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从孩提时起，我就明白吴宓伯父不仅是父亲的挚友，而且和我们全家关系很不一般。

距今50多年前，在30年代的清华大学，入西校门不远就到西院教职员宿舍，随着房屋建筑的先后，分为新旧西院两部分。在我6至8岁前后，家住在新西院36号，这是一幢中西式平房，不大的宅院，家里时有校内师生来叙谈，其中往来最密切的为吴宓伯父。

记得吴伯伯常在晚饭后和父亲在西院宅间小路散步，或在家中起居室随意交谈、争论问题，毫不拘束；在孩子眼中不象是家里来了客人，而象是我们的亲伯父一般，所以我也不再怯生；虽然听不懂大人的话语，有时也掺和进去玩耍或者问东问西。交谈的时间通常不长，吴伯伯就告辞了，父亲又回到书房。

母亲曾告诉过我，那时吴伯伯家眷不住在清华。一次吴伯伯小恙，母亲带着我到吴伯伯住所探望并送点熟食。吴伯伯与另一位教师合住在旧西院一座中式四合院里，距我家不远，书房及卧室都在同一侧厢房内，在我的印象中，屋里陈设除了书桌，多是书柜、书架，有点近似父亲书房模样，其他的家具比我家还要简单。

吴宓手迹

有段时间，吴伯伯时常参加我家的晚餐，他总用很不纯正的普通话口音，慈祥地与我们姐妹说说话，因此我们都和他比较亲近。记忆最深的事是：

一次吴伯伯邀我们全家到清华园教职员食堂去吃西餐，父母亲原来不允许我和妹妹前往，经吴伯伯一再说情，才破例同意我们一同赴约，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到餐馆吃饭，为这顿晚餐，我高兴了好几天，也记了几十年。

从孩提时起，我就明白吴宓伯父不仅是父亲的挚友，而且和我们全家关系很不一般。

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大学内迁至当时抗日后方的云南，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继续上课。此时父亲的右眼已视网膜脱离，仅余单眼视力，而母亲因病不能同往，父亲乃独自赴滇执教。吴宓伯父那时也赴昆明到校授课，在此期间，两位老友目睹国家民族灾难，百姓生活艰辛，常在一起倾诉内心感慨，并互赠诗句以抒情怀。如1939年父亲受英国牛津大学之聘，将离西南联大时，吴伯伯宴饯于昆明市“海棠春”，曾赠诗一首云：

“国殇哀郢已千年，内美修能等弃捐，

泽畔行吟犹楚地，云中飞祸尽胡天。

朱颜明烛依依泪，乱世衰身渺渺缘，

辽海传经非左计，蛰居愁与俗周旋。”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几经周折，父亲应聘燕京大学教席，我家遂逃难到四川成都，抵达抗战期间燕京大学内迁校址；抗战胜利前夕，吴伯伯也到成都同在燕京执教。不久父亲双目完全失明，心情很沉重，吴伯伯不仅常到病榻前探视，共论时局，感叹国事，并亲自为老友笔录诗抄。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父亲赴英国伦敦医治眼疾，吴伯伯甚为关怀，行前出面请到刘适老师护送一程。父亲眼疾未愈，返回清华园；此后吴伯伯留蜀执教，两位故知虽远隔重山，书信诗文仍往来频繁，父亲的函件均由母亲亲笔代书。

陈丹青油画《国学研究院》，从左至右：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1961年，父亲到广州中山大学已经十载有余，经历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岁月，也挨过了数次政治运动。

暑假，吴宓伯伯由重庆西南师范学院专程到广州探望，父母亲很重视此次远方旧友来访，从路程、生活方面等皆作仔细安排。

“文革”期间，我曾返穗探亲，当时父亲处境极其恶劣，仍向我问及他在四川的故知吴宓、徐中舒教授等近况。在这场浩劫中，两位老人自难逃脱厄运，先后含冤去世。

直到1979年，吴学昭姐（吴宓之女）给我看她从西南师范学院取回劫后残存已零散不全的吴宓伯父日记，从字里行间，我才得知吴伯伯从191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就学时，即已结识同在异邦留学的我的父亲，此后数十年中两人的深挚感情，日记里面均有真实写照。吴伯伯对我父亲历年许多诗句了解至深，也在日记中写出了精辟的注释。

我作为后代，虽然对两位已故长辈的友谊仅知一鳞半爪，仍期望以这篇短文作为追念，并给关心吴宓伯伯与先父的史家提供点滴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