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创办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合组而成。长期以来，西南联大以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恢弘气象，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的空前盛况，成为最具学府气质与人文精神的大学，是人们心目中理想大学的典范。2017年11月1日是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校庆，1945年迎着春风走进校园的青年们如今也已经年届90高龄了。本文对西南联大整部史诗的第一篇章——西南联大创设的若干问题做进一步的考察：为什么要设立联合大学？这个倡议是怎样酝酿产生的？为什么并非所有大学都联合迁校？

全面抗战的前夜

30年代的北平，虽然因为新政权奠都南京而失去了“帝都”的身份，却仍然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告别了征伐不断的旧时代，北平这座文化古城迎来了一个建设发展时期。国立北京大学地处城里，位于故宫的东北角、景山以东，历经被并入京师大学校和北平大学两场劫难之后成功复校，在新校长蒋梦麟的领导下再度中兴。长期饱受经费缺乏之苦的北大，这时因为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合作补助，延聘了23位国内外一流学者担任研究教授，并在1935年相继完成了四大建设，即西式新图书馆、地质馆、学生宿舍和大操场。

战前北大新竣工的西式新图书馆

而远在西郊的清华，先是在1928年经过校长罗家伦的不懈争取，从外交部改隶教育部，废除了基金董事会，扫除了学校发展的重大障碍，正式的成为了国立大学。此后短短数年，相继建成生物馆、土木馆、气象台、化学馆、机械馆、电机馆、水力实验馆，扩建图书馆和体育馆，并修筑了5栋学生宿舍和新林院、普吉院两片数十套教授住宅。清华因为庚子赔款的关系地位独特，经费充裕稳定，出手阔绰，再加上毕业生可以获得庚款资助出洋留学，得天独厚的条件让其他各校望尘莫及。梅贻琦就任校长后，清华迎来了平稳发展的时代，很快跻身一流大学之列。

然而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军事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中日冲突时有发生，北平城头上的战云越来越低。师生们一边争取时间发展学术，一边也心忧时局并着手做了一些准备。1933年初，日军进犯长城东段，局势一度紧张，北大奉令将珍贵图书仪器和重要档案包括古籍善本、理学院各科全套科学杂志等共300余箱分两批运到沪杭等地保存，9月华北时局告一段落以后又悉数运回。

同年，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已经享有世界声誉的理论物理学家王守竞“觉得必须为国家做点实际的事情”，毅然放弃原有专业，受政府征调投身国防工业，先后创办光学仪器厂、中央机器厂，为国家研制生产兵工器材、发电机、汽轮机、电动机、冶金炉和汽车。北大化学系主任曾昭抡率先在校内开设国防化学课程，亲自编写《炸药制备实验法》。1936年6月，曾昭抡率化学系师生代表团赴日本考察，以增加对日本的认识。1936年11月，曾昭抡和清华物理系教授叶企孙分别组织师生服务团，冒着严寒，携带自制的防毒面具、药品、无线电设备等奔赴绥远慰问前线将士。1935年，清华果断停止了文、法学院大楼的建设，由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提议，把湖南作为将来战事一旦扩大的退路。1936年春天，清华着手与湖南省政府接洽创办湖南分校，兴建校舍，这年冬天还秘密把一部分图书仪器运到了汉口。

北大物理系主任王守竞教授（左一）

为了应对战争，政府从国防、经济和交通建设、外交等方面进行积极的准备，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和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成立资源委员会，从事资源调查和重工业建设，蒋介石亲任委员长，翁文灏任秘书长。1935年7月，蒋介石提出：“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要线，以洛阳、襄樊、荆宜、常德为最后之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中心，甘滇为后方。”据此，资源委员会提出了在湘、鄂、赣三省建立后方战略基地的设想，拟定了雄心勃勃的重工业建设三年计划。1935年下半年，粤汉铁路即将全线通车，中国地质学的主要奠基人、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决定到湖南考察粤汉铁路沿线煤矿，以解决一旦战端开启华北沦陷北煤不能南运的问题，为国家长期抗战做准备，同时也为清华大学南迁选址考察。其中，谭家山煤矿是沿粤汉铁路唯一的重要煤矿，是资源委员会重工业三年计划中的项目之一。丁文江亲自深入到斜度170米、井下倾角45度的洞底考察，不料竟因在旅馆煤气中毒及人工呼吸时致肋骨折断引起发炎而意外逝世。

