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不只是一部个人史，更是一部西南联大史”——俞国林谈《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俞国林/点校 中华书局2018年1月出版

编者按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中国学人砥砺奋进，钻研学术，培养人才，西南联合大学“刚毅坚卓”之精神，八十年来，激励人心，不曾少歇。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先生，在西南联大担任总务长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主任等职，所见所闻，繁多具体。值得庆幸的是，郑先生当时所记日记内容充实，巨细靡遗，实为研究西南联大校史、近代学术史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更值得庆幸的是，郑先生日记历经数十年风雨得以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于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学界和普通读者都可以很方便地利用了。该书点校者为中华书局学术出版中心主任俞国林先生。在《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出版的第一时间里，俞国林先生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讲述了《日记》整理出版的幕后情况，并披露了《日记》的一些重要内容。

郑天挺先生，摄于1939年

郑天挺先生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四日日记

中华读书报：你是什么时候知道郑天挺先生有日记留存下来的？

俞国林：对于郑天挺先生这个人而言，因为编纂《孟森著作集》的缘故，是早已经知道的；再者，他曾经主持中华书局《明史》的点校工作，作为对书局历史比较感兴趣的我来说，更是比较熟悉的。所以，与郑天挺先生的哲嗣郑克晟先生常有联系。大概是2005年年底吧，读到何炳棣先生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其中引到了郑天挺先生1944年的日记，并有一页书影。当我看到这一页文字的时候，非常激动。第一时间与郑克晟先生去了电话，得到的消息是日记都在，有几十本……你不知道，我当时有多么兴奋！

中华读书报：据说为了出版这部日记，你努力了十年，最终才得到了家属的一致同意。

俞国林：第一次联系克晟先生，知道日记之体量时，即商请出版。因为郑先生所处的时代、地位与他的经历，所记内容肯定非常可观，这对于有史料癖的我来说，肯定是极具吸引力的。

但是克晟先生说，姐弟四人，得一致同意才可以。好在马上过春节，他们四个人会聚一下，届时商量商量。待到春节过后，我与克晟先生电话联系，克晟先生说商量过了，有不同意见。说让我再等等。

之后的每年，我都会电话两三次，询问可能的好消息。又询问郑先生其他遗稿，或者可以编纂的图书。2007年，封越健教授送来《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书稿。考虑到2009年是郑先生诞辰110周年，南开大学也将举办纪念会议。克晟先生拿出郑先生当年的讲课卡片（郑先生开有隋唐五代史、元史、明史、清史等课，卡片即为课程讲义），请南开的老师整理，希望也能够出版，作为纪念。后来，《元史讲义》与《学行录》在纪念会议之前正式出版。《隋唐五代史讲义》于2011年出版，《明史讲义》亦于2017年出版。《清史讲义》还在整理过程中。

2012年4月18日，曾给孙卫国教授去过一封信，说道：“克晟先生来电，要我帮他找一张照片。今日弄得，发给你，请帮忙转呈是荷。照片原效果不佳，只能如此。郑老之日记，犹时刻不能忘怀，总是心病，多年萦绕，渐成‘心魔’矣。一笑！”也大概是那个时候，克晟先生说三人已同意。之后，我也还是一如既往地每年询问两三次，特别是春节过后的那次联系，最是令人期待！

去年8月底，孙卫国教授来电，说克晟先生让他告诉我，日记可以出版了。9月1日，又发来微信说：“如果兄近期能来，我们就可启动郑老日记的整理工作。”当即复之曰：“老兄之力也！小弟十来年之努力与等待，终于‘落听’！”遂于9月9日拜访克晟先生，观看日记原稿，摩娑不能掷。

中华读书报：近年来西南联大受到多方面的关注，那么这部日记会带给我们哪些新的信息？

俞国林：《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起1938年1月1日，讫1946年7月14日，中缺1941年5月至12月、1942年7月5日、1943年3月22日至4月10日、1945年11月4日至12月31日。其起讫时间，几与西南联合大学相始终。其中1941年5月至12月是记了不慎遗失了，其余缺失的是未曾记的。

