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早在1947年11月1日西南联大十周年校庆时，曾任联大三常委之一的蒋梦麟先生就说：“西南联大由三校合作了八年，有始有终，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可纪念的一章。”

西南联大在滇八年，先后走出了一大批名流巨匠，铸就了中华民族历史上不朽的教育丰碑。回眸西南联大前后九年的办学史，时值物资紧缺，又屡遭日机轰炸，生活困苦不堪，但师生们精诚合作，共克时艰，结茅立舍，弦歌不辍，其在战火硝烟中仍然坚持读书问学的精神令人感佩不已。

西南联大图书馆尽管在当时已算是藏书丰富，但相对师生强烈的读书需求，仍显得十分不足。于是，旧书店、旧书摊成为联大人对书籍进行补给和进行图书资源调剂的重要平台。联大人在这里淘书，也在这里出售和交换旧书。

昆明翠湖边的青云街上，有一家飘零小商店，其女主人系贵州籍联大外文系学生卢绍华（1944年应征赴缅甸从军）的母亲、联大吴宓教授挚友、著名女作家卢葆华，即专售联大教授寄售之物件，其中包括一些二手书。于是，冯至、汪曾祺等等师生，都成为青云街、文明街一带旧书摊上、旧书店中的常客。

冯至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地说：“值得怀念的是青云街的一个旧书店，它并没有什么珍本奇书，但我在那里买了几本书，对我很有意义。1942年3月17日的日记：‘卖旧书130元，买《圣经辞源》20元’；1943年6月26日的日记：‘购《清六家诗钞》’。……在我购买《清六家诗钞》的前两天，我6月24日的日记写道：‘欲买杜少陵诗已售出，知为丁名楠购去。’25日的日记：‘丁名楠持来杜少陵诗相让，盛情可感。’这可能是我在24日以前就看到了杜少陵诗，由于袋里的钱不够没有买，再去时书已卖出，当时遇到丁名楠的一位同学，他把丁名楠买去的事告诉了我，又把我没有买到的事告诉丁名楠。在书籍非常缺乏的时期，丁名楠肯把刚买到的书让给我，真是盛情可感，同时我也要感谢那位传递消息的好心人。”

汪曾祺则回忆道：“昆明的旧书店集中在文明街，街北头路西，有几家旧书店。我们和这几家旧书店的关系，不是去买书，倒是常去卖书。这几家旧书店的老板和伙计对于书都不大内行，只要是稍为整齐一点的书，古今中外，文法理工都要，而且收购的价钱不低。尤其是工具书，拿去，当时就付钱。我在西南联大时，时常断顿，有时日高不起，拥被坠卧。朱德熙看我到快十一点钟还不露面，便知道我午饭还没有着落，于是挟了一本英文字典，走进来，推推我：‘起来起来，去吃饭！’到了文明街，出脱了字典，两个人便可以吃一顿破酥包子或两碗焖鸡米线，还可以喝二两酒。”

汪曾祺说工具书里最走俏的是《辞源》。有一个同学发现一家书店的《辞源》的收售价比原价要高出不少，而拐角的商务印书馆的书架就有几十本崭新的（辞源》，于是以原价买到，转身即以高价卖给旧书店。他这种搬运工作干了好几次。

这样的故事在西南联大真是不胜枚举。

去年，笔者在昆明古籍书店看到了一部刘文典先生手校批注的《庄子集释》（《藏书报》曾作过报道）。该书一函十卷八册，珍罕之至。据昆明古籍书店负责人告知，此套书进库已数十年了。爱书如命的刘叔雅的旧藏，何以出现在旧书店？或许和西南联大时期活跃的旧书交易直接有关吧。

在物质极为匮乏、物价一再暴涨的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人以求知若渴的执着，乐观豁达地沉湎在书山之中看世界，又走出书斋以自己的实际努力改变现状，最终作出了令后人高山仰止的巨大成就。正如联大学生王育清1940年所说：“联大学生口号，每作豪语，谓我辈前途甚光明。目下虽苦亦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