丁文江先生

丁文江因公殉职以后，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推荐朱家骅出任该院总干事，而朱家骅本人不久被任命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对于中研院院务势难兼顾，乃请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代理总干事一职。中央研究院采用的是内阁制，实际院务由总干事承担，这时创院院长蔡元培又在病中，院内诸事实际上都由傅斯年一手办理。1936年秋天，中央研究院预料战争即将爆发，计划将该院迁移后方，并先将地质研究所一部分移往庐山，该院本部则在长沙筹设工作站。

庐山谈话会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的声望到达了空前的高度，民众普遍寄望于蒋介石领导国家共赴国难。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会后蒋介石表示“不但要集中人才，而且要多方征集人才”，“尤其是对国内具有真实学问与爱国热忱之知识分子与大学教授，更是虚心咨访，极意尊重”。

1937年6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决定在庐山牯岭图书馆召开各界代表人士谈话会，分三期举行。7月初，首批受邀人士陆续抵达庐山，他们当中有大学校长18人，包括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等，也有来自北大的教授胡适、张忠绂、陶希圣、赵乃抟、梁实秋，来自清华的教授吴有训、陈岱孙、张奚若、陈之迈等。北京大学教授傅斯年这时已经随史语所迁往南京，并以中央研究院代理总干事的身份参会。恰在此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形势骤然紧张，牯岭一时成为全国各方瞩目的焦点。

7月16日上午9点，第一期谈话会开幕式在庐山图书馆大礼堂举行。下午3点，蒋梦麟、竺可桢、王星拱、朱经农等二十余位教育界人士议决建议于大会：“如战事发生，学校不停办。”17日，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做长篇演讲，明确表示“卢沟桥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日本处心积虑地谋我之亟”，“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最后，蒋介石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是国民政府第一次以强硬口气表明抗战决心，一时间群情振奋，与会者感觉牯岭的风云都变了颜色。

庐山谈话会期间蒋介石发表讲话

19日下午4点，召开国立大学校长谈话会，蒋梦麟、罗家伦、梅贻琦、竺可桢等与会，交换战时学校如何处置的意见。20日上午9点，召开教育组会议，胡适谈到“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的教育”，“如果真需要一个中心思想，那么，国家高于一切可以作共同行动的目标”。22日，参加第一期谈话会的各界人士就陆续下山了。

庐山谈话会凝聚各方共识，宣示了中国将坚持长期抗战直到最后胜利的决心。针对教育领域，政府确定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总方针，教育界代表一致认为战时教育非但不能停办，而且应该是常态的教育，坚持抗战和建国相结合，着眼于国家发展的百年大计。这个共识成为了此后国家战时教育政策的“定海神针”，也是后来史诗般的大规模学校内迁的先声。

倡议设立临时大学

7月29日，北平沦陷。同一天，日寇派出数十架飞机对天津市政府、铁路总站、东车站、电话局、邮务总局及南开大学共六个目标进行狂轰滥炸。30日午后，日寇继续从海光寺方向炮击南开大学，随后派出百余名骑兵和数辆满载煤油的汽车，闯入校园肆意纵火。“秀山堂、思源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烟火之中，烟头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间，烟云蔽天”，这座由严修和张伯苓创办的中国近代最著名的私立大学毁于一旦。当天下午，张伯苓在南京接受《中央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31日中午，蒋介石宴请张伯苓、胡适、梅贻琦等人。在午后谈话时，张伯苓表示：“南开已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建一个南开。”蒋介石当场表态：“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1937年南开大学被日寇轰炸后的建筑废墟

