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本文中所引的诗句，并非从书上抄来，而是我在寻访抢救西南联大历史资源的时候，听到学人们所吟诵、所喜爱、写在日记里的。

这是带着他们生命体温的诗句，表达着那一个自我，那一段历史。

人走了，历史远去，但诗还在。那些有意味的故事，就像珠子穿在这诗歌的红线上。由诗，可以重新听到心灵的歌唱，历史的叹息，使人感受到文学的深远之美。由文学所折射出的这段历史，更加多姿多彩，闪耀着人性光辉。

谨以此文纪念“七七事变”八十周年，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纪念西南联大成立八十周年，薪火相传，弦诵不绝。

点滴泪水沾衣襦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的陈三立拒绝逃难。闻有人议论中国必败，他怒斥：“呸！中国岂狗彘耶？岂贴耳俯首，任人宰割？”

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军欲招致陈三立，百般游说，皆不应许。侦探日伺其门，陈三立怒，呼佣拿扫帚将其逐出。从此五日不食，忧愤而死，享年85岁。

“岁时胸臆结垒块，今我不吐诚非夫。闻者慎勿嗤醉语，点滴泪水沾衣襦。”陈三立的诗，透露出中国当时的衰败气象，也闪现着他士子的气节。

北平有五朝宫阙，是国粹集中之地。北平沦陷，对于文人，无异于“文化的亡国”。

“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陈三立以一个诗人的死，结束一个旧的屈辱的时代，开始一个抵抗的新时代。

1999年，我到北大朗润园访季羡林。季羡林回忆恩师陈寅恪：

他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家里面三代爱国。第一代就是湖南巡抚陈宝箴。在1860年，英法联军烧圆明园那时候，陈宝箴在北京城里边。在酒楼上，别人请客，他看到西边，圆明园大火弥天，正是英法联军在那儿烧，当时有人说，陈宝箴痛哭流涕。他的儿子陈三立，就是陈寅恪先生的父亲，当时诗坛上第一人就是陈三立，写旧诗。陈三立得到他父亲的遗传，爱国，非常爱国。

陈寅恪先生把他父亲迎到北平，在这里让他颐养天年。后来卢沟桥事变，他父亲拒绝吃饭，拒绝吃药，谁劝也不行，后来他父亲就是这样饿死的。

季先生说，陈家“爱国有遗传”。

2000年夏，我走进陈家当年居住的姚家胡同，知了声声，绿荫依旧，仍感受到一股肃穆之气。

陈三立一家，左一为陈寅恪。

《吴宓日记》有记载。寥寥数字，便令人沉浸到那“乌衣巷口夕阳斜”的境界之中：

九月二十三日星期四

2：00散。宓步行至西四牌楼姚家胡同三号陈宅，祭吊陈伯严先生（三立）。行三鞠躬礼。

吴宓记，去悼念时，陈寅恪告诉他，父亲的丧事还没有办，就已经接到日本宪兵司令部送来的邀请函，要他赴宴。为保全气节，避免日本人的迫害，他决定秘密离开北平，继续走自己的路。陈寅恪以为“文化不可以亡”，“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

宋代诗杰陆游留下一句：“家祭无忘告乃翁”。当年在战乱中有无数的中国父亲，迎着气焰嚣张的日本军队，显示出刚毅的背影，用不屈服的目光，将儿孙送上征途。陈三立凸显了中国诗歌中这位期待着“家祭”的永恒父亲形象。

“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借前人的诗，冯友兰道出一段情节。

在月色清明的夜晚，清华园内两个手无寸铁的斯文学者，物理系教授吴有训与哲学系教授冯友兰相约，巡逻护校。

今天从旧照片上，还可以看到他们长衫、眼镜的儒雅模样。两位人过中年的学者，想要自己来保卫这沦陷了的校园。

他们的举动可谓天真，却动人。

“去吧，去认识我们的祖国！”