我们本来以为这部日记的内容不会很详细，但到全部点校完成，发现与之前我们的认识有很大出入，因为日记记得非常详密，且很多事情，又因为郑先生特殊的身份，一般人是不知道的。西南联大的《除夕副刊》曾出版过一册《联大八年》，其中“教授介绍”一节里对郑先生的描述是：“联大最忙的教授之一，一身兼三职，是我们警卫队队长。虽然忙碌，却能开晚车做学术研究工作。”看过他的日记之后，对郑先生工作，我总结为四个“务”：

一、总务。郑先生是联大总务长，总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种工作、人事的纷繁错杂，其中矛盾棼丝难理之状况，想而可知。如经费的申请与分配、宿舍的建设与管理、岗位的设置与变动、教工的安顿与调动、学生的招收与教育……诸端，均须一一过问。特别是后来在资源匮乏、物价飞涨的情况之下，如何正常发放工资，如何合理地核算生活补助，都是关涉到每一位教职员工的切身利益，郑先生1941年1月21日日记说到某次米贴之核算：

先期请诸人自填眷属人口表，并须请同事一人、系主任一人为之证明。北大二同事以为觅人证明有辱教授人格，深表不满。乃今日发现某教授之女公子新归某助教者仍填于女家，而未声明何时已嫁。又有某主任生子仅四月，亦照填一岁，而未声明何时出生。尤奇者有某教授夫人月内可分娩，而其子之名已赫然填之调查表矣，且曰依外国法律，婴儿在母胎已享有人之权利矣。

此种事体，需得制定一个可使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且须三校统一，其难可知也。日记作为郑天挺先生记录事务、梳理思路的重要工具，记载大量有关校务的事件和处理措施，故谓为西南联大的校史级材料，殆非过誉。

二、所务。郑先生是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是傅斯年。大家知道，当年流行一句话，叫做：“正所长是傅所长，副所长是郑所长。”由于傅斯年主要精力用在史语所，所以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具体事务都是郑先生负责的。郑先生1939年5月31日日记：

今后研究生之生活拟采取书院精神，于学术外，注意人格训练，余拟与学生同住。

1940年11月27日日记：

开文科研究所委员会，讨论迁川问题，考虑甚久，不无辩难。至夜十二时三刻，始决定仍迁李庄。

后为延聘胡适、陈寅恪、钱穆、向达等担任导师，又为图书利用之便，迁研究所学生到李庄，与史语所一起，并请史语所董作宾、李方桂等代为指导，多所努力。

三、教务。郑先生是历史系教授，按照联大规定，担任总务长后可以不用教学，但是郑先生坚持承担教学任务，白天忙于各种行政杂务，晚间还得拼命读书，以备第二天之讲授。王永兴回忆道：“日间，先生在校办公室处理有关财务、人事诸大端以及教课；夜间，在宿舍楼读书、备课、研究、撰述，虽非通宵达旦，但深夜不眠乃经常之事。”郑先生日记里也有记载，如1941年1月29日日记：

用菜油灯灯草三根，读《明史》至十二时，目倦神昏，始寝。盖明日须讲述，不得不详读详考之也。

四、家务。郑先生是一个人在联大生活，又住集体宿舍，伙食不是集体吃，就是下小馆子；衣物开始都是请人清洗的，如1938年12月21日日记：

校中今日发薪。余薪三百六十元，除五十元基本生活费外，按七折发给，应支二百六十七元。扣所得税四元七角，飞机捐八元零一分，印花税六分，实领二百五十四元二角三分。

此日记载：“洗衣○.一○元”，按当时郑先生的收入来说，这笔洗衣钱可谓是相当便宜了。但到了1941年1月12日日记：

洗衣一件。近顷以来，所自作之事若浣衣缝袜，盖不胜记，今浣衣手破，不可不记也。尝谓自抗战后最进步者为时髦太太，其次则为单身先生，盖昔日所不愿作、不屑作、不能作者，今日莫不自作之也。

