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西南联大仅仅存在了8年，却铸就了辉煌。西南联大的辉煌，是西南联大的师生们用热血和生命铸就的。这其中，包含了把生命留在彩云之南的四位教授所作的奉献。

丁佶：一位颇具潜力的经济学家

丁佶（1905～1940），福建人。1927年由清华大学毕业留美，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于1933年回国，进入南开大学商学院任教。在南开，丁先生完成了《中国棉纺业之新发展》调查，发表了《中国与经济恐慌》等文，译出了帕乔利所著的会计学名著《簿记论》。

西南联大在昆明成立后，丁佶任联大商学系教授。1938年5月24日，商学系主席方显廷先生辞职，丁佶任商学系主席，成为了西南联大独当一面的中坚力量。

丁先生1938至1939年度教授初级会计、高级会计；1939至1940年度教授会计学、工商组织与管理。身为系主席，他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所教的会计学最令人难以过关。此外，丁先生还创办了《今日评论》（昆明），并担任经理。

可惜的是，1940年10月6日，丁佶在大普吉附近水塘游泳，不幸溺水身亡。次日，重庆有关报纸报道了丁先生逝世的消息。丁佶教授所教的会计学课由贺治仁副教授接任，而为毕业同学谋职的烦恼之事，则落在了经济学系主任陈岱荪教授的肩上。

吴韫珍：勤奋而严谨的植物分类学家

吴韫珍（1899～1942），江苏青浦县（今上海青浦区）朱家角人。1922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科，到安徽省立农校任教。次年考取清华留美公费生，赴康乃（奈）尔大学学习园艺和植物分类学。1927年，获博士学位后归国，任清华大学植物学教授。

在西南联大，吴韫珍教授从1938年起一直讲授植物分类学、本地植物两门课。吴教授1938年到滇西大理、鸡足山采集植物时，过于辛劳，导致胃病复发，但身体透支的吴教授仍废寝忘食。除教课外，他还考证了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和兰茂的《滇南本草》中的植物学名，并指导吴征镒等研究《滇南本草》。

至1941年夏，吴教授因积劳过度，胃病加剧，但为求早愈，他毅然接受手术治疗。可开刀之后，由于伤口不能愈合，转为腹膜炎而早逝。

吴韫珍是一位治学勤奋而严谨的教授，他对植物分类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但他忙于考察植物、收集标本、教授学生，却很少发表论文，他的《华北蒿类》《华北胡枝子》也在动荡的岁月里散失了。

生物学系虽然有李继侗、张景钺等教授，有吴征镒等助教，但他们各有所长，吴先生去世后，该系竟一时难以开设植物分类学课。到1943至1944年度，该课才由吴征镒接手开设。

陶云逵：中国人类学的拓荒者

陶云逵（1904～1944），原籍江苏武进。1924年就读于南开大学。1927年赴德国柏林等大学，1933年获博士学位归国，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调查研究工作。1935年，曾与凌纯声深入滇缅沿边进行了长达两年余的调查。

抗战爆发后，陶云逵任云南大学教授，讲授社会学、人类学等课程。1939年10月起，兼任西南联大历史社会学系讲师。1940年，为躲避日机轰炸，云大社会学研究室迁到呈贡大古城魁阁，陶教授把家安在呈贡，自己则乘火车到昆明上课。在魁阁，陶云逵和费孝通等常常因学术见解不同而发生论辩。1942年6月，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聘转到联大任教授的陶云逵为研究室主任。

陶云逵一边教学，一边组织开展研究工作。他1942至1944年一直教授体质人类学和西南边疆社会。研究室则分为边疆语言、人类学（包括社会人类学及体质人类学）、人文地理、边疆教育四个组，组织了石（屏）佛（佛海，今勐海）铁路沿线社会经济等调查，并创办《边疆人文》学术刊物。在该刊上，发表了罗常培的《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闻一多的《说鱼》、游国恩的《释蛮》等一批很有分量的论文；邢庆兰、高华年、张清常、马学良、吴乾就、罗庸、向达、陈志良、方国瑜、范宁、袁家骅、戴蕃豫、杨志玖、韩镜清、金鹏、杨佩铭、黎国彬等一批著名教授和青年学者先后发表了文章；陶云逵发表的《大寨黑夷之宗教与图腾制》《西南部族之鸡骨卜》等，则成为了人类学的经典之作。

1943年，陶云逵因爱子染“大热病”夭折，加上生活的折磨，得了“回归热”，病卧床榻数月，最终转为败血症，于1944年1月26日病逝。2月16日，中国社会学会等6单位召开追悼会，《云南日报》刊载专栏发表了悼文和挽诗。曾任同系教授的李树青撰专文感慨：“云逵……根底既好，用心又专，假使天假以年，一定能成为一个第一流的边疆人文学者。”

陶云逵过世后，夫人林亭玉遭失子丧夫之痛，欲撇下两个月大的女儿，投滇池一死了之，幸被渔民发现救起。事后，罗常培等发起募捐凑了路费，才将陶夫人及女儿送回广东阳江的娘家。

而陶教授开设的两门课，一时难以为继，1944至1945年度才由吴泽霖教授开设了普通人类学课，而西南边疆社会课则直到联大结束再也没有开设起来。

闻一多：为民主献身的联大教授

闻一多（1899～1946），本名闻家骅，湖北浠水人。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后留美，回国后在青岛大学、清华大学任教。他创作了《红烛》《死水》《七子之歌》等，是新月派代表诗人和著名学者。

闻一多随校迁到云南后，任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教授，先后开设过诗经、尔雅、楚辞、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古代神话、历代诗选（唐）、乐府诗、中国文史问题研究等课。1943年后，他积极参加争取民主的斗争，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

1945年11月25日晚，西南联大等四大学学生自治会在联大新校舍大草坪举行时事晚会，参加者5000余人，联大教授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就反对内战、建立联合政府等作讲演。晚会进行中，会场周围突然枪声大作，流弹横飞。次日，昆明3万学生宣布总罢课。12月1日，大批军警分途围攻西南联大等校，毒打师生，投掷手榴弹，炸死联大学生李鲁连、潘琰，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南菁中学教师于再，伤及师生数十人，造成了“一二·一”惨案。

昆明的民主运动，特别是“一二·一”惨案，使闻一多由一个爱国学者转变成了民主斗士。他撰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一文，号召“就让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再继续前进”。

1946年6月底，民盟李公朴、闻一多等知名人士连续举办三次招待会，向社会各界发出“和平建国、民主团结”的倡议。7月11日，李公朴在昆大兴街和青云街之间的一条小巷内被暗杀。15日上午，在云大至公堂举行的李公朴夫人张曼筠报告李先生死难经过大会上，闻一多拍案而起，发表了不朽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闻一多主持《民主周刊》社记者招待会后，在返家途中至西仓坡时遭特务伏击，身中8弹，当场殉难，陪同他的长子闻立鹤也身中数弹。

震惊全国的李闻惨案发生后，毛泽东、朱德于7月17日从延安发来唁电：“昆明国立西南联大请转闻一多先生家属：惊悉闻一多先生遇害，至深悲悼！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今遭奸毒手，全国志士必将继先生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先抵于成。特电致唁。”正如毛泽东、朱德于唁电中所说的那样，沿着闻一多诸烈士的血迹，全国的民主运动更加迅速地发展，极大地推动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灭亡。

（作者系政协昆明市委员会文史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