随后，学人们一批批离开北平。《吴宓日记》有一首诗写“辞京”：

十一月四日星期四

阴，大雾，晨8：00后，即独至东车站，紫禁城为浓雾所蔽，街上行人尚少。

晓发北平十一月四日

十载闲吟住故都，

凄寒迷雾上征途。

相携红袖非春意，

满座戎衣甚霸图。

鸟雀南飞群未散，

河山北顾泪常俱。

前尘误否今知悔，

整顿身心待世需。

吴宓曾设想过，日本人来了，自己躲在北平隐居、读书。但陈寅恪影响了他。陈家父子的举动在文化“南迁”中起到了精神领袖的标杆作用。大时代下的生存，已经不是个人的事。吴宓毅然决定振作起来，到清华大学的转移地长沙去。

当他登上开往南方的火车，车厢里有很多日本军人。日本军官看他是一介书生，还给他让座。而在吴宓看来，日本人拿着武器血腥地占领了北平，却还在假装礼仪与文雅，他内心更添气愤、屈辱与痛苦。

在诗中，他庆幸师生们未散，他们将在远方汇合，有一个目标去奋发。

当“长沙临时大学”开课时，一位受聘于清华的英国教授如约赶到那没有灯火的山麓中，为学生们上课。他是著名的英国诗人与评论家燕卜荪。在漆黑的夜晚他给同学们背诵莎士比亚的诗章，在泥泞的山路上他跌破了眼镜。

燕卜荪写下长诗《南岳之秋》：

课堂上所讲的一切题目与内容，

都埋在丢在北方的图书馆里。

因此人们奇怪地困惑，

为找线索，搜寻自己的记忆。

战乱中，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之下，这些中国教师们没有教材，却凭借记忆片段仍在传授知识。《南岳之秋》记录了“长沙临大”的处境。

多年后，作家、翻译家赵瑞蕻回忆起这段往事：“战事倥偬之中，上燕卜荪的课，让人恍然觉得如秦火之后，天下无书，儒士背诵整部经书授徒。”

中国历史上有过“诗书丧，犹有舌”的传统。

燕卜荪写他“同北平来的流亡大学在一起”的经验：

那些珀伽索斯应该培养，

就看谁中你的心意。

版本的异同不妨讨论，

我们讲诗，诗随讲而长成整体。

学校迁到昆明不久，伦敦也被炸了。燕卜荪说：“现在该是我回到祖国的时候了。”于是返回英国。这种知识分子对自己祖国的情怀，已经贯通中西。

植物学家吴征镒出身江南书香人家，古典诗词功底好。他投考清华时，所作游记就受到朱自清欣赏。后来在昆明又与闻一多相交甚厚。

他说：“我是一抗战，就是像杜甫诗里讲的一样：‘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我跟西南联大差不多是‘同命运’的、‘共呼吸’的，我一毕业，就没有在北京做过事，而是一直在西南联大。”

他本来是“七七事变”的头一天到西北考察。西北就是现在的陕甘宁一带。到了8月23日，他在宁夏贺兰山后面，就不能再前进了。北平已经沦陷。他从宁夏、从包头一直回到老家，教了几天书，忽然接到学校里通知：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要在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他就从扬州赶到长沙。在长沙待了两三个月，因为长沙也开始轰炸了，南京失陷了，又继续向西南方漂泊。

这位当时最年轻的助教，参加了长沙临时大学的“湘黔滇旅行团”，从湖南、贵州一直走到昆明，走了3000多里。

由于在长沙仍旧受到轰炸，学校要转移到昆明。而整个学校都从国土外转移，有失学校尊严。人们认为，应该有一批勇士直接从国土上走到昆明。三校组织了湘黔滇旅行团，简称“步行团”。这意味着这批学人们对国土主权的宣示。