日记内对清洗衣物、缝补袜子之事记载不多，但从“浣衣手破，不可不记”来推断，在经济拮据情况之下，这种事情，大概得三天两头“作之”的。

中华读书报：能否请您多披露一些郑先生日记的内容？

俞国林：郑先生朋友众多，并一直住集体宿舍，且位处“枢机”，接待、拜访，几乎是每日的“必修课”。除了公务酬对之外，郑先生的交际绝大多数属于学人交往，如与梅贻琦、蒋梦麟、陈寅恪、冯友兰、汤用彤、傅斯年、潘光旦、董作宾、陈雪屏、罗常培、钱穆、姚从吾、叶企孙、贺麟、雷海宗、罗庸、潘家洵、章廷谦、闻一多、毛准、林徽因、金岳霖、向达、唐兰、魏建功、吴大猷、周炳琳、曾昭抡、查良钊、张奚若、邵循正、吴宓、吴文藻、朱自清、吴晗、梁漱溟、李方桂、陈省身、邓广铭、游国恩、张政烺……以及1946年为北大复员事提前到北平，与北平教育界、文化界的交往，如与余嘉锡、陈垣、沈兼士、俞平伯、启功、溥雪斋、周祖谟、黄公渚、黄君坦……在何日，于何处，谈何问题，言及某事、某君、某书等，无不缕述清晰，今日治近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者，于郑先生日记中可得无数之线索也。

郑天挺关心民生疾苦，对当时的社会有深入观察，在日记中记载了许多体现当时生活的信息。关于物价、薪资、补贴等的记载，变化的情况，如1938年9月16日上海日记：

独往绿阳春进膳，一菜一汤索价至一元八角，上海生活抑何贵也！

11月30日昆明日记：

独至小有天进膳，牛肉一簋，饭一盂，价一角五分。此近来最廉之一餐也。

待到抗战胜利后，物价飞涨，却倒了过来，昆明物价远远超过重庆、南京、上海，如1945年10月1日南京日记：

由店家介绍至美龙镇便饭。凡唤炒虾腰八十元，红烧划水七十元，烧菜心三十元，炒肉丝五十元，干贝炒蛋七十元，什景豆腐汤四十元，花雕半斤七十五元，饭三客三十元，此与昆明、重庆不可相衡也。

10月7日上海日记：

九时在大中华食包面而还。三时再偕子坚、雪屏上街购物，在建康商场为晏儿购织锦衣料一件，价千七百五十元。此两月前昆明阴丹士林布六寸之价也。最贵时每尺三千。六时在一品轩晚饭，三人共用五百五十元。饭后无聊，至茶馆听清唱。寂无一人，候至八时始开场。

〔付早点一○○元，晚饭一八五元，听唱二○○元，小刀一把三六○元，衣料一七五○元，臭虫药一○○元，书报一○○元，洗衣七○元，本日用二八六五元。〕

也就是说，此时上海一件衣料的价格，两个月前在昆明只能买到六寸。8月24日所记昆明一日之用度：“付西红柿斤三○○元，鸡蛋十个一四○○元，晚羊肉五○○元，雯送礼四○○○元，雯用二五○○元。”足见此时昆明通胀之高了。

我们读书时，教科书上有过一句“走过马路两三条，物价也要跳三跳”来形容当时物价飞涨的情况，郑先生1943年7月26日日记：

至大街购物，有美国胰子，一处二百十元，一处一百五十元，两处相去不足百步，索价相差五六十元。

这些详细的数据，是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手素材。

郑先生的日记，作为西南联大八年的生活记录，其中对当时学者的清贫与坚守，以及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兼课、写报头文字等，叙说至真。如1943年3月郑先生将赴重庆开会，没有合适的衣服可穿，其17日日记记载：

膺中来谈，以棉袍一件，托其夫人修理，五年未制新衣，领袖皆破，日日在校，人人皆穷，固无伤。若入渝则太不整齐，故托为补缀之。

“日日在校，人人皆穷”八字，道出了当时教授们的整体生存状况。而对于工资的发放，同一年的9月1日日记：

自余任总务长，必于月底发薪，未尝稍迟。昨日以上月有人事更动，手续未齐，定今日发。及入校，闻仍未发，为之大怒，询之，乃因刚如未至，无人代常委盖章，遂命人往寻，责令下午必发。今非昔比，同人中盖有不能迟半日者也。

