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同窗而读，志向迥异

胡乔木与季羡林都是1930年夏天考入清华大学的。当时季19岁，胡18岁。胡考取物理系，入学后转读历史系，季念外语系。两人虽为同窗，但日后走向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胡乔木走的是革命之路，季羡林走的是学术之路。

胡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只读了一年多，就因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暴露身份被迫离校。之后，被调到共青团北平市委担任市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再之后，胡在盐城、杭州、上海从事革命活动，于1937年奔赴延安。

季羡林在清华四年，专心读书。毕业后，回到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教了一年书，即赴德留学，一去就是十年。此时，胡乔木早已到延安，成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秘书。

多年后，季羡林还清楚地记得胡乔木（当时叫胡鼎新）在清华大学从事革命斗争的一些往事。早晨，在盥洗室同学们的脸盆里，常常会发现革命传单，是手抄油印的，大家心里都明白，这出自胡乔木之手，但是没有一个人去告发。有一天夜里，胡乔木摸黑坐到季羡林的床头，劝他参加革命活动。季虽然痛恶国民党，但对于政治斗争，他的态度却是逍遥派，不参与，也没有兴趣介入这种斗争。他的主要志趣在于追求知识。所以尽管胡乔木苦口婆心，反复劝说，他却只同意到胡主办的工友子弟夜校去上课。至于让他参加其他革命活动，他硬是没有点头同意。

胡乔木、季羡林

季羡林于1946年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在北京大学任教。1949年春夏之交，他忽然接到胡乔木从中南海写来的信。信中说：“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的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学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季羡林当然记得那个面容清秀、说话带苏北口音的老同学，原来当年那个在学生洗脸盆里撒传单的革命青年已经是毛泽东的秘书兼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胡乔木在信中告诉季羡林，现在形势顿变，国家需要大量的研究东方问题、通东方语文的人才。他问季是否愿意把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一部分和边疆学院合并到北大来。季羡林看完信后激动不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知道，北大东语系是1946年季羡林归国后创建的，建系初期，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六七个人，七八条枪”，是北大最小的系。教师除季外，还有王森、马坚、金克木、马学良、于道泉五位。学生人数比教师人数还少。最初创建东语系时，东语系有个说法叫“俩人班”，意思是说东语系的系主任是季羡林，然后有一个秘书叫王森，实际上全系所有的政务大事也包括好多杂事都是他们两个人来负责。

所以季羡林立即给胡乔木回信，表示完全同意。信发出不久，胡即到北大拜访季羡林。旧友重逢，倍感亲切，胡特意告诉季：“东语系马坚教授写的几篇文章：《穆罕默德的宝剑》、《回教徒为什么不吃猪肉？》等，毛先生很喜欢，请转告马教授。”胡乔木是个细心人，他没有称“毛主席”，而是用了“毛先生”这个词，这给季羡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也表现出胡对季的尊重。很快，南京东方语专和中央大学边政系、边疆学院的师生高高兴兴地来到北大，这些师生们的铺盖还没放稳，又开始了1952年的院系调整，这一次东语系得了个第一。据《北京大学记事》记载：1952年8月25日，东语系共有教师42人，旧生324人，新生30人，保送干部120人，师生总数为516人，位居全校之首。

1951年，中国政府要派出第一个大型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和缅甸。此时兼任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的胡乔木，正参与组团出访之事。胡乔木想到了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主任、正从事印度文化研究却一直无缘访问印度的季羡林，于是，他给季写信，问他是否愿意参加代表团。季当然非常愿意，也非常感谢胡乔木的关心。于是他随代表团于1951年9月20日离开北京，次年1月24日返回，出访达四个月，畅游了印度和缅甸。

相交一甲子，友情是浓是淡

自新中国成立初两位老同学联系上之后，胡多次前往季家看望，可季却“来而不往”，一次也没有去过胡家。胡心里常常惦记着这位老同学，在北戴河休养期间买回来的大只海螃蟹，也总想着送一筐给季尝鲜。别人给他送了上好的大米，他要送给季一份，可季什么东西也没有赠过胡乔木。季剖析过自己的心理：“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我自己并不清楚。难道是中国旧知识分子、优秀的知识分子那种传统心理在作怪吗？”“我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我很怕见官。”在季看来，老同学胡乔木已经是个“大官”，作为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季极力避免“攀龙附凤”之嫌。胡的“官”做得越大，季越是与这位老同学拉开距离。但胡对此却从不介意，一如既往地关心照顾老友。