穆旦的长诗《赞美》就是以此为背景：

走不尽的山峦和起伏，河流和草原，

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

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

…… ……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

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

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西南联大诗人穆旦一九三八年在昆明。

当时大学里的学子受到西方现代主义诗人里克尔、艾略特等人的影响，他们写的诗看起来驳杂，但却在顺应着一种青春生命的原始的姿态、愤怒的姿态和实践的感受。

1946年，胡适在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纪念会上说：“临大决迁昆明，当时有最悲壮的一件事引得我感动和注意，师生徒步，历六十八天之久，经整整三千余里之旅程。后来我把这些照片放大，散布全美。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是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

照片内容有：步行团出发、乘船渡湘江、步行在崎岖山路上、山路休息、溪水洗脚、山间等候、住宿、挑脚泡、用餐、水边、闻一多写生、闻一多的素描图画、江流、荒野坐地歇息、步行三教授、教授们歇息、山民背篓、盘江激流、每船五人、惊险渡江等等。

知识分子走出了象牙塔，走入民间，走向人民。

闻一多先生说：“去吧，去认识我们的祖国！”

当年还是学生的任继愈说：“感受到中国民气还在，虽然穷，可是当亡国奴他不干。”

当他们路过一个偏僻的小乡镇时，地保敲着锣，通知赶集的乡民不要涨价，要按照平价把东西卖给师生们。这种细微的、似乎不足道的关照，已经是这块贫困土地能够给予他们的最大关爱。

在进入贵州玉屏时，师生们看见这样一张政府布告：

查临时大学近由长沙迁往昆明，各大学生步行前往，今日（16日）可抵本县住宿。本县无宽大旅店，兹指定城厢内外商民住宅概为各大学生住宿之所。凡县内商民，际此国难严重，对此振兴民族的领导者——各大学生，务须爱护借重。将房屋腾让。打扫清洁，欢迎入内暂住。并予以种种之便宜。

务此布告，仰望商民一体遵照为要。

此布。

县长：刘开彝

这个布告折射出当年社会各阶层对于“保存与保护民族文化与人才”的可贵意识。这个民族在危难时刻涌现出一股巨大的凝聚力量。这股气概，老百姓叫作“血性”，史家称为“民气”，士大夫讲究“气节”，都是指在灵魂深处人的坚贞本性。这是历代中国人最重视的情操。

弦诵幸未绝，竖儒犹仰俯

西南联大初到云南时，文、理、法学院设在蒙自。

正是南湖荷花盛开时，陈寅恪与吴宓一起散步。陈说：“像北平。”吴说：“像西湖。”陈寅恪写诗作二首，以此一首为最著名。

《南湖即景》（一九三八年六月作于蒙自）

风物居然似旧京，

荷花海子忆升平。

桥边鬓影还明灭，

楼外歌声杂醉醒。

南渡自应思往事，

北归端恐待来生。

黄河难塞黄金尽，

日暮人间几万程。

诗中用了“南渡”这个典故。自古北方是中华民族文化重心。历史上，凡“南渡”，就意味着丢弃北方的山河，很难再回去。

由于这首史家之诗，“南渡”与 “北归”成为诠释学人们迁徙轨迹的两个时段标记。这首诗也使得蒙自边城的南湖进入了史家的眼光中。

西南联大校舍

文科的教授们都住在湖畔的歌胪士法式洋行里。有时年轻的教员们归来大声喧哗，独居的陈寅恪就会用手杖敲击楼板，于是人们肃然。这位半盲的学者，他的遭遇与心境，已经成为国恨家仇的象征。他是西南联大的“灵魂级”的人物。

“无名安市隐 有业利群生”，这副对联，任继愈先生对我讲过，是吴宓题赠蒙自街头一位卖粥人的。任先生说：“也没有装裱，就是一张白纸贴在墙上，去吃粥的人们都能看到。”它显示了西南联大学人与当地人的友善关系，学者对民间文化的同情与尊重。

蒙自有一个周家大院，主人时常请教授们吃饭。内中的女眷楼也变成女生宿舍。吴宓命名为“听风楼”，说在那里可以听到女生的京腔，是一种安慰。可见吴宓比陈寅恪心态更加平和，与外界的联系也多。

