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他们虽然永别我们而去，但他们所在的地方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有历史的长河相连，他们的目光一直注视着我们的作为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1月16日，军管会下发了当月一部分薪水（其余部分什么时候发、发多少，没有通知）。陈岱孙领到人民币1050元外加20斤棒子面，他第二天买了5斤猪肉和一些蔬菜，花费三百。

临近月底，北平解围，城内外交通恢复。26日，陈岱孙与霍秉权、汤佩松等一起进城办事。在北平被围的四十来天里，南京教育部汇给清华的款项一直由北大代领并代存银行。梅贻琦走前指定了一个五人联络小组（许振英、陈体强、唐统一、张肖虎、李宗津），负责照顾城内的清华教职员家属，需用款时，就到北大支取。现在，联络小组已经完成使命，陈岱孙一行此次前来就是为了查看有关账册、文件、余款以及联络小组统一采购的生活物资库存情况，以备交接。

出现一个难题，事情不大，但是特别“糟心”——清华园内的教职员们领到了军管会下发的1月份薪水（尽管只是一部分），而不少人的家属在北平围城期间住在城里，从城里的联络小组那里也领到了1月份薪水。

有相当一部分人就这样在1月里支取了双份工资，一份是人民币加实物若干，一份是金圆券加实物若干。

校务会议的态度很明确，只能领一份，多领的要退还给学校。按该等方式处理，在太平年月丝毫没有问题，当然，在太平年月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状况。须知1月28、29日是旧历除夕和新年，而清华园大多数人家已经数月不知肉味了……

领了“双薪”的人们表现各异。有的心安理得，忙忙碌碌地采办年货，一脸藏不住的喜悦；有的尽管不那么招摇，但也若无其事；有的则在人前坚辞否认；还有的确实是别人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好心帮着代领回来的，面有愧色地上交了，谁知家眷们不答应，抱怨之声喋喋不休。

双薪的诱惑很难抗拒，除了因为这个年关特别难过之外，还有一个在金圆券和人民币之间难于取舍的问题。

这是金圆券放开发行量的第三个月，虽说币值一直在贬，但贬值速度看上去尚可预期，与将要在5月份到来的总崩溃相比，它在1月还远远没有成为废纸。并且，民众对于在法币环境中讨生活已经具有丰富的经验，换了金圆券，道理应该也是差不多的。

而人民币对于大家是个完全陌生的东西，它的发行准备为何、币值如何确定，没人搞得清楚。所以，清华大学在1月份第一次用人民币发工资时，不知道该发多少，最后是参照去年11月的薪资标准，当时发多少金圆券，这次就发多少人民币。结果，把这个方案报上去，军管会竟也批准同意了。

过完旧历新年，教授会开会，没有沿着年前的思路继续讨论清华治校体制的改革，而是决议组成一个临时委员会，负责对领双份薪水的现象进行彻查。部分人不干，辩称领双薪之举完全是出于无奈，都怪校当局没本事从军管会那里要来1月份的足额薪资。这一指责激得校务会议临时主席冯友兰大怒，说，“我又不是要饭的，当然没本事要来钱”。

第二天，临时委员会对了对账，拉出一份名单报给评议会。

军管会可能得知了这场风波，于是赶紧在2月初把1月份的欠薪给拨了下来。这次补发工资，领过双薪的人自然没有资格申领。

旧历年前，腊月二十四（1月22日，梅贻琦飞离北平的第二天），傅作义开始执行与中共方面秘密商定并签署的《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至正月初三（1月31日），城内国军全部开出城外接受整编，当天中午，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原东北野战军）派遣一部入城，北平实现和平交接。

正月初六（2月3日），解放军举行正式的入城仪式，清华大学有大约150名师生加入了北平市民的欢庆队伍。这一天，陈岱孙没有出门，也没有约人在家打桥牌，他用一整天时间读完了约翰·希克斯（JohnR.Hicks）的《美国经济的社会构造》（The SocialFramework of th e American Economy）。

2月20日下午3点，陈岱孙作为北平市386位社会名流之一，受邀前往北京饭店，参加新政权举办的招待会以及晚宴。会上另有四位特殊的客人，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他们来自上海，是南京政府李宗仁代总统的私人代表，到北平接洽南北和谈事宜（陈岱孙的老同学甘介侯，三年前开始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兼职教授，此时正利用年休假在南方襄助李宗仁，本来也要参加这个代表团的，可能是由于他的亲美色彩过于浓厚而被北平方面拒之门外）。颜惠庆是岱孙的老前辈、老相识，他此次北上使命重大，十分慎言，两人在那样的场合仅握手致意，略作寒暄。

招待会和晚宴的主人是中共北平方面的最高负责人——林彪、董必武、聂荣臻、叶剑英，每人都讲了话，阐述中共关于和平过渡的种种政策主张，也回答了在座诸公的问题。林彪说：“北平未经炮火而得解放，对人民是很好的，全国人民殷望和平，共产党对和平一片真诚，但对方依靠美帝，想作挣扎的企图是显明的。希望邵公（注：邵力子）等南返，向人民转达中共之意，一齐为永久的真和平努力。”

陈岱孙赞同南北和谈，今天第一次接触到新政权的核心人物，他认为对方的头脑是“明智”的。但是如果说到和谈的结局，他就一点都不乐观了。因此，“新的习惯出现了，一些事是不可否认的现实，联想过去是不现实的，一个快速消亡的鬼世道很快就要无影无踪，对于年轻人没有什么遗憾，对于老年人没有什么办法”。