读此最末一句，唯剩感慨而已。为了生计，有些教授还到处兼课，或者给报纸写无聊之文字，如郑先生1944年1月7日日记：

近半年来，昆明各报星期论文每篇酬八百元，小报无聊文字每千字酬二三百元，同人争先恐后，余甚耻之。曾语端升，非贫无立锥，绝不为小报写稿也。

郑先生即使到了连吃一个鸡蛋都觉得奢侈的时候，也没有兼课，也不曾写过一篇无聊文字，践行着“君子固穷”的高尚品格。

应该说，《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不仅仅是郑先生个人，同时也是西南联大师生在这一时期教学、研究、工作、学习、生活的重要记录，更是抗战时期那些满怀爱国热忱的中国知识分子保存文化火种、投身教育救亡的真实见证。

中华读书报：郑先生学识渊博，那这本日记涉及学术思考内容有哪些？能举些例子吗？

俞国林：我们知道，当时郑先生与孟心史先生是公认的明清史研究的代表人物。1938年，郑天挺四十岁，正是学术展开的黄金时期。他到西南联大后，确实是打算全心研究学问的。无奈，为维系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作运转正常，出任联大总务长，协调各种关系，占去大量精力。就在这种情况之下，郑先生还是写出了很多扎实的考订文章，后来结集为《清史探微》，于1946年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其目录后所做小记曰：

比岁僻居无书，蓄疑难证，更不敢以言述作，独念南来以还，日罕暇逸，其研思有间，恒在警报迭作、晨昏野立之顷，其文无足存，而其时或足记也。

在联大最开始的几年里，当时几位历史系教授的所带去的图书合起来，还配不齐一套二十四史，所谓“僻居无书”，可见资源确实匮乏之极。而“警报迭作、晨昏野立”更是实情，跑警报是家常便饭，且还有一套“完美的流程”（日记里记了很多次这种经历，还粘着一张日寇散发的传单，很有史料价值）。

清末民初，因为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学术界研究明史特别是南明史蔚然成风，未几而“日就衰歇”（朱希祖《晚明史籍考序》）。待九一八事变之后，东三省沦丧，民族危亡，学术界又重新掀起研究明史之热潮，将满腔孤愤寄托于此段历史之研究，希望能从中探索和总结经验教训，找到民族救亡之路。同时，这一时段的研究还体现出较为特殊的含义，即“《春秋》大义”的民族思想，实是对“伪满洲国”“汪伪政权”的否定，所以又有正统之辨。

在郑先生的日记里，也体现在这类著作、论文的构思。其中最重要的，莫若1939年夏与傅斯年先生商定《明书三十志》事，郑先生7月10日日记：

孟真来，不值，留字云：“前所谈《明书三十志》，兹更拟其目，便中拟与兄商榷其进行之序。果此书成，盖以编年明史，可不必重修矣。弟有心无力，公其勉之。”读之惶愧，诸友相期，远逾所胜，可不黾勉以赴之耶！

11日日记则详细记录了傅斯年所拟《明书三十志》目录。傅斯年先生是非常看重此书的，计划五年完成。可惜时当乱世，且他们二人又事务繁杂，合作计划未能完成。

同是这一年年末，郑先生读方孝孺《释统》三篇及《后正统论》以及杨维桢《正统辨》，即拟作《明初之正统论》：

一述中国传统之正统论，二述杨维桢之正统辨，三述明太祖对元之态度，四述明初诸人对元帝统之意见，五方孝孺之正统论，六述方氏意见之影响。

此文应该没有完成。在郑先生留下来的明史讲义卡片里，有这一时期的不少卡片，其内容为“明初正统观念”，有“明初人对于世变之观念、元称金为虏、明人目元代为胡虏之言论、辽金元应为变统、金元人之正统论、方孝孺之正统论、朱子论正统、杨维桢之《正统辨》、胡翰之正统观、王袆之正统论、陆深之正统论”等论述。将授课讲义卡片与《日记》合观，我们便能大致勾勒出郑先生拟著述的宗旨趋向。

当代学人，倘有心，可以接棒对这些问题继续探研，这未尝不是《日记》当下价值的另一重体现。

中华读书报：日记常常是一个人内心活动最真实的存证，在郑先生的日记中，我们能看到他在西南联大时暨其前后的心境变化吗？

俞国林：读了郑先生日记，再联系到其前后的人生境遇，让人感受到郑先生这个人，其一生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悲苦中度过的，实在是一个悲剧的人生！不过郑先生性格坚毅，胸怀广阔，能度一切苦厄。

