病了。

“晚遂觉头痛，微嗽一嗽而头震愈痛”，头痛发作未有过记载，想是剧烈程度前所未有，乃至发出“余素不畏疾，今乃畏之”之叹。夜间无法就医，幸好公舍同事尚在，郑天挺向许宝騄索要了一丸阿司匹林，早早睡了。

如今小剂量阿司匹林多用来预防心脑血栓，当年的剂量却很大，以发挥解热镇痛之功效。第二天没见好，郑天挺仍感头痛，而且陆续出现了周身酸楚、胃胀、打嗝、疲倦、纳差诸多症状，似有发烧，人也烦躁起来，本已到办公室，却罕见地“告同人今日不办公而归”。

民国时期的阿司匹林广告

不好不歹地捱了几天，直到12月19日，病情迅速恶化。“口干又不得水，觉有高烧，作嗝不已，屁多，苦甚”，晨起测体温大增，达38.9℃，下午更升至39.5℃，此后发热反复达九日之久，且一直卧床不起，进食极少，还间歇性腹泻。直到24日才有起色，可以离床下地；27日热退尽；又将养了几日，30日至袁家骅家小坐，“病后初出卧室也，日光直射，神怡身旷”，病体才告复原。

这是整部日记中郑天挺病得最严重的一次。

病因种种

郑天挺赴滇已有四年余，对昆明天气早已熟知，如起病之前1942年12月2日载：“连日上午九时半以后必风，及暮而止，又至风季矣”；起病当日，“风吹窗开，直贯卧处”，却“欲关窗，又懒于起”，生生挨冻了两个多小时，大受风侵。

郑天挺平素身子骨是极好的，据他回忆，一直自负强壮，亦自知谨慎，除民国十五年曾病卧两三日外，近三十年来无大病（页643）。大病初愈后，他做了自我反省。第一，饮食失节。每日午一时后才出办公室，或就小店零食，或回住所啃馒头佐冷菜冷肉，“多寡冷暖无常无序”；且病状已有苗头仍不节制，蒋梦麟先生召饮，多食油腻，于是肠胃大不受用。第二，起居失当。每日枕上必读，就寝往往在凌晨一时半之后，睡眠不足六小时，午睡也不能保证。第三，保暖不足。早已入冬，本月初天气骤寒，衣被仍寄藏乡间，“在城仅薄被一床、衬绒袍一件、破棉袍一件，已不能穿”，日间勉可支持，夜眠多不能酣，畏寒时只能“向莘田借大衣一件，加覆而寝”，以上种种，皆可与客居他乡，又独身失之照顾有关。

可与年长四岁的冯友兰相比较。据宗璞回忆，在昆明时冯友兰也曾患斑疹伤寒，当时西南联大校医郑大夫诊断出病后，治法是不吃饭，只喝流质，每小时一次，几天后改食半流质。她母亲用里脊肉和猪肝做汤，自己擀面条，擀薄切细，下在汤里。有人见了说，就是吃冯太太做的饭，病也会好。

冯友兰与夫人任载坤

当然，也有工作上的原因。联大总务处本就事务芜杂，自两月前北大办事处移才盛巷办公，郑天挺住所在靛花巷，每周必二三往，往返必三四小时，徒增奔波积劳之苦。不过也无计可施，空袭常常降临，才盛巷防空壕坚固，之前联大教员公舍也搬迁至此。

徐大夫

病急投医，主诊的是校医徐行敏。起病第二日，郑天挺即前往医务室，徐大夫心够大，或者人如其名——“讷于言而敏于行”，未诊视，仅“略询数语，给药六包，嘱分两日食之”。直到第六日，郑天挺体温大增，徐大夫才姗姗来迟，体查后“谓脾脏未肿，非伤寒，似斑疹伤寒”。至于治疗，仍保持其一贯风格，“嘱静养，未予药，在左耳取血而去”。之后大概是接到了蒋校长的问询，“少顷，又派看护来，于左手中指取血”，“傍晚，又送来加斯加拉三粒”。

