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傅先生八十寿辰切蛋糕

2016年元月23日，极冷的一天。下午二时许，接西安李浩来电，谓自陈尚君处得知，说傅先生已上呼吸机，情况甚是不佳云，要我打听。时我正在城北走访老师；且傅先生近两年来随病随差，入院出院，已为常事，故也未放在心上。

三时许，忽得徐俊总经理来电：“在北京么？”

“在。”

“速来书局。傅先生走了！”……

转眼经年，学界同仁多有纪念文章，事详情恳，读之感慨。作为在中华书局工作的我，与傅先生不多的交往，似宜有稍作勾勒之必要，于此可见先生对于后学晚进之提携、日常生活之点滴，以及偶尔流露出的内心世界、士人情怀。

第一封信

2001年3月，我求职中华书局，次月实习。来局之前，傅先生大名，已如雷贯耳。当时傅先生已经退休，但在一层还保留一间办公室，所以常能在楼门口碰到。

实习期间，负责编校《初中古文背诵推荐篇目精解》稿，其中收入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对于“董生举进士”之“举”字意思，以及董生后来有无中进士，一时未能查到。恰巧遇见傅先生，便冒昧上前询问；当时感觉傅先生不善言辞，交流也不多，但先生是要了我的姓名而去的。

不承想，没过多久，就收到傅先生塞在我部门信箱中的一封信：

俞国林同志：

前曾问及韩愈《送董邵南序》中“举进士”是否已进士登第。经查，此董生未登第，清代徐松《登科记考》亦未有其名。唐代说“举进士”，是说由州、府推举向中央考试进士。韩愈文中也述及董邵南郁郁不得志。

傅璇琮 6.13

傅先生短短一信，使我疑问，涣然冰释。

此后不久，与傅先生的交往多了起来。到过他的办公室，给我看钱锺书先生写给他的信札，以及签名赠送给他的著作，使我欣赏良久。那时好友郁震宏兄供职浙江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之“读书”栏目，负责采编工作，我遂建议采访傅先生与曹道衡先生。后来震宏兄专程来京，在先生的办公室进行了采访，制作了节目，还正式播出了。只可惜，震宏兄寄给我的光盘，弄来弄去弄丢了。

未几，先生的办公室清理出来，回了家。傅先生的家就在书局北侧，仅一墙之隔。先生找出一篇《盛唐诗风与殷璠诗论》论文手稿——繁体直行，圆珠笔书写——专门赠送给我，还写了一则题记：

此为一九八七年冬在美国密斯根大学时所撰，亲笔抄写，且繁体字，现已不能写。今赠俞国林同志。

傅璇琮。二〇〇四年三月。

并钤“傅璇琮印”一枚。此文原稿五十页，计一万五千字，曾刊1988年《清华大学学报》第三卷第三期。

傅先生早年在文学组工作，“文革”后任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自此升任书局领导；但在学术界，傅先生交往最多的还是古代文学领域。我自2004年主持文学室工作后，与先生的交往渐渐多了起来。

夹克衫与帆布袋

从朋友们晒出的与傅先生的合影，可以看到，傅先生的衣着，基本都是夹克衫。款式也基本相同，其颜色则有灰色的、蓝色的、土黄色的，尤以土黄色夹克衫的照片最多。我在书局与先生交往的十五年间，所见也无非是如此。

2004年以后，我搬到四层西头的办公室。上班都是搭乘东头的电梯，到了四层，再往西走。

先生由于腿脚不好，走路一高一低，踩着地面发出的声音也是一轻一重，在狭长的楼道里，这声音格外突出。我办公室的门，一般都是敞开着的，只要听到从东头传来一轻一重的脚步声，就知道是傅先生来了。先生每次路过，都到门内。有时仅是打一招呼；有时告诉我谁给他发了一篇文章到我邮箱，让我打印后给他；有时则是从随身携带的帆布袋里取出一本签好名的新书送我；有时则是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他人的书稿，让我审阅……我关注到这个帆布袋，本应是白色的，但使用得已然很久，非常破旧，感觉脏脏的。

2010年前后，不知多少次，在寒冷冬天的六点之前，太平桥小区昏黄的路灯之下，见到傅先生，穿夹克衫，提帆布袋，从家中出来，走向六里桥南公交车站。打过几次招呼，先生说：“去清华。”我便目送这一高一低之步伐，消失在匆匆忙忙的人群中。

傅先生是浙江宁波人，浙江人都有着很浓厚的乡梓之情。先生曾出任《宁波通史》的编委会主任，并担任主编一职。后来，宁波鄞州区政府拟出版《王应麟著作集成》，先生又出任编纂委员会主任。记得某次在小区门口遇见，先生手提一件西服，见我道：“宁波送我的。说要五千多元呢！”可我从没见他穿过。

我曾见傅先生自太平桥菜市场推个小车，买菜回家，手里还提着那个帆布袋。所以我想，夹克衫、帆布袋，此必是先生之标配也。当年国家领导人看望先生时，先生也是如此“布衣韦带”，未易分毫。