话说北平军管会在接管清华大学之后的第一次发薪是按照以人民币为主、以实物（粮食）为辅的原则来实施的。效果很不理想。归根到底是因为，只要国内和平一日不实现，则任何钞票都不可能得到人民的信任，物价稳定无从谈起。因此，为保障清华教职员的基本生活，军管会下令，清华园暂实行战时供给制，薪水改为完全按实物发放。

自2月起，陈岱孙的月薪是800斤小米；4月，国共和谈破裂，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金圆券完蛋；5月，军管会可能认为人民币已经站稳脚跟了，于是本月陈岱孙领到10175元，没有实物，结果证明市场规律往往和人们的主观认识相反——人民币同样大跌，这点钱还不够买两袋面粉；自6月起，恢复实物供给，发放标准和内容只能随行就市；9月，陈岱孙领到1210斤小米（按当月米价，约合人民币20万元）；11月，本地大米100斤、外地大米两袋、面粉一袋……

3月3日，新学期开学。3月15日，军管会代表张宗麟、吴晗开始驻校办公。

此后的一年中，清华大学治校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校务委员和各学院院长不再经过教授会推选，改为由中央政府教育主管机关直接任命。

新的组织架构和人事安排不能一步到位，只好边运行、边调整。

5月3日，评议会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解散、终结。

5月4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周扬，副主任：陈微明）通知：“奉军管会决定，成立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校务委员会，任命叶企孙等二十一人为校务委员会委员，并以叶企孙等九人为主席、常务委员。自校务委员会成立之日起，旧有行政组织即行停止活动。”二十一人名单为：叶企孙（主席，常委兼）、陈岱孙（常委）、张奚若（常委）、吴晗（常委）、钱伟长（常委）、周培源（常委）、费孝通（常委）、陈新民、李广田、施嘉炀、汤佩松、冯友兰、戴芳澜、刘仙洲、屠守锷、潘光旦、张子高、樊恭然（常委，讲师助教代表）、张儆（讲师助教代表）、吕应中（常委，学生代表）、袁君孚（学生代表）。

同一天的另一则通知，任命周培源为清华大学教务长，陈新民为秘书长，冯友兰为文学院院长，叶企孙为理学院院长，陈岱孙为法学院院长，施嘉炀为工学院院长，汤佩松为农学院院长，潘光旦为图书馆馆长。

9月初，冯友兰向校务委员会请辞哲学系主任、雷海宗请辞历史学系主任，获准。校务委员会聘金岳霖为哲学系主任、吴晗为历史学系主任。

冯友兰另向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请辞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职务。

9月26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董必武，副主任委员：张奚若、钱俊瑞）任命吴晗为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

1950年1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副部长：钱俊瑞、韦悫）指令：“你校吴晗教授，以兼任北京市副市长职务无法兼顾，拟请辞去文学院院长兼职事，应予照准。”

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指令：“你校校务委员会推荐哲学系教授金岳霖继任文学院院长，并兼校务委员会委员，照准。”

3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令：“兹决定改组你校校务委员会，并指定叶企孙、周培源、吴晗、陈新民、费孝通、钱伟长、金岳霖、陈岱孙、施嘉炀及工会代表九人，学生会代表三人，共计二十一人，组成新的校务委员会。另指定叶企孙为主任委员，周培源、吴晗为副主任委员，周培源兼教务长，费孝通、钱伟长兼副教务长，陈新民兼秘书长，叶企孙兼理学院院长，施嘉炀兼工学院院长，陈岱孙兼法学院院长，金岳霖兼文学院院长。新校务委员会成立后，原校务委员会即行结束。”

1949年5月30日，陈岱孙递交下学年休假申请；8月2日获准；9月6日移交公事。

陈岱孙已经17年没有休假了。这一次，他哪儿也没去，除了不讲课、不负责经济学系的行政事务之外，在清华园，在新林院3号，生活大体上照常继续。

所谓“照常”，是指有两件事他还得亲力亲为。一是出席在校内校外频繁召开的各种会议，讨论主题不外乎“课程改革”和“院系调整”方案。二是受命主持整理前任校长梅贻琦留在甲所的各类文档卷宗，梅氏掌校清华十八年，走得匆匆，“遗物”浩繁庞杂，把它们收拾清楚是件颇为费时费力的工作。

所谓“大体上照常”，是指陈岱孙的生活总不免要发生点变化——他的新林院3号将不再是独门独户，而是要与人分享了。

随着中国大陆江山易手，负笈海外的进步学人纷纷回国报效，清华大学的教员数量顿呈直线上升之势。盖不起新房子，只好动老房子的脑筋。在清华园，有许多教授的住宅是完全可以容纳两家人的，新林院就更不用说了。

陈岱孙的新林院3号属于最后被拆分的一批。11月，方案确定，陈岱孙将让出西半边（客厅和饭厅），房子随即开始重新隔断并改造水电暖等管道线路。

新住户原本是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博士（清华大学1936年毕业生）一家三口，后来改为金属物理学家葛庭燧博士（清华大学1937年毕业生）一家四口，于次年（1950年）1月31日入住。

自此，陈岱孙渐渐有了隐士的心态。

（文章选摘自《孤帆远影：陈岱孙与清华大学》，刘昀著，商务印书馆2017年4月第一版，定价：56.00元）（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