郑先生六岁父丧，七岁母亡，即寄养到姨父母家，由表舅梁巨川先生监护，并由表兄张耀曾、张辉曾对其进行教育。1921年8月13日，在北京与周稚眉结婚。在之后九年间，又先后到福建、南京、杭州等地工作，直到1930年11月随蒋梦麟校长回北大，才算过上比较稳定的生活。可惜1937年2月27日，周稚眉因手术失败辞世，留下五个孩子（最小的才三岁）。未几而卢沟桥衅起，郑先生后来的日记中回忆此时情况：

当二十六年，敌陷北平，全校负责人均逃，余一人绾校长、教务长、文理法三学院院长、注册主任、会计主任、仪器委员长之印。临离北平，解雇全校职员、兼任教员及工友。（1940年8月31日）

二十六年今日，倭虏启衅，其年冬，余将北平北大诸事结束，并协助教授同人南下，资遣职员同人及工友毕，余遂只身南下，留儿辈于北平。（1946年7月7日）

至于二十六年冬，余照料北大同人南下，一一叩门送钱，告以天津接头地址。（1946年7月14日）

郑先生是强忍悲痛，抛家别子，处理好日寇入城后之北大残局，保障了当年长沙临时大学开学北大教授之陆续到岗。

在日记里，郑先生对于父、母、妻子的生日、祭日，每次都登记。其对妻子的思念，可谓触处皆是。1940年4月28日日记：

余每梦亡室，多一恸而觉。魂苟相值，何无深罄之语？幽明虽隔，鬼神洞鉴家中之事，何劳更问？亡室没于正月初七日，诸友多来相伴。正月十五日诸友皆归，儿辈已寝，余睹物心伤，悲悼无主。偶取《金刚经》书之，忽然宁帖，百念俱寂。余之感宗教力之伟大以此，余之感人生不能不有精神寄托以此，故为亡室诵《金刚经》不下数百遍，而在北平陷落后尤多，此均无人知者。

看到梅花，会想起，因为郑夫人另字艹小梅；吃到扬州风味，会想起夫人之手艺；喝酒打牌过了头，会想起夫人之告诫；听闻其他女眷吵架，就忆及夫人之处世原则……

1942年2月21日日记：

今日为亡室周稚眉夫人五周年忌日。自夫人之逝未五月而卢沟桥变作，又一月而北平陷。余处危城者四月有半，轻装南来，无日不以夫人为念。……昨夜偶忆五年前夫人入医院情形，其悔痛又不止泫然也。

这种思念，似乎已经内化为一种精神，一种执念。

除了对妻子的思念之外，对五个孩子的挂念，那更是随处可见。遇到每个孩子的生日，都有记录在内。其中有一句诗，“万里孤征心许国，频年多梦意怜儿”，先后提到三次，1946年7月7日日记：

余遂只身南下，留儿辈于北平，含辛茹苦者九年，而气未尝稍馁，固知必有今日。九年中所怀念，惟儿辈耳。余诗所谓“万里孤征心许国，频年多梦意怜儿”，即当时之心境。

1943年8月14日，郑先生长女郑雯经过千辛万苦，只身一人自北平抵达昆明。郑先生对她的关心与照顾，流露在后来日记的笔墨之间，让人看着都感到非常温暖。1945年9月3日，郑先生为北大复员事先行北上，留郑雯在昆明继续读书。郑先生这一时期的日记，截止于1946年7月14日：

