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八十一年人生路——胡乔木生平》，本书编写组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3月第一版，79.00元

研究和了解胡乔木，最重要的依据是2015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胡乔木传》。但也有很多方面，《胡乔木传》未能涉及。近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八十一年人生路——胡乔木生平》可说是该传记的重要补充。这本书由邯郸学院胡乔木研究所组织编纂，主要作者包括著名党史和国史专家程中原，曾任胡乔木秘书的黎虹等。全书分为生平述论、主要业绩、人际交往、婚恋与家庭、程中原关于胡乔木生平思想答问等五编，对传记中囿于体裁和篇幅所限未能展开讲述和论证的一些方面予以补充，有很多新材料的披露，看点颇多。其中“人际交往”一编集中呈现胡乔木的“朋友圈”，涉及25人，多为中国当代史上政学两界的重要人物，包括张闻天、杨尚昆、邓力群、田家英、周扬、胡绳、丁玲、萧军、吕叔湘、李政道等，尤其是对胡乔木与知识界的交往有生动呈现，堪称全书的一大亮点。

黎虹在书中《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一文中写道：“胡乔木一生与知识分子接触最多，他与知识分子有着不解之缘。去延安前，他曾在上海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那时就结识了当时在上海的一批文化人。到延安后，由于工作性质，也由于其本人对文化学术的爱好，他总是寻找机会，与各种层次的知识分子交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长期主管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工作，加上自身就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与知识分子交往就更多。乔木一生都没有脱掉知识分子的气质，即使身在高层。”可以说，与知识界的交往是胡乔木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在此，我们选摘这方面的文章共4篇，以飨读者。

与季羡林

胡乔木与季羡林都是1930年夏天考入清华大学的。当时季19岁，胡18岁。胡考取物理系，入学后转读历史系，季念外语系。两人虽为同窗，但日后走向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胡乔木走的是革命之路，季羡林走的是学术之路。

胡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只读了一年多，就因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暴露身份被迫离校。季羡林在清华四年，专心读书。毕业后，回到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教了一年书，即赴德留学，一去就是十年。此时，胡乔木早已到延安，成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秘书。

多年后，季羡林还清楚地记得胡乔木（当时叫胡鼎新）在清华大学从事革命斗争的一些往事。早晨，在盥洗室同学们的脸盆里，常常会发现革命传单，是手抄油印的，大家心里都明白，这出自胡乔木之手，但是没有一个人去告发。有一天夜里，胡乔木摸黑坐到季羡林的床头，劝他参加革命活动。季虽然痛恶国民党，但对于政治斗争，他的态度却是逍遥派，不参与，也没有兴趣介入这种斗争。他的主要志趣在于追求知识。所以尽管胡乔木苦口婆心，反复劝说，他却只同意到胡主办的工友子弟夜校去上课。至于让他参加其他革命活动，他硬是没有点头同意。（季羡林:《怀念乔木》，《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第481页）

季羡林于1946年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在北京大学任教。1949年春夏之交，他忽然接到胡乔木从中南海写来的信。信中说：“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的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学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季羡林：《怀念乔木》，《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第482页）季羡林当然记得那个面容清秀、说话带苏北口音的老同学，原来当年那个在学生洗脸盆里撒传单的革命青年已经是毛泽东的秘书兼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胡乔木在信中告诉季羡林，现在形势顿变，国家需要大量的研究东方问题、通东方语文的人才。他问季是否愿意把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一部分和边疆学院合并到北大来。季羡林看完信后激动不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知道，北大东语系是1946年季羡林归国后创建的，建系初期，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六七个人，七八条枪”，是北大最小的系。教师除季外，还有王森、马坚、金克木、马学良、于道泉五位。学生人数比教师人数还少。最初创建东语系时，东语系有个说法叫“俩人班”，意思是说东语系的系主任是季羡林，然后有一个秘书叫王森，实际上全系所有的政务大事也包括好多杂事都是他们两个人来负责。

