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我在编撰《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下称《事辑》）时，先师（下径称其笔名流金）家人提供的藏札中有吴晗来函一通，书于国立清华大学函笺上，为十卷本《吴晗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失收。兹迻录如下，略作摭谈：

应鏐弟：

不但山城快叙，已同隔世也，就是我现在提笔和你通信，也是隔世了，所幸大家都还挺得住，还有这一点热，一点感情，一点力量。不但今天，就是几十年后也还可以见面，不会有生疏之感，以此自慰，并慰亡者而已。

你的文章我见到了，挽词怕要到能纪念时才用。

一多的书已和开明订了合同，最近抄写完毕即寄沪请郭老编定付印。

闻太太在平，前两天还在我处，她也开了刀，身体好多了，孩子们也都好。

内人从去年在沪开刀后，现已恢复健康。

很想暑假能到上海，有太多的事要做，只是，能不能来权不在我，这一点你是明白的。

不过，还是存这么一个希望，暑假见面，假使我还能同你见面的话。

耑候即颂

近安

　　晗上 五月十二日

在考释遗札前，有必要追溯流金与吴晗的交往前事。据苏双碧、王宏志《吴晗学术活动编年简谱》（载《吴晗的学术生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下称《简谱》），抗战爆发当年9月，吴晗即抵云南，却迟至1940年夏初才入西南联大任教。而流金在1938年9月入西南联大复学，1940年夏天一毕业即赶赴河南正面战场。两人同在昆明虽近两年，却未见有交集记载。1944年9月，流金重回昆明，应同窗故友王逊与丁则良之邀，与吴晗始有交往。据其“文革”期间1968年8月31日《我和“十一学会”的关系的交代》（下引其“文革”交代均据《事辑》）：

我的朋友王逊、丁则良当时是“十一学会”的负责人。我到昆明两、三天，“十一学会”有一次集会，讨论吴宓的一个学术报告，王逊和丁则良邀我去参加，我去了。我当时的印象是：这是一个互相标榜的地方。我也毫不隐讳的对王逊和丁则良说了。这次集会还有我过去的熟人翁同文，还有以后认识而成为朋友的陆钦墀参加。此外，我记得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沈有鼎，讲师王乃樑、王佐良，沈自敏（研究生）都是这个学会的成员。

吴晗

抵昆以后，流金入云南大学执教，一方面在文学上继续追随沈从文，一方面在政治上则与闻一多、吴晗往来密切，据其1968年6月21日《“文革”交代》（以下引该日《“文革”交代》不再注明）：

这两年当中，在政治上和我有关的人为闻一多、吴晗、丁则良、陆钦墀。一九四四年秋，由于丁则良的介绍，我和闻一多、吴晗认识，因此和民盟发生了关系。由于吴晗的介绍，丁则良和我曾在唐家花园整理过图书。唐家花园是民盟一个集会的地方。

他的《南北朝史话·后记》也说：“平生有限的几位师友，吴晗同志是其中的一个。在昆明时，我常去看望他。”尚丁在《芳草斜阳忆行踪》里印证了这点：

程应鏐在西南联大，是闻一多和吴晗的得意门生，又是往来亲密的挚友。就在昆明西仓坡程应鏐常去的吴晗的那间小屋里，在挂着闻一多篆书条幅前，1945年，吴晗和闻一多介绍程应鏐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遗札三复待春归》）

说流金是他俩的得意门生，似有夸张，但闻一多与吴晗都是联大教授，流金毕业于该校，执学生之礼是不错的。至于流金在1946年加入民盟，主要受闻一多影响，与吴晗关系不大。他在“文革”交代里说：

加入民盟，还是由于闻一多的影响，当我初回昆明时，闻一多还不是盟员，但他表示一定要过问政治。后来，他加入民盟了，特意告诉我他对民盟的看法，希望我也能和他一样。

当年与流金共事天祥中学的许渊冲在《续忆逝水年华》里也忆及：

他（指流金）曾请闻一多先生来天祥做报告，并在他家午餐。他加入民盟也是闻先生介绍的。（《西南联大的师生》）

但1944年9月至1946年7月间，对流金而言，吴晗在政治影响上是仅次于闻一多的重要人物。

1946年的程应镠

据《简谱》，1946年5月7日，吴晗因妻子袁震患子宫瘤出血，须往大城市手术，便挈妇离滇，与流金就此分袂。当年7月，闻一多遭暗杀，流金得知自己也上了黑名单，只身匆促逃离昆明。他在《南北朝史话·后记》里自述其后与吴晗关系，“分别之后，又还通信，虽然不多”。这种不多的通信断续延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然而，天地玄黄，世事沧桑，双方函札迄今存世者唯见前引那通。