开始未予药，后来仅予“加斯加拉”，即“cascara”，这是美国鼠李皮，一种植物成分的药物，多用来润肠通便。是否徐大夫有些怠慢，又或是医术不足？徐行敏是西南联大医务室主任，曾参加湘黔滇旅行团，被委以一路照顾诸人之重任，又成功治愈过航空工程系庄前鼎教授所患菌痢，医术是不成问题的。医务室受总务处直接管辖，1938年3月，还是郑天挺致信蒋校长，请汇款以觅校医（页43）。此外，三月前，郑先生还曾应邀赴徐氏家宴。徐宅位于天水塘，出小西门乘马车一小时乃达，而徐氏早已出迎半里，情殷可知。当日午馔极丰腆，饭后还作牌戏八圈（页603）。于公于私，徐大夫都不至于轻慢，之前种种，只可归于缺少有效药物。

西南联大行政组织系统图

当年的联大，确实医药匮乏。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人类第一个抗生素“百浪多息”已问世，而且磺胺的抗菌机制已研究清楚，大量廉价的磺胺药品都在快速生产中。磺胺属广谱抗生素，对斑疹伤寒有效，完全可使用，但据庄前鼎致梅贻琦《申请困难补助》：“鼎于六七月间患痢……幸告痊愈。因价格过昂，校医室不能供给，均由鼎自购，仅药费一项即达三千元”，比斑疹伤寒更致命的菌痢尚需外购药物，可知医务室实难为无米之炊。

昆明整体医疗水准也不甚高。国立中正医学院和国立上海医学院，搬迁昆明后不久即迁走；其他几家医院，公立性质的有昆华医院，1938年12月19日，董作宾患副伤寒于此住院半月有余（页116）；惠滇医院是英国教会医院，1939年6月21日汤用彤长子汤一雄割盲肠时麻醉过量去世（页159-160）；甘美医院是法国医院，以外科见长，1941年1月4日及2月26日，联大师生遭遇空袭后受伤均送此处（页361、387）；还有国立云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即云大医院，1941年刚刚建立，联大生物系吴韫珍教授因十二指肠溃疡割治不效于1942年6月7日过世（页565）。

昆明甘美医院，摄于上世纪三十年代

起病第七日，徐大夫复诊，“谓昨验血白血球七千八百馀，非伤寒，非疟疾，必斑疹伤寒也”；伤寒多有血白细胞减少，疟疾在血涂片中可发现疟原虫，又斑疹伤寒为特殊病原体——立克次体感染，血白细胞往往不高，故徐大夫有此一说。第九日，徐大夫又来诊视，“谓余眼红、面色红，必斑疹伤寒也，日内当出斑疹”。

徐大夫预测不准，郑天挺一直没有出疹，而斑疹伤寒患者绝大多数都有皮疹。故郑先生痊愈后，“深疑余之此病未必由于传染，实由肠胃之不良所致。盖斑疹伤寒之症象余均无之，除发烧九日相似”。又琢磨“余之多屁多嗝，屁且酸臭”可为草蛇灰线，但数次言之于人，“人皆不信或且不顾；余言之医生，医也亦云无关，此疑终莫解也”。

郑天挺大概是翻了医书，觉得自己症状似是而非，由此提出质疑。不过从发热九日、卧床八日来看，绝非“胃肠不良”这么简单，还是以斑疹伤寒最有可能。事实上，直到1949年后，云南一直都是斑疹伤寒的高发地区，中国最后一次斑疹伤寒大流行就在昭通地区。那几年联大教职员中患病的不少，如1943年3月哲学系郑秉璧（页670），4月常委会秘书刘本钊（页677），10月训导长查良钊（页740），10月北大办事处文牍组主任朱汇臣（页342），次年6月北大办事处事务组包尹辅（页853），10月英语系钱学熙（页936）、数学系江泽涵、物理系郑华炽（页938），均患斑疹伤寒。