所以季羡林立即给胡乔木回信，表示完全同意。信发出不久，胡即到北大拜访季羡林。旧友重逢，倍感亲切，胡特意告诉季：“东语系马坚教授写的几篇文章《穆罕默德的宝剑》等，毛先生很喜欢，请转告马教授。”（季羡林：《怀念乔木》，《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第482页）胡乔木是个细心人，他没有称“毛主席”，而是用了“毛先生”这个词，这给季羡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也表现出胡对季的尊重。很快，南京东方语专和中央大学边政系、边疆学院的师生高高兴兴地来到北大，这些师生们的铺盖还没放稳，又开始了1952年的院系调整，这一次东语系得了个第一。据《北京大学记事》记载：1952年8月25日，东语系共有教师42人，旧生324人，新生30人，保送干部120人，师生总数为516人，位居全校之首。

自新中国成立初两位老同学联系上之后，胡多次前往季家看望，可季却“来而不往”，一次也没有去过胡家。胡心里常常惦记着这位老同学，在北戴河休养期间买回来的大只海螃蟹，也总想着送一筐给季尝鲜。别人给他送了上好的大米，他要送给季一份，可季什么东西也没有赠过胡乔木。季剖析过自己的心理：“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我自己并不清楚。难道是中国旧知识分子、优秀的知识分子那种传统心理在作怪吗？”“我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我很怕见官。”在季看来，老同学胡乔木已经是个“大官”，作为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季极力避免“攀龙附凤”之嫌。胡的“官”做得越大，季越是与这位老同学拉开距离。但胡对此却从不介意，一如既往地关心照顾老友。

到了晚年，胡乔木的怀旧之情愈加浓烈。他最后一次到季家，是夫人谷羽陪他去的。不过，谷羽和季羡林的儿子到楼外去闲聊，屋里只有他们两位老友。季万万没有想到，这是胡最后一次到他家。

不久，季就听说乔木患了不治之症。听到这个消息，仿佛当头挨了一棍，他怎么也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一辈子都没有主动去看望过胡乔木的他，这次真想破例主动到胡家看望。但胡无论如何也不让他去，无奈只好服从安排。

1992年8、9月间，胡乔木委托他的老伴谷羽给季捎信，让季去看他。季羡林知道，这是要同自己诀别了。他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来到胡住的医院。一进病房，就看到乔木仰卧躺在床上，吸着氧。乔木看见老友，显得很激动，抓住季的手，久久不放。看来胡也知道这是他最后握老友的手了。胡突然想起了在《人物》杂志上读过的季羡林写的《留德十年》的文章，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此时此刻百感交集的季羡林，连忙答应，书出版后，一定送他一本。

这是两位老友见的最后一面。不久，胡乔木就离开了人世。

季与胡相交60年。胡乔木生前，季羡林有意回避，从不主动接近。胡乔木去世后，季老常常想到他，顿生知己之感。是的，胡乔木是理解他的。他知道季羡林“不是此道中人”，所以从不向他流露为“仕”的感受；知道他有知识分子的“传统心理”，从不苛求于他，交往中总是积极主动。甚至胡好心约季和他一起到甘肃敦煌参观，而季由于厌恶地方对中央大员逢迎招待、曲尽恭谨的场景，而婉言回绝他，他也能理解和宽容。季又何尝不是胡乔木的知己呢？人们只看到胡严肃的外表，而季读懂了他丰富的内心和正直的实质。他说：“平心而论，乔木虽然表面很严肃，不苟言笑，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鲁书月撰）

与钱锺书

胡乔木与钱锺书是清华同学，钱比胡高一届，但两人在学校时并不相识，直到1972年钱锺书从干校回到北京后两人才有交往，以后逐渐增多。晚年胡乔木常常到钱家中聊天，他们谈学术、谈诗歌，无拘无束。杨绛在《我们仨》中是这样记载的：“乔木同志常来找锺书谈谈说说，很开心。他开始还带个警卫，后来把警卫留在楼下，一个人随随便便地来了。他谈学术问题，谈书，谈掌故，什么都谈。锺书是个有趣的人，乔木同志也有他的趣。他时常带了夫人谷羽同志同来。到我们家来的乔木同志，不是什么领导，不带任何官职，他只是清华的老同学。”（杨绛：《我们仨》，三联书店，2003，第157页）