为孔尚任《续古宫词》题跋

当年我为写毕业论文，曾跑过很多图书馆。在南开大学图书馆里，发现了被学术界遗忘已久的孔尚任《续古宫词》百首，为康熙年间介安堂刻本，遂过录而归。后又毛笔恭钞一份，线装一册，且细为考证此书之创作时间、背景以及孔氏当时之心态，附于书末。

2002年4月，我将毛笔恭钞本《续古宫词》请傅先生题跋。先生跋曰：

俞君自至中华后，与余略有文字交往。余读其文，睹其书，颇感其义理融畅，笔法朴厚。孔东塘之《续古宫词》，当今研究者极少有记，而俞君得能于一藏书馆中获其全貌，且详为考述，可见其治学之精细。又不惮琐屑，全为过录，亦可见其为人之质厚。宋黄山谷有言：“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云：“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余于五一假日，细读俞君所录东塘为人忽视之作，因忆及山谷之言，颇有所得，故略书于后，与俞君切磋互勉。

壬午年立夏日，傅璇琮谨记于北京六里桥寓舍。

傅先生跋文内所期许于我者，十数年后读来，甚感愧疚。且每况愈下，已无敢奢望矣。

记得傅先生在《唐代诗人丛考》的“前言”里写道：“若干年前，我读丹纳的《艺术哲学》，印象很深刻。”傅雷先生在给儿子傅聪的家书里，也说道：“比如丹纳的《艺术哲学》之类，若能彻底消化，做人方面，气度方面，理解与领会方面，都有进步。”将两位傅先生读《艺术哲学》后的感受，结合起来比照，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傅先生心中那种诗人敏锐之艺术气质，以及传统知识分子“士唯不可俗”之道德追求，是横亘于心中，一以贯之的——但我们却极少从平时的交流中感受到傅先生这一点。或许与先生六十年前之遭遇有关吧。

读其书，知其人。在学术著作、专题论文之外，通过一些简短的回忆篇章、序跋文字，似得略窥先生之内心世界与士人情怀。

八十祝寿文集·座谈·蛋糕

2011年下半年，书局领导考虑到第二年傅先生将迎来八十大寿。如何给傅先生过寿呢？像先生这样在学术界有影响的学者，就中华书局而言，既不能如高校般为先生操办祝寿大会，也不能只无声无息地送个蛋糕了事，只得与傅先生商议。先生低调，不愿宣扬。最后商议的结果：一、循学界通例，为编辑出版一册《傅璇琮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二、生日那天，邀请若干位学界同道，开个小型座谈会。

《寿庆论文集》之约稿名单，经傅先生、编辑部与徐俊总编辑各自理出一份，汇至我处。经删重整理，并拟《征稿启事》一篇，交傅先生阅处。第二天，即接到先生的意见：

国林同志：

“约稿名单”阅后，提出一些意见，仅供参考，并请转呈徐俊同志。

按一般寿庆论文集体例，凡年龄高于本人者，大致不约稿。今名单中，如程毅中、罗宗强、周勋初三位，拟不约。与我同龄者，好几位健康不佳，恐不宜写作，如邓绍基、刘世德、刘学锴、郁贤皓四位。另，明显是我领导的，如袁行霈，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我则为一般馆员，最好也不约。以上八位，请酌处。

另，拟补八人，较我年轻，有学术成就，并与我有学术交往：……以上八位，如有选定者，我可再补通讯处。又，已约的名单，我亦可以补写通讯地址。

谨谢！

傅璇琮 2011.11.5

根据傅先生意见，我们重新整理了约稿名单，并于当年年底陆续发出《征稿启事》。

《寿庆论文集》的来稿、编辑都很顺利，2012年12月3日样书送来。并于12月5日，在中华书局会议室，召开了傅璇琮先生八十寿庆座谈会。座谈会规模极小，学术界只请了刘跃进、蒋寅、刘宁、刘石、吴相洲、卢盛江六位。另外，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陈尚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傅刚发来贺信。刘跃进说：

傅先生不只是一个学者，更是学术界的组织者和引导者，以敏锐的眼光，提携后进，组织年轻学者参与活动、出版书籍，让许多年轻学者脱颖而出，尝到学术研究的“甜头”，从此进入这个行当。对于年轻学者，这不是一件事，而是一生的事。

可见先生心胸之阔，气象之大。刘石说，曾经有人问傅先生如何做学问，大家都以为先生肯定会滔滔不绝讲很多方法、方式什么的，谁知傅先生只慢慢地说了一句：“做学问就是把中华书局五百字的大稿纸一撕两半，遇到有用的材料就抄下来。”当大家还在等着下文的时候，傅先生补充道：“就这些了。”

座谈会开得非常轻松，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套语，也没有不知所云的虚词。座谈会后，大家到青年餐厅用餐。饭后，送上特大蛋糕，我们给傅先生戴上生日帽，又请先生举起大刀，切开蛋糕。大家都说：“今天可能是傅先生第一次切蛋糕。”那天傅先生是非常愉快的。