郑敏，哲学系女生，与穆旦同为“九叶诗人”。她的父兄们都擅长吟诗，吟的是那种清淡平和的士大夫的闲品。但她那一代青年学子意识到，诗歌不再是休闲小品，诗歌也要承载鲜血、历史和一些沉重的东西：

终于像种子，

在成熟时，

必须脱离母体，

我们被轻轻弹入四周的泥土。

当每一个嫩芽，在黑暗中挣扎着生长，

你是那唯一放射在

我们记忆里的太阳。

那年在未名湖畔采访政治学家赵宝煦。他说，自己年轻时最值得回忆的日子，是在美丽的昆明度过的，感觉一切都很自然，没有矫揉造作。老百姓非常淳朴，没有都市的浮华。他吟诵的是自然主义的诗：

树特别绿，水特别蓝。

林荫道上还没有华贵而色彩不调和的衣衫，扭动，

所以，一切都完美，纯真。

包起蓝头巾早起的妇人，走来汲水。

在水边，弯着腰洗脸的，兵士们，

嘻嘻笑着，把草鞋都弄湿了。

我第一次看见，翠湖这么美。

赵宝煦记得，在昆明泡茶馆，没有钱，你可以要一杯“玻璃”，就是白水。

昆明人质朴中有一种雅，很令西南联大的师生喜爱。如，吃米线不加辣椒，就说“免红”。邓稼先多年后跟妻子回忆昆明，对每天中午五华山“鸣炮报时”，印象尤为深刻。他认为昆明非常古朴。

当年担任鸣炮报时工作的，也是勤工俭学的西南联大学生。

朱自清有《近怀示圣陶》一诗：“健儿死国事，头颅掷不数。弦诵幸未绝，竖儒犹仰俯。”

朱先生一家人在昆明时生活很困苦。这首诗整个的苦调与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相似。但就在诗里，朱自清点出了“弦诵未绝”口号。

朱自清之子朱乔生告诉我们，当年日军打来的时候，很多人自问：“我们能做什么？”朱自清提出：我们应该保持“弦诵不绝”。与陈寅恪的“南渡”一样，“弦诵”成为支撑“战时大学”的“骨骼性”理念。

流传甚广的还有刘文典“跑警报”的逸事。刘文典曾拍拍肚子说：“我跑警报，是因为我这里有国学。”他认为“国学”是值得活下去的理由。刘文典为人狂傲，常贬低别人，但他这话里透露出一种对待人生价值的严格标准。

在那种严峻的环境里，每个知识分子都会问自己：活着有什么价值？为什么在前方将士拼死抵抗的时候，自己依然要教书读书？

答案是：为了重建战后的中国。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据闻一多之女回忆，在昆明有月亮的晚上，父亲会将家人领到草地上，教小儿女们背诵《春江花月夜》。这体现了他的理想：“诗化生活”“诗化家庭”。

一九四五年二月，诗人闻一多与西南联大师生同游云南路南县石林。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讲“这是中国诗歌中最美的诗”。通过闻一多的眼光看《春江花月夜》：它诉离妇游子之思，与抗战时期人们的情感有交集；还具有一些的美术元素和很多文化符号，甚合闻一多这位美术出身的教授的审美情趣。他本性是一位唯美的诗人，却在国难深重时拍案而起。

闻一多最喜欢屈原的两句诗：“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鹕之先鸣”。这显示了他对时光的珍惜之心。所以他关在屋子里做学问，被人称作“何妨一下楼”主人。

