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鲤鱼洲位于江西鄱阳湖畔，从1969年到1971年，这一血吸虫病疫区成为北大、清华两所高校的“五七干校”所在地。《鲤鱼洲纪事》为北大中文系师生、工农兵学员、家属子女对当时干校生活的回忆诗文结集。

《鲤鱼洲纪事》 陈平原/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

鲤鱼洲名曰学校，实即劳改农场，宣传队与教职工的关系，实为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他们并不和教职员工同吃同住同劳动，正确地说是同吃、异住、不劳动。

刚到鲤鱼洲不久，大家都到大堤上去搬毛竹，那是准备盖房子的，根根都是碗口粗，两丈来长，小伙子扛起一根就走，可我就没辙了，当时还有吴小如先生，他比我还差，小如先生忽然想出了一个主意：咱们拖着走，我们俩就卖力地干了起来，干完活集合队伍，宣传队员讲话了，说大家干劲足。话锋一转，把我同小如先生提出来了，说了些挖苦的话。我当时脸都气白了：“妈妈地，搬不动，不拖，竹子能自己走吗？”小如先生比我有涵养，散队时朝我笑了笑，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

刚到鲤鱼洲住大仓库的时候，还常紧急集合，作战备演习。有一天晚上已经是十二点了，突然响起紧急集合的哨声，大家忙乱起来，一个个地往外跑，图书馆的一位老先生年龄有六十岁了，胡乱穿上衣服，背包是无法打了，抱着被窝就跑出去了。中文系的一个朋友，光打背包了，衣服没来得及穿，披上棉大衣就跑出去了。队伍集合好了，宣传队宣布：到校部广场看电影。就这样，抱着被窝的，光着身子穿棉大衣的，没穿鞋的……稀里糊涂地看了半宿电影！这简直就是拿老九当猴耍，故意作弄你。

鲤鱼洲是个雷暴区，每年夏季劈死人、劈死畜生的事屡屡发生。听说清华大学有一条规定：雷暴天气不准人员上大堤。但北大分校不同，越是疾雷烈风越得出去干活。七连有一次几个班排冒着瓢泼大雨收工回来，参谋长马上跟着就到了，在大雨中把老九们骂了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你们就是要在艰苦环境里锻炼，下点雨就收工了？解放军怎么在枪林弹雨中冲锋的！”大家雄赳赳、气昂昂地又回到了工地。听说理科的一个连队，有两名“五七战士”在暴雨中趴在田埂上不敢动，也被批了个不亦乐乎。

鲤鱼洲上虽然有大量不近人情的事，但也有乐趣，大家一下地干活，就拿当头儿的开涮，如果不招惹头儿，他会来主动招你，大家一边干活，一边嬉闹，把疲倦也忘记了。“双抢”季节，要把收割的稻谷运到场上，只有靠肩挑人扛。这时只见裘锡圭兄挑着极大的两捆稻子，迈着大步，高唱着标准的裘派《锁五龙》《探阴山》等名段，不用说他唱得带劲，听者也倍感神旺。他在学校时，在盥洗室也唱，但和这嗓门、节拍、气势大不一样，真如黄河之水，奔腾而下，一泄无余，令听者击节、感叹。

还有一件乐事，那就是一个月放假一天，大家可以洗洗衣服，晒晒被褥，理理发，也可到十华里外的天子庙买点日用品。

天子庙是个码头，往南昌可在这里上船。其实这里并没有庙，只有一个规模不大的百货商店，并无其他市肆坊市，人们乐意往这里来，大约是换换环境，松散一下，三五知己来回二十华里的路上，有多少话可以说啊！这好比久困涸辙的鱼，乍跳到一个小水坑，就感到如入江海了。

20世纪90年代，我到北大开会，住在承泽园旁边的邮电部疗养院，我到勺园吃饭，突然有人拍了我一下：“老地主，这些年你到哪里去了？”回头一看，原来是副校长何芳川。他说“本想明天聚一聚，可是突然有外事活动”，问我何时有时间，我说“明天晚上我就走，以后再说吧”。不想他竟英年早逝，没再见面。当年鲤鱼洲的伙伴，像我这八十以上的没有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