当时，刚回到北京的钱锺书住在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条件十分简陋，杨绛回忆说：“我们住的房间是危险房，因为原先曾用作储藏室，封闭的几年间，冬天生了暖气，积聚不散，把房子胀裂，南北二墙各裂出一条大缝。”（杨绛：《我们仨》，三联书店，第154页）这样的住宿条件到1977年才有了改善。钱锺书夫妇分到了新房子——三里河南沙沟寓所，他们一家非常高兴。此处寓所人称部长楼，房子共有四间，相当宽敞。但他们却不知是谁帮他们要到了这么好的房子，他们猜想可能是胡乔木，但胡乔木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杨绛回忆说，他们搬进新房后,有一次，胡又去他们家,他们夫妻想,这回该提帮他们要房子的事了吧,可胡只是问了一句：“房子是否够住？”杨绛说：“始愿不及此。”（杨绛：《我们仨》，第157页。）这就是钱锺书夫妻谢乔木的话。

胡乔木非常关照钱锺书，得知他有哮喘病,“曾寄过两次治哮喘的药方。锺书承他关照，但无从道谢”。

在“文革”刚刚结束的70年代，以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改善北京这些著名学者的住房的确不易，需要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批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出面办理。事实上，胡乔木为知识分子改善住房条件并不是第一次了，为了改善著名古代史专家顾颉刚、蒙元史专家翁独健、文艺理论专家蔡仪三人的住房条件，他曾专门给李先念写信求助。

1977年9月胡乔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后，十分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建立和发展，他曾说过社会科学院永远是他的“恋爱对象”。社科院成立后，胡乔木在实际工作中感到，社科院副院长需要由专门做学问的著名学者出任，他觉得钱锺书是合适的人选。而请钱锺书出任，胡乔木也是费了一番心思。

素以仕宦为危途的钱锺书对副院长一职是一推再推，但最终被胡乔木的真诚所打动。关于这件事，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写道，“胡乔木说:‘你们两位（另一位是夏鼐先生，胡乔木也希望夏先生出任社科院副院长）看我老同学面上……’锺书着急说，他没有时间。乔木同志说：‘一不要你坐班，二不要你画圈，三不要你开会。’锺书说：‘我昨晚刚辞了文学所顾问，人家会笑我辞小就大。’乔木同志说：‘我担保给你辟谣。’锺书没什么说的，只好看老同学面上不再推辞。”（杨绛：《我们仨》，第160页）

胡与钱两人还有同样的兴趣爱好——诗歌，胡乔木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宣传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同时也是一位诗人，在他的一生中，创作了不少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新体诗和旧体诗词。在胡、钱二人交往中，胡乔木经常拿出自己的诗作让钱锺书评点。1982年6月1日是胡乔木七十寿辰。当时他心情特别舒畅：三中全会已经开过，大批冤假错案基本平反，林、江两集团案件已经审判，由他负责起草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已经通过，改革开放征程初始捷报频传，他个人与许多老朋友的交谊已逐步恢复。中共十二大的文件正在由他主持起草，许多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也由他负责处理。经历了十年“文革”摧残，在70岁生日到来前，胡乔木心潮澎湃，诗兴大发，写了七律《有所思》四首。诗写好后，像往常一样，送钱锺书阅改。钱收到后，毫不客气，按自己的心境，改得密密麻麻。胡乔木最得意的一些诗句，钱也改了。胡乔木是一个极有礼貌的人，这就出现了“我诚心请你改诗，你也费心改了；我期期以为不可，但又怎么好意思请你再改回去呢”的尴尬局面，胡乔木为此十分踌躇。

胡与钱虽然谊属同学(钱要高一班)，但是两人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一个投身革命，一个矢志学问。两人之间的差别，钱本来十分了然，也不知为何，这一次似乎完全忘却了，就像改自己的诗那样，只顾一东二冬、平平仄仄，由兴改去。