早在战前张伯苓与蒋介石就已经建立了良好的私谊，蒋“对南开校风及张伯苓三十年如一日的办学精神尤为钦佩”，多次为身为私立学校的南开拨款、捐款，补助办学经费，张伯苓已经跻身社会名流，南开中学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中学。此时南开被毁引起了广泛的同情，张伯苓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被蒋介石视为整个国家坚决抗战的象征，这也是私立南开大学能与国立的北大、清华联合起来的一个原因。

当时平津交通已经中断，参加庐山谈话会的平津教育界人士转到南京继续商讨对策，蒋梦麟、梅贻琦、胡适等一直暂驻在南京教育部大楼。8月1日上午10点，竺可桢、梅贻琦到南京衡山路51号傅斯年家，商谈在长沙租屋为中央研究院及清华避难之所。2日上午，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召开院务会议，傅斯年做报告提出迁湘，除了时在北平由陶孟和主持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外，其他各研究所均愿搬迁长沙。当晚，傅斯年在史语所宴请张伯苓、胡适、陶希圣、梅贻琦、曾昭抡、何廉、竺可桢等人，继续讨论迁移事项。就在这段时间，这几位负责人经过反复磋商做出了迁校长沙的计划。

之所以选定长沙，除了经常被人提起的清华大学提前在长沙建立分校的原因以外，还要注意到中央研究院也在战前选定长沙筹备工作站，而清华在长沙建设的校舍这时还没有完工。更重要的背景是，国民政府虽然已经做出背水一战的准备并对外发表了严正声明，但并没有完全放弃通过外交和谈判手段解决中日冲突，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就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这时候，中日冲突的主要战场还在华北，长沙一带仍属于政府的后方战略基地。

至于组建联合大学这个提议，根据罗家伦的回忆，最早出自傅斯年，“在抗战开始的时候，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而为西南联合大学的主张，是孟真出的，他为西南联大，颇尽维护之能事”。胡适（北大文学院院长）、王世杰（原北大法律系主任、时任教育部部长）也是倡议人，经与三校负责人共同商议，决定把有“通家之好”的三校联合起来。这里要特别指出两点，一是当时教育部批准的名称是长沙临时大学，二是组成这个临时大学的除了广为人知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以外，最早还包括中央研究院。

首倡设立联合大学的傅斯年

“临时”二字并不是当时教育部已经预感到长沙很快行将不保，恰恰相反，这个临时大学起初只是为了“使抗敌期中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至无处效力，各校学生不至失学”而设立的，是为了收容北方因突发事变临时逃出来的师生。实际上，当时教育部部长王世杰是不主张大规模迁校的。以浙大为例，据《竺可桢日记》记载，竺可桢在参加完庐山谈话会返回杭州以后，鉴于之江大学等省内学校只是把仪器等移到学校后山，因此他并没有立即做长途迁校的打算。8月19日，南京中央大学被炸，竺可桢才在23号的校务会议上把迁校提上日程，当10月14日竺可桢到南京朝天宫教育部临时办公室会晤王世杰时，王世杰当即主张浙大应该留在杭州，分散于各地上课，不主张迁移；还说中央大学迁移四川，他不以为然，将来势必迁回。长沙临时大学成立于8月，而9月胡适在给滞留北平的北大秘书长、此时北大实际负责人郑天挺的信中还劝他们留在北平著述，不过很快胡适的态度也转为坚决主战了。

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是两个南北并峙的学术研究机关。尽管二者的主要创办者都出身北大，但无疑中央研究院与北大具有更亲近的血缘，这时又当蔡元培最得意的学生、也是最得力的干将傅斯年实际主持院务，傅斯年具有强烈的北大情结，在讨论各学术机关迁移时，他希望把母校和中研院合在一起做通盘考虑以便统筹，而他本人也具备这样的声望、办事能力和广泛的人脉。而北平研究院及北平大学的创办者李石曾、李书华等人，虽也系北大旧人，但因为大学区合并风潮导致北大险些亡校一事，已经与蔡元培出现裂痕。李书华又与北洋工学院校长李书田是亲兄弟，因此这几个机关就自然合并到一组了。