吴晗遗札主要告知纪念闻一多与出版其遗著等事宜。根据来信，可以推断应是流金首先驰翰，谈及昆明别后的时局变故与出自肺腑的幽愤感慨，告知自己发表的纪念闻一多近作，抄录所作闻一多挽词，关注其遗著出版与闻太太近况，当然也问及吴晗夫人的健康。尽管来函只署月日，不书年份，但诸多旁证足以考定其作年。

首先，吴晗信中说“你的文章我见到了，挽词怕要到能纪念时才用”。流金所作闻一多挽词确切内容已不知其详，纪念文章则有两篇，分别是《人之子——怀念闻一多先生》与《追念闻一多先生》。前文刊载于1947年3月24日的《文汇报》，吴晗此信若作于1947年5月12日，在北平应能获读。后文刊发在1947年第五期的《人世间》上，该刊封面与版权页所列出版日期均为“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如果读到这篇文章，来函则只能作于1948年。

其次，吴晗信中又说“内人从去年在沪开刀后，现已恢复健康”，即其来函不可能作于1948年的有力旁证。据《简谱》，吴晗夫妇1946年6月辗转来沪，因梅贻琦之介，袁震在上海“顺利进行了手术”，7月，他在给学生信里说及“我妻子多年的病已经治好了，现在正在休养”（《吴晗传》164页）。既然说“去年在沪开刀”，足证此信必写于1947年。

再次，吴晗信中还说“一多的书已和开明订了合同，最近抄写完毕即寄沪请郭老编定付印”。1982年北京三联书店版四卷本《闻一多全集》系据1948年8月上海开明书店版纸型重印，保存有开明版序跋与后记。据朱自清的《编后记》，他作为召集人与吴晗同被梅贻琦校长聘为“整理闻一多遗著委员会”七委员之一。《编后记》还说“《全集》拟目请吴晗先生交给天津《大公报》、上海《文汇报》发表”，“拟目里有郭沫若先生序，是吴晗和郭先生约定的”，可知吴晗为编印亡友遗著出力颇多。开明版郭序首句即说“最近吴辰伯先生把《闻一多全集》的稿子从北平给我寄了来，我费了两个礼拜的工夫细细地校读了两遍”，而吴晗的跋两次引用郭沫若校读期间来信，表明郭序之作吴晗确实与有力焉。凡此，不仅坐实吴晗此函作于1947年，还提供了编印闻一多遗著的若干细节。

吴晗信中所说“最近抄写完毕即寄沪请郭老编定付印”，只是将计划安排告诉流金，其时实未抄毕，这有朱自清作于7月的《编后记》为证：“我们大家都很忙，所以工作不能够太快；我们只能做到在闻先生被难的周年祭以前，将全集抄好交家属去印。”据《朱自清全集·日记》，1947年7月3日，“校正一多文稿”；7月8日，“阅读并整理一多手稿”，9日，“写成闻集编后记。闻集前后历六周始编成”。则朱自清作《编后记》时，《全集》应已抄毕，他编完即交吴晗邮寄时在上海的郭沫若校读作序。

至于吴晗开笔说及“山城快叙”，乃追述两人在昆明的交谊；而“已同隔世”之慨，也是由来有自的。1945年岁末，国民党制造了昆明“一二·一”惨案，抗战结束后诸如此类事件接二连三，不啻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一批接受过“五四”民主思潮熏陶的知识分子驱往左翼阵营。在支持爱国学生反独裁争民主上，流金与闻一多、吴晗的政治立场日趋契合（参见《事辑》1946年纪事）。次月，流金与吴晗先后或亲历或听闻共争民主的师友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难的噩耗。8月，吴晗夫妇由沪抵平；12月，北平发生沈崇事件，再次激起学潮。1947年春，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撤离北平。这些活动，吴晗都积极参与，疾呼发声。可见，吴晗致函说“已同隔世”，既是有感而发，也在呼应流金《人之子》里“这一年里不知经历了多少风波”的感慨。而“所幸”以下云云，尤其真切地反映了左翼知识分子的当时心态与今后取向。