晏儿得友人李君电话，谓报载前日中央航空公司飞机自沪飞平，在济南失事，名单中有雯儿之名。初不敢信，以前得来函，须十四日以后动身也。姑打一电报，询张三姐雯儿是否北上。少顷，买报读之，仍疑信参半，而友好来电话询问者不绝。十一时许，雪屏夫妇、杨周翰夫妇及王逊同来相慰。余详度之，若非实确，必不能列其姓名，更念雯儿向极活泼高兴，而今春来信时，有衰索意，于是为彷徨不宁，然仍不能无万一之望。下午欲睡不能，两次登榻，三次倚枕，一瞬即醒。王世仪来，以其家刻书籍为赠，强阅之。比晚再取报纸读之，玩其语意，绝难幸免，悲伤之馀，弥增悔痛。余若不为接收先回，绝不致置其一人留滇。孟真以五月四日来平，余若早以回平飞机事询明告之，绝不致使其搭车赴沪。儿以六月十□日到沪，余若早日写信安其心，绝不致急急搭中央机北来。天乎！命乎！至于二十六年冬，余照料北大同人南下，一一叩门送钱，告以天津接头地址，而此次雯儿在昆，无人照料，余固不敢以怨也。九时余让之衔父命来相慰。上午六哥来，下午君坦、公渚来，久谈，均不知此事。十二时大风雷雨，灯灭就寝。

每次校读到此篇文字，其中“两次登榻，三次倚枕”“强阅之”“弥增悔痛”“天乎！命乎！”“余固不敢以怨也”“大风雷雨，灯灭就寝”数语，都不禁动容。而一年前的1945年8月20日，郑先生日记记载道：

饭毕，偕雯儿还舍，谈考试及回家事。

回家，回家。如今家还在，人却回不来了。这种锥心之痛，比起九年前的丧妻之痛，更是绝望！

郑先生此后的日子如何，心境如何，我们很难知道。郑先生性格中有一切以学业为重，绝不能以家事干扰事业之意志，故其内心之痛苦，更是他人无从感觉得到的。但长女郑雯之丧，对郑先生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直到五年之后的1951年6月9日，郑先生才重开日记的写作，引首专门题一句，曰：

自雯儿之亡，久停日记。日月如驶，新生请自今始。

所谓“新生”，就是对此前五年痛苦心路最为贴切的解释了。

中华读书报：你之前编辑过《翁心存日记》《管庭芬日记》《许宝蘅日记》《黄侃日记》《朱希祖日记》《顾颉刚日记》等重要日记，一定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这次亲自点校《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说是以古籍整理的标准和要求来进行的，那么在点校过程中有困难么？又是如何解决的？

俞国林：我们知道，晚近以来的日记，大都是以稿本形式保存下来的，校订起来都有很大的难度。一是需要辨识文字，一是需要施加标点，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很多日记记事文字简略甚至缩写。而对于古籍整理，我们有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经验，有很好的规范、标准、要求，但对于近现代文献的点校工作，如何设定才能所得比较到位，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前几年编校《陈梦家学术论文集》，通过不同时期、不同形式、不同用字、不同格式的学术论文进行统一的编辑校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并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发表。所以，当这项重任落实到我身上后，我思考了好久，最后决定以古籍整理的方式、方法、要求、标准来点校《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这应该说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既然遵照古籍整理标准点校这部日记，所使用的方法不外乎陈垣先生提出的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法。因为只有手稿，所以对校法用不到。

好在郑先生的日记，基本都是楷体书写，比较规范，文字辨识难度不大。难的有两点，一是标点，一是人名用字。我专门在凡例里列了两条，以作说明。关于标点的：

日记原无断句标点，今施以新式标点。盖每日所记之人来我往、开会授课、去赴归还、吃饭睡寝等，所用语词不一，文字长短各异，今之断句标点，亦仅就便于阅读而已。

比如“归舍午饭。饭后昼寝至三时，急入校”“归舍。午饭后小睡。三时入校治事”“饭后归舍小睡。四时入校”等；其他各种断句之长短，并不完全一致，也并不一定是最合适的，只是尽量求一个辞达其意而已。

关于人名用字的：

日记内人名字号，用字不一，多同音互作者。遵循“名从主人”原则，凡名、字、号本人有互作者，如立厂立庵、今甫金甫、枚荪梅荪等，俱从原稿；如无互作者，如慰堂（有作渭堂）、序经（有作序金）、觉明（有作觉民）等，则为改正，并出校说明。