王国维说，首先是人的境界风骨，其次才来论定诗。

这种“人、史、诗”统一的风格，在西南联大时期得以体现，纯净透明。

我们的生命像那窗外的原野

昆明的南屏大戏院，成为联大师生和城中文化人的重要休闲处。五分钱一包的五香花生米，边看电影边吃，令人们津津有味，是战时难得的享受。

南屏大戏院放映的好莱坞电影都是用话筒现场翻译的。在西南联大迁到昆明之前，电影里所有的男人都被叫作“约翰”，女人都叫“玛丽”。

后来，南屏大戏院的老板请吴宓教授任翻译。《魂断蓝桥》《出水芙蓉》就是从南屏大戏院翻译出来，传播到内地去的。昆明人也从此结束了一个“瞎看外国电影”的时期。

吴宓住文林街文化巷，附近有翠湖，是师生最爱的漫步处。于是他将好莱坞影片名译为：《翠堤春晓》。“翠堤”影射昆明翠湖。“蓝桥”则采用了中国情人的典故。

《魂断蓝桥》中男女主角在战火中分离时，跳了一支“烛光舞”，插曲的歌词是苏格兰诗人彭斯所填。这歌曲当年唱响昆明，传遍中国：

怎能忘记旧日朋友，

心中能不怀想，

旧日朋友岂能相忘，

友谊地久天长。

我们曾经终日游荡

在故乡的青山上，

我们也曾历尽苦辛

到处奔波流浪。

“诗缘情而绮靡”，西南联大的诗人们也用诗歌表达爱情。

再没有更近的接近，

所有的偶然在我们间定型；

只有阳光透过缤纷的枝叶

分在两片情愿的心上，相同。

等季候一到就要各自飘落，

而赐生我们的巨树永青，

它对我们不仁的嘲弄

（和哭泣）在合一的老根里化为平静。

——穆旦《诗八首》

诗要求有重要的个人情感呈现，如果没有这种元素，诗就失去灵魂的馨香与魅力。

穆旦的情诗不是定向投递的，不是像传统情歌那样，“阿哥找阿妹”。他的情诗显示出那一代青年学子感情的深度、爱的力度。在诗的世界里，男女之间美好的情愫处于一种开阔的精神状态中。

在学人的日记中常常抄录冯至的诗，诗风简明大气，如《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

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

化身为一望无边的远景，

化成面前的广漠的平原，

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

表现的是战乱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漂泊情状。

有一首情诗非常坦率：

我们有时度过一个亲密的夜

在一间生疏的房里，它白昼时

是什么模样，我们都无从认识，

更不必说它的过去未来。原野——

一望无边地在我们窗外展开，

我们只依稀地记得在黄昏时

来的道路，便算是对它的认识，

明天走后，我们也不再回来。

闭上眼吧！让那些亲密的夜

和生疏的地方织在我们心里：

我们的生命像那窗外的原野。

诗人是如何看待男女之间在战乱中的情感呢？《我们有时度过一个亲密的夜》，令人在战争中感到生命短暂和可贵。不能用世俗的道德眼光来看待人们在战争年代的亲密关系，而应该用“人”的胸襟来理解特定的历史。

开在你腮边的笑的花朵，

它要将人间的哀愁笑落。

你那眸子似海深，

从里面，我捞到逝去的青春，

爱情从古结伴着恨。

时光会从暗中偷换了人心，

我驾着一匹感情的野马去追逐你的笑，你的青春。

臧克家的诗《感情的野马》，是在台湾的西南联大校友刘孚坤念给我听的。他是四川贫苦农家的子弟，考入西南联大后，在朗诵团大显身手，曾经受过光未然的指导。

刘孚坤是一个率性的才子，他一辈子没有结过婚。臧克家这首诗里包含着一个学人的眼泪，包含了他对美好青春和爱情的回忆。臧克家虽然不是西南联大诗人，但他的诗却命中了一位西南联大学子一生的情感。

在诗歌搜集过程中，我感受到的不是人的衰老或是卑微，而是人生的价值。这些承载他们一生命运的诗，证明他们有过充实的生命，无论是悲是喜。他们在诗意的陪伴下度过一生，感觉到生命的沉重。

季羡林说，不完美才是人生。

而我以为，人生就是纠结的。有纠结，才是真实的人生。

（作者：张曼菱，系作家、制片人，多年来致力于“国立西南联大”历史资源的抢救、整理与传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