终于有一回，季羡林去了胡家。那是1986年冬天，胡通过季的儿子季承捎话给季，说他想找季谈谈，问季愿意不愿意到他那里去。季也正为学生的事忧心如焚，他担心学生年轻幼稚，感情容易冲动，一旦事态扩大，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一听到胡乔木的邀请，立即应承。胡把自己的车派到北大，把季接到中南海他的住处。外面刚刚下过雪，天寒地冻，但胡乔木的家中却温暖如春。胡全家人都出来作陪。谈话是在两个老友之间进行的。谈话开始，胡开宗明义，首先声明：“今天我们是老友会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是六十年来的老朋友。”季是个聪明人，当然完全理解他的意思，于是便把自己对青年学生的看法，竹筒倒豆子般和盘托出，毫不隐讳。他们谈了一个上午，只是季一个人在说话，胡一直静静地听。季说了很多，但要旨非常简明：“青年学生是爱国的。在上者与年长者唯一正确的态度是理解与爱护，诱导与教育。”最后，胡说他完全同意季的意见，并要把季的意见带到政治局去。

季羡林一生不愿意麻烦人，尤其不愿意麻烦在高位的人。所以即使是胡这样的同学，为个人的事情，他也不愿意求人，不愿意沾他的光。但是有一件事却迫使季找了一次胡。

那是1991年9月，季羡林在聊城参加了傅斯年学术研讨会之后，随代表们到临清参观名胜古迹。接待他的是当时的副市长马景瑞。在陪同参观临清古塔的时候，马景瑞突发奇想：当时的临清古塔为维修一事已争取很长时间却没有结果，这次如果由季先生出来说说话，国家文物局能否破例拨款维修古塔呢？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他把想法向季提了出来。季让他们准备一点材料。10月，马景瑞到北大送材料时，季告诉他们已经给胡乔木写了信，内容是：我这次回故乡临清，当地党政领导向我提出临清舍利宝塔的修复事宜，我是一介书生，两袖清风，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办法，只好请您帮忙。季为了家乡的古迹，破例求人，而胡倾全力相助。经胡乔木和国家文物局负责人的批准，舍利宝塔的修复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

到了晚年，胡乔木的怀旧之情愈加浓烈。他最后一次到季家，是夫人谷羽陪他去的。不过，谷羽和季羡林的儿子到楼外去闲聊，屋里只有他们两位老友。季万万没有想到，这是胡最后一次到他家。不久，季就听说乔木患了不治之症。听到这个消息，仿佛当头挨了一棍，他怎么也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一辈子都没有主动去看望过胡乔木的他，这次真想破例主动到胡家看望。但胡无论如何也不让他去，无奈只好服从安排。

1992年8、9月间，胡乔木委托他的老伴谷羽给季捎信，让季去看他。季羡林知道，这是要同自己诀别了。他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来到胡住的医院。一进病房，就看到乔木仰卧躺在床上，吸着氧。乔木看见老友，显得很激动，抓住季的手，久久不放。看来胡也知道这是他最后握老友的手了。胡突然想起了在《人物》杂志上读过的季羡林写的《留德十年》的文章，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此时此刻百感交集的季羡林，连忙答应，书出版后，一定送他一本。

这是两位老友见的最后一面。不久，胡乔木就离开了人世。

季羡林的《留德十年》出版后，他想到胡乔木的墓前焚烧一本，以慰其在天之灵。然而，按照胡乔木的遗嘱，他去世后，骨灰都撒到了他战斗过的地方，连骨灰盒都没有。季羡林手捧这本小书，泪眼模糊。

季与胡相交60年。胡乔木生前，季羡林有意回避，从不主动接近。胡乔木去世后，季老常常想到他，顿生知己之感。是的，胡乔木是理解他的。他知道季羡林“不是此道中人”，所以从不向他流露为“仕”的感受；知道他有知识分子的“传统心理”，从不苛求于他，交往中总是积极主动。甚至胡好心约季和他一起到甘肃敦煌参观，而季由于厌恶地方对中央大员逢迎招待、曲尽恭谨的场景，而婉言回绝他，他也能理解和宽容。季又何尝不是胡乔木的知己呢？人们只看到胡严肃的外表，而季读懂了他丰富的内心和正直的实质。他说：“平心而论，乔木虽然表面很严肃，不苟言笑，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本文原题《胡乔木与季羡林》，选摘自《八十一年人生路——胡乔木生平》，本书编写组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3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