1937年8月，政府发布《教育部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拟在三个地区设立临时大学，其中长沙临时大学称“临时大学第一区”。8月28日，教育部指定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教育部代表、北大教授杨振声为秘书主任。9月10日，教育部发布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其中，长沙临大以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杨振声、胡适、何廉（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时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周炳琳（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时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傅斯年、朱经农（原北大教育系教授、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皮宗石（原北大经济系教授、时任湖南大学校长）、顾毓琇（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为筹备委员，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为主任委员。9月13日，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9月28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关防开始启用。由杨振声电催滞留北方的教授来湘，并派北大教务长樊际昌北上接各位教授南下。11月1日，学校正式上课，这一天也成为了西南联大的校庆纪念日。

长沙临时大学校舍

西南联大为何“独一无二”？

至于为什么只有这几个文化机关联合迁移，而其他大学却单独迁校呢？这就要分析当时政府教育部门的战时方针了。

1937年8月11日，行政院颁布《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规定：“战争发生时，全国各地各级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务必镇静，以就地维持课务为原则。比较安全区域内之学校，应尽可能范围内，设法扩充容量，收容战区学生。”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形势更加严峻，整个华东地区面临威胁。8月19日，教育部发布《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规定：“一、于其辖境内或辖境外比较安全之地区，择定若干原有学校，即速尽量扩充或布置简单临时校舍，以为必要时收容战区学生授课之用，不得延误。二、受外敌轻微袭击时仍应力持镇定，维持课务，必要时得为短期休课。三、于战事发生或迫近时，量予迁移。其方式得以各校为单位，或混合各校各年级学生统筹支配暂时归并，或暂时附设于他校。四、暂时停闭。”9月29日，教育部再发《战事发生前后教育部对各级学校之措置总说明》，对于平津专科以上学校之处置，先在长沙、西安设临时大学各一所。对于上海的学校，基本原则是“凡可在租界内开班者，仍应设法开学”，“酌量组织国立各校院联合办事处和私立各校院联合办事处”。

通过对以上战时教育方针的分析可知：第一，鉴于政府战时需要搬迁的机关、厂矿数量太多，抢运工作争分夺秒，在精力和经费都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只能优先保证重要的国立院校搬迁。教会大学因有外国背景一时还可以就地维持，而私立院校则只能各显神通、顺其自然了。第二，当时中国高校分布极不均衡，战前全国有专科以上院校108所，其中国立大学15所，国立独立学院5所。北平4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上海3所：同济大学、暨南大学、交通大学。江苏、浙江、湖北、广东、山东、四川、福建、湖南各一所。可见，只有北平、上海两市国立院校最多，而教育部已经命令上海高校战时应优先避入租界，交通大学就贯彻执行了这个方针迁入法租界，直到1942年才迫于形势西迁重庆。同济大学是个例外，该校于1932年和1937年先后两次遭到日军轰炸，主要建筑全被炸光，沦为废墟，因此不得不迁校。即便如此，同济仍然遵照部令，先迁入上海市区，后又迁入邻近的浙江金华，之后才又辗转内迁。第三，当时战火仍集中在华北、华东一带，故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在1937年时还没有大规模迁校。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只有长沙、西安两个临时大学了，这两个临大的设立是综合考虑到平津沦陷、两地国立院校众多且均为重要大学等因素的。

1937年被日军轰炸后的同济大学大礼堂

实际上，除了这两个联合大学以外，在淞沪战火燃起以后，复旦、大夏两所私立大学也曾组建联合大学内迁，只是该校分为两部分驻庐山、贵阳两地，后来在贵阳的第二部再迁重庆时受到当地复旦校友极力挽留。1938年3月复旦、大夏两校分开，恢复独立办学。此外，与长沙、西安两个临大同时筹设的还有一个临时大学第三区，当时选址尚在计划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15日教育部曾拟设东南联大于浙江金华，以暨南大学为主体，收容从上海撤出的各专科以上学校师生，然而年底又将暨南大学恢复独立，而将其余部分并入了国立英士大学。至于与长沙临时大学同时成立的西安临时大学后来改为西北联合大学，此后为贯彻政府“开发西北”的战略被一分为五，大部分永远留在西北。这样，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就成为与抗战相始终的、存在九年之久的唯一一所联合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