这部分最为麻烦，因为“名从主人”，有的时候确定起来非常困难。其校改原则，首先是本校，如吴晓玲夫人石氏在日记中共出现四次，分别写作石淑珍、石素贞、石素真、石素珍，但实名作素珍，点校时皆据此改正。大概郑先生第一次见到某人，日记里常记以同音之字，后来再出现，好多都作正字了。其次是他校，如陈大铨原作“陈达铨”、田培林原作“田沛霖”、金熙庚原作“金希庚”、沈嘉瑞原作“沈家瑞”等，皆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教职员卷》在册名录校改。

其他还有两种校改情况比较有意思，一是校而不全改（或只出校）。郑先生与张荫麟熟识，1938年12月26日日记：

朱谦之约在新雅饭店便饭，同座有顾颉刚、张荫麟、吴辰伯、汤锡予、容元胎、罗莘田。

张荫麟字原作“张应麟”，根据顾颉刚先生同日日记改。再者，1939年10月11日日记：“饭后至张荫麟笔庄买笔。”这个张荫麟笔庄肯定有误，盖当时昆明笔庄除郑先生日记其他地方所记刘松伯、张学文外，尚有张学成、张学义、张学明、张学庆、张鹤麟等二十馀家，所以颇疑此处荫字为“鹤”字之误。此处出校而不改正文。

一是校而改之，1939年10月28日日记：

晚至龙街颖孙处，饮馔饭后，听颖孙抚琴，张充和女士昆曲。

张充和原作“张冲和”，冲和是成词，意为淡泊平和，郑先生大概是根据此意，在第一次登载入日记时，用了这两个字。等到第二天，钞录李白《暖酒》诗书赠张女士时，肯定是向他人问了张女士的大名后才写的上款，这件作品还在，写的就是“录呈充和先生教”。据此校改。

在《日记》点校过程中，有些地方还得进行史事参稽、文献考订工作，如1944年12月15日日记：

又外报载，连日我克独山上司、下司、六寨、南丹，车河由敌人之退，并无接触。

车河原作“车全”，由于没有说明所据报刊名称，所以就只能据《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以及《独山县志》等文献来校改。当然，但凡对原稿有校改处，皆出校说明。

我期待能通过这项工作，探索近现代文献“深度整理”的某些路径和可能性。做得不到位，还是做得过了头，这方面经验不足，真还希望得到读者诸公的批评指正意见。

中华读书报：《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后还附有“人名索引”以及“人名字号对照表”。为何想到制作索引？日记索引的制作是不是十分繁琐？

俞国林：索引是西方文献传统中的一个善例，近现代出版中已经广泛采用。这部日记里所涉及人物，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与著者有直接关系者，如校内同事、行政官员、亲戚朋友以及各类办事人员（如银行、基建、医院、邮局、军队）等；一是与著者无直接关系者，如同时人物、历史人物、国外人物以及书本记载人物等，非常丰富。

郑先生记人，多称以字、号及别称，没有字号的称名，也多有名、字混用者。其他比如名同而姓异、名异而误同、此人之字适为他人之名、未详姓名字号用字而以同音字代替等各类情况，很是淆乱。比如日记里提到“王某”“夏君”“路小姐”等，我们经过与上下文或相关史料考订，确定应为王家祥、夏鼐、路嘉祉等。又比如徐嘉瑞字梦麟，蒋梦麟字孟邻，日记内单作梦麟时，指谁？蒋夫人，是指蒋梦麟夫人陶曾穀，还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李辑祥字筱韩，又作小韩，而徐晓寒又称徐小韩，日记内单作小韩时，又是指谁？这些称谓，我们都需要与上下文联系，才能确定到底是谁。

如果没有以通行的姓名字头的人名索引，里面涉及的很多人，真还无法第一时间确认是不是同一个人。所以，制作一份比较切实详尽的《人名索引》，很有必要，要找谁，按图索骥，即可觅得。

由于很多人都是以字、号、别称、昵称、官称、简称、亲属关系及其他代表人物之称谓等记载的，所以我们还专门制作了一份《人名字号别称对照表》，以便读者能够与姓名对照。当然，限于水平和能力，《人名索引》与《人名字号别称对照表》中，名与字、号、别称等的归并并不完整，或有姓名、字、号互易，甚或一人分作二条目暨二人并作一条目等情况，这也是希望得到读者诸公批评指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