无奈之下，胡乔木不得不求助于两人共同的一位朋友帮他解围。以钱锺书的绝顶聪明，很快明白了情况。最后，他恢复原文，仅选择明显不妥的地方改了几个字（如将第一首的末句“弦断琴亡志亦酬”改为“弦急琴摧志亦酬”。因“断弦”多指丧妻，与作者原意不符），交回给胡乔木。胡乔木非常高兴。不久发表在7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1992年准备出版诗词集时，胡乔木采纳了钱锺书的意见，将《有所思》改为《有思》。

在多年交往中，胡乔木与钱锺书情谊甚笃。在胡乔木一生的影像资料中，有一张照片给人印象深刻。它摄于1990年6月9日，照片中胡乔木、谷羽、钱锺书、杨绛四人携手而立，笑容满面。杨绛先生说，“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锺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杨绛：《我们仨》，第158页）胡乔木在看了钱锺书的《管锥篇》书稿后，立即向中华书局推荐。该书出版后，胡乔木称赞：“此书表现的创作力、思维力、记忆力、想象力犹足震惊当世和后代。”（《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书信集》，胡乔木致钱锺书（1992年1月15日），第825页）杨绛先生以《干校六记》寄赠，胡乔木读后评论：“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1988年4月胡乔木的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出版，钱锺书夫妇收到赠书后，即“快读一遍”，并点出其中近二十首，说“皆尤心赏”（见钱锺书致胡乔木（1988年7月12日），《胡乔木诗词集》，人民出版社，2002，第187页）。

胡乔木去世后，1993年1月5日，中国社科院等四单位为《胡乔木文集》第2卷出版举行座谈会。钱锺书因病不能出席，口授一联，请杨绛笔录，赠给会议：“立德立言，推君兼不朽；酬知酬愿，愧我一无成。”（见《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下联是指胡乔木曾希望钱锺书把其所写的外文稿整理出来及选注唐诗，钱因身体不佳而未实现）

（方晓强撰）

与聂绀弩

聂绀弩作为老报人和知名作家，和长期从事文化宣传领导工作的胡乔木直接的工作交往虽然不多，但彼此并不陌生。1982年7月4日，胡乔木前往北京聂绀弩的寓所拜访，之后两人诗信往还，发生了短暂而亲密的交往。其时的胡乔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聂绀弩则已是身体羸弱、斜靠病榻的耄耋老人。

胡、聂晚年交游起于《散宜生诗》，胡乔木为聂绀弩这部诗集作序。这篇序文的写作有些不同寻常，即两人其时并无很深的私人交往，序言不是因作者请托而作，而是胡乔木阅读这本诗集后，主动要为聂这本诗集作序。

胡乔木有很多知识分子朋友，也主动帮助过很多困境中的知识分子，甚至在他自己还处于极端的困境中的时候。

聂绀弩1967年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指恶毒攻击毛泽东、江青和“文化大革命”）被逮捕，1974年5月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时已经年过七旬。因“现行反革命罪”入狱，却在集中清理狱中国民党残余的时候，巧借“历史反革命”的身份获释。不太为人所知的是，为了聂绀弩的出狱和平反，胡乔木也尽过力。

“九一三事件”后，一部分老同志陆续解放，政治环境稍微宽松，聂绀弩夫人周颖女士开始多方奔走，设法让体弱多病的古稀老人能暂脱囹圄。几年时间里，周女士反复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申述，但均得不到回应。周颖写给胡乔木的申诉信，胡则转呈给了当时主管公安政法工作的华国锋，并附信介绍了聂案的基本情况。

胡乔木1975年10月11日致华国锋信全文如下：“国锋同志：附上聂绀弩之妻周颖（原在邮电部工作，现参加市政协学习）写的关于聂被捕时间、服刑地点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聂的裁定书一份。据周称：聂何以被捕判罪，她和他至今仍完全不解，所以说罪名并非事实（或基本不是事实）。聂曾企图上诉，即被有关方面采取不停顿的审问方法使之疲劳不堪，不得不表示认罪，撤销上诉。以上情节似乎与常理不合，但均不知是否属实。据裁定书，聂原任政协文史资料编辑。据所附材料，聂原住西直门内半壁街35号，周现住地安门东不压桥新门牌14号。望转有关同志查询一下。”（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中国作家》2009年第2期）