傅先生有一段答谢词，说道：“非常感谢各位同仁、挚友为我举办这次座谈会！是中华书局培养了我，没有中华书局，就没有我今天的成绩。我之所以现在还可自我安慰，就是因为两件事情：一是我编辑、写作的书和文章；二是有学术界朋友们对我的信任，我的很多工作都是学术界帮我做的，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想，傅先生所言的“两件事情”，第一件指先生给别人的著作当编辑，及自己写的文章与著作；第二件“我的很多工作都是学术界帮我做的”，大概就是先生规划的很多项目，交给学术界的朋友来完成，诚如傅刚在贺信中说“傅先生的工作在中华，但他的学术舞台却是全国的”，卢盛江说“我们每做一个东西，傅先生都比我们还高兴”。

病中的三次探望

后来傅先生因跌跤而不良于行，身体渐衰，时有住院治疗之举。常有学者向我打听傅先生病情，我建议他们说，若得便，还是来看看吧。

2015年5月20日，武汉大学王兆鹏来京。上午十时许，我陪之到电力医院看望傅先生。时先生卧床，颇显消瘦，交谈之际，听力不佳，话语也有重复现象。临行，兆鹏兄将傅先生扶起，我为二人合影。出来时，兆鹏兄告诉我说，扶起傅先生后，傅先生明显坐不稳，且浑身发抖，可见肌肉之无力也甚矣。

7月26日中午十一时许，刘跃进来，我陪之到家中看望傅先生。之前听说傅先生从不在家接待访客，因为家中杂乱异常，无法留出客位。此是跃进兄第一次进傅先生家门，也是我第一次进傅先生家门。屋内陈设，果如传闻。此次傅先生精神状态不错，谈吐也较上次清晰，与跃进兄交流学术与出版之动向。跃进兄归后，还来电长谈，感慨先生之病状，顺及沈玉成、曹道衡两位先生之往事。

8月14日，广州戴伟华来京。下午四时许，我陪之到家中看望傅先生。伟华兄与傅先生聊近半小时，皆生泣意。此时，傅先生一个劲的挥手，要我二人离去，且不停地说：“好了！好了！……”约四五十次。徐老师（傅先生夫人）与我说：“知道今天戴先生要来，从早上一直惦记到你们进屋。见了面却又要你们走，是不想让你们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男儿有泪不轻弹！你们待久了，他会伤心起来的。”伟华兄再三要多待一会，我劝之出。晚餐后，我建议伟华兄再去看望一次。坐还不到十分钟，傅先生就说：“国林同志，你们回去休息吧！”挥手数次，促我们归。可惜，忘了给伟华兄与傅先生合影了。

自此之后，我便再没有去看望过傅先生！

最后一封信

傅先生保持了老辈学人勤于写信的传统，虽同在书局，也时常亲自送信与我。很多时候，大都是各地学者托傅先生将书稿推荐给书局，谋求出版。傅先生对这些请托的处理，与他给别人的著作写序是一样的，都是看过书稿内容的。所以傅先生的信，一般也会介绍书稿内容、学术价值，以及作者的学术背景、成就等。

2014年12月30日，徐老师送来傅先生转给我的一包书稿材料，另附一通信件。信曰：

俞国林同志：

今转上山西太原一位学者□□□先生一信及有关材料。我因身体不好，不能看稿，且对现在出版工作也不太了解，故特转上他的材料，请您处理。或请他将稿件寄来，您处审读。请直接与他联系。

谨谢！

傅璇琮 2014.12.30

傅先生虽已不能再像之前那样审阅书稿，评定价值，但还是用颤抖的手，给我写来一封颤抖的信件，希望我能认真对待。

傅先生作为一名学者，身处中华书局这一重要出版阵地之中，是名副其实的学术界领导者之一。傅先生对于学术之推动与规划，对于后辈晚生之提携与扶持，终身与之。近三四十年来，似未有过之者，诚如刘宁所说，“傅先生是近三十年来人文学科的总设计师”。

昔年读顾颉刚先生致谭其骧信，谈到办《禹贡》半月刊之目的，顾先生说：

我们若为自己成名计，自可专做文章，不办刊物；若知天地生才之不易，与国家社会之不爱重人才，而欲弥补这个缺憾，我们便不得不办刊物。我们不能单为自己打算，而要为某一项学术的全部打算。

所谓“刊物”，就是出版，其理一也。这句“我们不能单为自己打算，而要为某一项学术的全部打算”，恰可作为傅先生一生事业的传神写照。

噫！四层的楼道里，再也听不到先生一轻一重的脚步；太平桥西里小区的周边，再也见不到那个身穿夹克衫、手提帆布袋踽踽独行的身影。一切，都好像昨日；一切，都倏忽曾经。

生犹可恋，死既过往。如先生者，其惟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