左一为查良钊

结合郑天挺的病情有一定的自限性，也与斑疹伤寒相符。不过即使血清学确诊，在当时缺少抗生素的情况下，徐大夫也实在给不出良方。另一位校医郑大夫（郑德祷，可补页1347“郑校医”条），是加拿大华侨，经验较丰富，曾担任大理喜洲医院院长，诊视过后也没开药。徐郑两位大夫的方案都以支持治疗为主，如卧床休息、多饮水、退热、清淡饮食等，这些郑天挺都完成得很好。

中医与中药

郑天挺对中医中药是将信将疑的。他自叙三十年来仅食汤药两次：一次是民国十五年于北平，因中煤（气？）发高烧；一次是民国十八年于杭州，因咳嗽恐转冬瘟（页637）。咳嗽经久不愈，如今也常借助于中医药；高热尤其是伴有昏迷或惊厥者，安宫牛黄丸等也有良效，更何况是上世纪二十年代。郑先生患病之初，有一位沈刚如先生看过几次。沈先生诊之谓尚无大热，以疏表为主，处方为：淡豆豉四钱，川柏花五钱，苏梗二钱，桑叶三钱，荆芥穗二钱，薄荷二钱，葱白三枚，生姜三片。

沈先生这个方子均很温和，厨房中即可备齐一半药材，类似于民间的验方。不过，求助于中医这件事本身，引起了毛子水的非议，他“大不谓然，以中医不可信耳”。郑天挺虽觉得“此次似尚无必要，但畏有他变耳”，且以所开数药尚平稳，没有听取毛子水的建议，托人购回煎服。

左一为毛子水

确实也有功效，郑天挺虽未发汗，但自觉周身轻快许多，胃口甚好，体温也稍有下降。听闻平时不太信服中医的郑先生用了自己的方子，沈刚如三天后又来探病，辨为湿温证候，并第二次开具处方：广藿梗二钱，大腹皮二钱，泽泻二钱，炒苡仁三钱，白茯苓三钱，瓜蒌衣三钱，淡黄芩二钱，陈皮一饯，六一散七钱。

也许是对这些药物不够熟悉，郑天挺当时并未服用。次日沈刚如又来，做了思想工作后，郑先生动了心，但还是循例与罗常培商量。罗常培又与袁家骅、许宝騄谈，亦以为可。三人还是不放心，告之姚从吾。姚从吾探病后，估计持反对意见，用“不知药性”来搪塞。见到众人费心费力，郑先生赶紧声明：并不是请大家审定药方，自己服用中药的决心已定。

罗常培

当诸公“将煎矣”，郑先生“又止之”，这反复的拉锯，郑先生解释为“此盖高烧神经不定之故也”。回顾先生病状，以精神和体力差为主，高热时并无意识障碍（痊愈后的日记，何日何人探视及馈赠均记得一清二楚），其中透露的是联大教授们对国医国药的态度。郑先生还提了一句，当自己必欲食中药时，“不知诸公笑我否耳”，也可见微知著。

沈刚如学界名声不显，原来他并非教员，初为清华图书部职员，南迁后调教务处，长期担任梅贻琦的秘书。因家传中医，联大教授们常请沈先生诊治，如朱自清日记1940年2月22日载：“请沈刚如先生为孩子诊看。”1949年以后，他干脆转行在清华校医院当了中医大夫。

沈刚如个性分明，郑天挺不用自己的处方，至此未再来探病。

天气晴了，空袭来了

郑天挺病后，昆明持续晴天，期间曾有三次空袭预警。12月25日下午3时45分，警报响起，郑先生卧床不能起避，陪同的罗常培亦不走，雷海宗居然还来了，并馈鸡汤。另有一位彼得·米士（Peter Misch）教授，是德籍犹太人，也是享誉世界的构造地质学家，1940年起任职于西南联大，当年与郑先生同住靛花巷。米士教授见大家不避，亦留舍中。当时虽不过相视一笑，相伴而谈，事后补记中郑天挺却唏嘘不已：“此真舍生命以维交情者也，古人生死交情不过是也。”