在聂的案卷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处理周颖为反革命犯聂绀弩申诉案件的报告》（1976年1月14日）也有相同记述：“……周颖又向胡乔木同志写信申诉，胡乔木同志于去年10月11日把申诉信转给华国锋同志，11月2日华国锋同志批交中央公安部‘派人查问情况’。周颖在申诉信中说聂犯没有犯罪，并说审讯中有‘逼供信’，是个‘冤案’，以及聂年老体弱有病，希望先放出来治病。”

1975年下半年到1976年春天，少数出来工作的老干部也正心有余悸，自顾不暇。而胡乔木却在这个时候将一个被判了无期徒刑的“现行反革命”的申诉信转给中央主要领导，这份担当和勇气值得敬佩。这在当时就是所谓的“为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很容易成为“四人帮”罗织罪名的口实。

30年代的杂文名家，经历了反右、“文革”的多重磨难之后在新时代因诗而再次名重一时。于是就有了本文所述的聂绀弩的《散宜生诗》和胡乔木的序。

二人始于1982年的频繁而密切的交往，既有许多亲历的当事人的回忆，还有聂绀弩的信件为证。引述其中直接和该序有关的两封，或者可窥其真相。

当年7月21日，聂绀弩致信胡：“顷闻人民文学出版社人言，您要为拙诗写一序——不图暮年打油，竟逢此殊遇，真放翁所谓‘丈夫不死谁能料’也。”次年1月30日，周颖代聂致信胡乔木，并赠刚出版的诗集，信中说：“不知怎样才能表达感激您对我们的关怀和帮助。除受之有愧，还好说什么呢！”书信复印件收存于邯郸学院胡乔木研究所。聂绀弩耿介一生，老来更显风骨，自不会说违心阿谀的话取媚于当权者。

回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胡乔木主动为他人作序这件事其实并不难理解。十一届三中、六中全会虽然都已经胜利召开，但是对于思想文化领域应该怎样抓仍然还有许多模糊认识，而知识分子的心中也仍然“心有余悸”。胡乔木这一时期正主管意识形态工作，一直在设法破解这个难题。而聂绀弩的诗集正出版于这个矛盾时期，并且他首先在香港出了个版本叫《三草》。诗集所收诗篇又是成于“反右”至“文革”期间，以在北大荒改造时期的诗为最多，“怨而诽”的内容自然不少，甚至还包括被当作“现行反革命”主要罪证的“反诗”。胡乔木通过亲自写序文来支持诗集在内地正式出版，并且通过序文给予诗人和诗最高的赞誉，应该说既表现了终身不脱文人气质的胡乔木个人对聂绀弩际遇的同情和对其诗文所体现的乐观精神的褒扬，也是一个党的高级领导爱才、惜才，急切想要帮助知识分子打开精神枷锁的体现。所以诗集甫出，整个知识界人心振奋。

（徐建昭撰）

与王蒙

胡乔木与王蒙的相交可追溯到1981年。这年的五六月，胡乔木在做胆囊手术住院期间读了王蒙的短篇小说集《冬雨》和收在《王蒙小说创新资料》中的作品后，非常欣赏。高兴之余，于6月8日乘兴写了一首小诗——《赠王蒙同志》，当天即写信寄给他。

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庆君自由日，逢此艳阳天。走笔生奇气，循流得古源。甘辛飞七彩，歌哭跳繁弦。往事垂殷鉴，劳人待醴泉。大观园更大，试为写新篇。

