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近读传记文学《邓稼先》，看到这样一个情节，令我感动不已。

不少人问过邓稼先搞两弹得到多少奖金，他总是笑而不答。1986年5月，在邓稼先病危期间，远在美国的挚友杨振宁赶了回来，到医院看望他，也问到了奖金的事情。邓稼先伸出两个手指，杨振宁猜说20万、2万、2千，均被一一否定。邓稼先说，20元。杨振宁以为他在开玩笑，邓夫人许鹿希补充说，这是真的，不是开玩笑，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

10元奖金能干什么？能买几斤苹果、半袋面粉而已，这个数目也确实不那么“鼓舞人心”。邓稼先为了新中国的“大炮仗”（钱三强语），拼搏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立下不世之功，以他对两弹的巨大贡献而言，给他多少奖金都不为过。但他是为事业而活的，最关心的是两弹的成败，在接受两弹任务时，他曾表示，这个事情能搞成，这辈子就是有价值的，为此去死也值得。而奖金在他眼里不过是身外之物，淡然视之。所以，时任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在邓稼先辞世后写下悼词：“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功勋泽人间。”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也特地撰文悼念他这位相交半个多世纪的挚友，评价道：“邓稼先是中华民族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

两弹元勋里像邓稼先这样轻名利、重事业，轻索取、重奉献，轻享受、重创造的科学家还大有人在。“两弹一星”元勋、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1994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奖金100万港元；2001年，他又获得霍英东“科学成就终生奖”，奖金也是100万港元。这两笔奖金的支票还没拿到手，钱老就让秘书代他写委托书，将钱捐给祖国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在将奖金捐出时，钱学森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两弹一星”元勋、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将他的奖金100万港元全数捐献，用来奖励从事科研事业的后来者。当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主持人问他何以如此时，本以为彭桓武会有一番慷慨表白，而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三个字：没用处。

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一群奉献者的伟大精神，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从事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都要凭借内心发出的热爱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而不可能以金钱的支撑和激励为终极目标。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对那些没有信仰更认金钱的凡夫俗子来说更具诱惑力。对邓稼先等志存高远，以天下为己任，不惜一切牺牲为民族铸剑的伟丈夫来说，事业的成功，国家的强盛，人民的肯定，就是发给他们的最好精神奖金。他们是大写的人，是民族的脊梁，是人民的优秀儿子。

平心而论，我们都是生活于现实中的人，衣食住行都要花钱，奖金是可喜的，也是重要的，因对社会作出贡献而拿到奖金，是应得的褒奖，无可厚非。但世界上就有这样一些视事业远比奖金更重要的人，他们心里，以身许国，倾情事业，看轻金钱，才是君子所为。他们认为，一个人的正常消费量和所需金钱是很有限的，无非“夜眠八尺，日啖二升”，再多就是暴殄天物，甚至“没有用”。他们心中的那把标尺足以给我们警醒：一个人如果太注重那些身外之物，贪得无厌，自戴名缰利锁，为物欲所驱使，在“衣食足”“仓廪实”之后，还要疯狂和不择手段地追求金钱，不仅是愚蠢和可悲的，而且也是十分危险的。

古人诗云：“名利最为浮世重，古今能有几人抛？”正因为其少如凤毛麟角，就更显其难得珍贵，也更令人景仰敬重。两弹元勋邓稼先、钱学森、彭桓武，无疑便是那自古至今的“几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