米士教授工作的云南省地质矿产调查所

另26日警报，罗常培相陪，陈雪屏适来，亦不走；29日警报，罗常培复相伴，许宝騄亦伴甚久，郑天挺“心中感激与不安，非可言宣也”。

并非对警报见怪不怪，之前郑天挺曾有几次与死亡擦肩。1940年10月14日，师范学院遭袭，郑先生办公室全毁，“后檐、椽瓦洞穿，沙石满地”，“巨石三数，逾尺，亦落室内”；1941年2月26日，轰炸后的才盛巷公舍，“门窗毁倒甚多，玻璃几于全碎”。凡此种种，惟有触目伤心，不觉泫然；也正是见识过惨烈情形，才体味得“生死交情”。

出门靠朋友

郑天挺此次患病半月余，探视者近九十人，凡两百余次。虽说频繁探视并不利于康复，不过可得见郑先生的人缘。郑先生确实是暖男一枚，“有平素过从较疏而来视者，尤觉不安；其过从素密而来视较少者，则以亊忙故耳”。其中蒋梦麟探望两次并馈赠奶粉，而且蒋先生心思缜密，延请先生移居才盛巷二号以方便照顾，并安排次日汽车来接，后来因郑先生体弱不宜搬动才作罢。

蒋梦麟

郑天挺只身南下，病中除倒便桶需工友帮忙外，其他全依仗朋友，尤其是同住靛花巷者。如病初欲测体温而不得，还得借数学系教授刘晋年（字伯蕃，页637-638、644均误为“伯藩”）的体温计。之后罗常培每日数次陪伴，袁家骅夫妇每日数次探望并准备炊食，许宝騄、刘晋年、姚从吾均每日前来。

许宝騄

另有联大总务处同事胡蒙子（兆焕），虽不同住，然每日必来。他是前清秀才、南社老诗人，当时已六十有二，郑天挺口称“胡蒙老”。平时他是事务组的得力帮手，当有同事托病不起时，“佐余为之尤苦，此老精神殊可佩”（页320）。共事之余，偶有唱和（页301），胡蒙子笃信佛法，曾与先生私谈，“以为中印之精神思想战后必大兴于世，佛法必大昌，其尤盛者则密宗也；又主师范学院宜设读经学程”（页520），对此，郑先生当然一笑了之。此番高热，胡氏父女偕来，将床前开水施以番咒请先生饮下，谓明日必烧退，对这位老先生的好意，先生总是顺其心意的，“知无伤，谢而饮之”。第二天胡蒙之又来，送小米粒药一粒，谓食之宁神，先生“知其为佛法中之心理作用以安人者，必无伤也，谢而饮之”。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第二天仍发热。这倒不是胡蒙子第一次预测失利，早在1942年4月，胡蒙子兴奋地告知郑天挺：5月中旬，日敌渐入衰败状；至9月必大败矣。此种情形，郑先生不会不以为然或语含讥讽，而是内心代为解释：“凡此虽不免出之夸张，出之愿望，然亦足以振我士气也。”（页561）

病中得句

12月18日，郑天挺大病伊始，烦躁中得句云：“人事有疾徐，情谊无亲疏。桃李街东西，同沾雨与露。田禾连阡陌，霆雹远近殊。□□□□□，□□□□□。大哉夫子道，忠恕有坦途。”自言体力不足，但得句甚速。句中有感恩之意，其他不可解，郑先生亦自道“不自知命意之所在”。

郑天挺日记稿本

又有“漏尽鼠无迹，天寒鸟忘晨。张灯药铛见，不敢忆家人。”本为五律，今仅存四句，除卧病伤感，其中提到鼠患，应为写实。回顾郑氏病情，无明显脏器受累，且病程较短，故地方性斑疹伤寒的可能性更大。此病由莫氏立克次体引起，正是通过鼠蚤传播，故又称鼠型斑疹伤寒。

此病非人际传染，主要因鼠蚤体内的莫氏立克次体侵入人破损皮肤，或人食用了被鼠尿鼠粪污染的食物而起。另，《日记》上册第638页载“斑疹伤寒所谓typhus也 ，在外省为大病，在昆明则数轻伤寒，所谓typhoid也”，其中typhus为伤寒，由伤寒杆菌感染所致，完全是另一种病，而typhoid即斑疹伤寒，字面意思不可解，疑点校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