诗中胡乔木对王蒙的赞赏与期待一目了然。

在王蒙接到胡乔木来信后不久就和胡乔木见了面。在这次见面中，他们谈论最多的就是文学和艺术。王蒙回忆说，胡乔木知识面很广，和胡在一起时，他们谈毕加索、高尔基、温庭筠、爱伦坡、典型理论——胡乔木对这些人和文学艺术理论都有很高的造诣、很深的研究。“他（胡乔木）从温庭筠说到爱伦坡，讲形式的求奇与一味地风格化未必是大家风范。他非常清晰而准确地将筠读成yun而不是像许多人那样将错就错地读成jun。他说例如以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相比，后者比前者更风格化，而前者更伟大。”（王蒙：《不成样子的怀念》，《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第311页）听了胡乔木的评论，王蒙说“我不能不佩服他的见地”。交谈中王蒙还问到了毕加索，他想知道胡乔木个人是否欣赏毕加索，他也想知道在中国艺术空间的开拓还要遇到多少阻力和周折。胡乔木的回答出乎王蒙意料，胡乔木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还难于接受毕加索。”王蒙从他的回答中，能够感受到他内心流露着的某种苦涩，“我以为他的回答流露着某种苦涩，也许这种苦涩是我自己的舌蕾的感觉造成的”（同上，第312页）。王蒙认为胡乔木是了解毕加索的，甚至是理解毕加索的，否则很难说出这样有深度的判断。

胡乔木不仅仅是一位儒雅的知识分子，更是一位负责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党的领导人。王蒙特别详细地记述了他与胡乔木在一起时，胡乔木对他谈起的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文艺问题的看法：“马、恩等虽然有很好的文化艺术修养，有对于文艺问题的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但并没有专门地系统地去论述文艺问题，并没有建立起一种严整的文艺学体系。我这样说，也许会被认为大逆不道的。”（同上，第311页）胡乔木的这一说法给王蒙以深刻的印象，“可惜，也许是顾虑于‘大逆不道’的指责，人们未能见到乔公对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阐述”。（同上，第311页）

在王蒙的回忆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乔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王蒙认为胡乔木很喜欢表达他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也乐于为知识分子做事。王蒙记录了胡乔木对很多知识分子的帮助。

作家浩然，在“文革”中大出风头，“文革”结束后，其处境可想而知。而胡乔木认为，浩然作为一个作家只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被当时的政治环境所左右，将他与“文革”绑定在一起，显然是不合适的。当大家都对浩然冷眼相待时，胡乔木不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对身处逆境的浩然施以援手，并希望作家们对浩然友好相待。当浩然新作《苍生》完稿后，又是胡乔木促成了《苍生》的出版。

胡乔木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主管，对王蒙有很高的期待，也曾给逆境中的王蒙很多的保护、宽容和理解。王蒙在新时期之初率先在写作手法和技巧上进行了探索和尝试，那就是“意识流”手法在小说创作中的运用。后来，“现代派”受到批判。在这场风波中，王蒙首当其冲，主抓意识形态的胡乔木是十分清楚的。胡乔木本身并不赞同“现代派”，甚至是有些反感，他曾不断地劝诫王蒙：在文学探索的路上不要走得太远。1981年，王蒙小说《杂色》发表后，胡乔木给王蒙写信，信中略有微词，他还把一期《江南》杂志寄给王蒙，这一期杂志载有高尔斯华绥的一篇评论文章的译文，该文的主旨是“大江大河是平稳的，而小溪更多浪花和奇景”，其主要观点是不要太“现代派”。胡乔木还曾建议王蒙去请教钱锺书并代为荐介。胡乔木对自己的关爱王蒙十分清楚，“我毫不怀疑他意在‘爱护’，乃至有‘护君上青云’之意”。（同上，第312页）王蒙知道胡乔木并不支持“现代派”的写作，甚至是反对“现代派”的创新，但是王蒙也很清楚，对一些所谓的“现代派”作家（王蒙、舒婷等）胡乔木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他们，使他们免受不必要的伤害。王蒙在回忆文章中说：“乔木同志当时在政治局分管意识形态工作。他当然熟知这些情况，更知道批现代派中‘批王’的潜台词和主攻目标。1983年春节他对我一再说：‘我希望对于现代派的批评不要影响你的创作情绪。’”（同上，第312页）春节期间，胡乔木公开接见王蒙，这其中不乏政治智慧，对于准备批判王蒙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暗示。“这一次会面起到了他所希望起的那种作用。一些人‘认识’到胡对王蒙夫妇的态度是少有的友好，从而不得不暂时搁置对我的批判。”（同上，第312页）

王蒙认为，胡乔木身上有着知识分子的书卷气，有为知识分子“抱打不平”的英雄气概，“他的去世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乔公是不二的人物”。

（方晓强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