吴晗信说：“很想暑假能到上海，有太多的事要做，只是，能不能来权不在我，这一点你是明白的。不过，还是存这么一个希望，暑假见面，假使我还能同你见面的话。”吴晗终于未能暑期南下，但这通来信与流金往函，表明俩人接续了中断年余的旧谊。此信以后，吴晗主动向流金约稿。据流金《回忆大教联片断》说：“王艮仲那时办了一个《中建半月刊》，还办了一个大型期刊叫《中国建设》。在半月刊上，吴晗要我写过一些文章。”他在1968年6月21日《“文革”交代》里也说：“《文讯》是臧克家主编的，《中建半月刊》好像在北平出版，文章是寄给吴晗转去的。”他的文章能刊于北平杂志，吴晗有推挽之功；文章既由吴晗转去，双方自有函件往覆。而其后两年间，流金写作重心从文学创作转向政论杂文，除去政情时局的客观因素，吴晗的影响不容忽视。

1947年暑假，吴晗虽未能来沪，次年8月末，为躲避搜捕，却一度南下。此次沪上之行，前引《吴晗传》与《简谱》都有记及，《简谱》说：

八月底，经地下党组织再三敦促，吴晗决定绕道上海，去香港，会合在港的民盟成员一起到解放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到上海后，由于去香港的飞机检查很严，不能成行。当天晚上，郑振铎来看吴晗，要吴晗行踪严守秘密，切不可以在公开场合露面。在上海期间，吴晗还会见了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人。九月初，吴晗由上海回到北平，并在当天到达天津，当时袁震已在天津等候。过了两天，崔月犁便派交通员来陪吴晗夫妇到解放区去。

但吴晗在沪活动，远不止此，梳理流金与吴晗的现存文稿，大可作进一步钩考与补充。吴晗《1946、1948我的两次沪上之行》（此文十卷本《吴晗全集》也失收）说：

1948年8月间，我又到上海了。原来准备第二天就乘飞机到香港，和在香港的朋友一道进入解放区的。不料当天的报纸就登载了到香港买飞机票得凭相片的消息，香港是去不成了。当天晚上西谛（郑振铎）先生就来看我，并立刻用电话通知了一些朋友，一起在一个朋友家吃饭商量办法。这次我在上海停留了个把月。他谆谆告诫，行踪一定要严守秘密，切不可在公开场合露面。

这段自述或即《简谱》所据。现存郑振铎日记，是年8月一天不缺， 24日云：“晨，十时许，至伯翁处”，“六时半，达夫、予同来，伯翁、刚主、达君、耀翔夫妇及君珊陆续来，在此晚餐，喝酒不少”。其8月日记，伯翁仅此日一见，有理由推断“伯翁”应即借代吴晗（辰伯）。而吴晗回忆这次沪上之行“停留了个把月”，则《简谱》说“九月初”再“过了两天”，吴晗就从天津去解放区，就大有疑问。倘若郑振铎日记中“伯翁”即隐语辰伯的推断不错，吴晗应是1948年9月末或10月初由沪返平转津再去解放区的，而绝非《简谱》所系的9月初。

再据流金《“文革”交代》：

大教联这时会员还不多，集会多在培成中学，有时在青年会大楼，有时在麦伦中学。我参加过的还有两次集会，一次是欢迎吴晗的，在麦伦中学举行。一次是欢迎周建人的，开会是在青年会九楼。前一次集会，到的人数不多，吴晗问我：“孙大雨怎么样？”我把我参加大教联是由孙大雨介绍的事告诉了他，吴晗对孙大雨也过问政治的事感到惊异。

对吴晗在沪参加这次集会与其他活动，流金《回忆大教联片断》有详细叙述：

1948年夏天，吴晗从北京来上海，住在他的弟弟春曦家里。大雨先生通知我，大教联要请吴晗谈谈北京的情况，夜里在麦伦中学开会。我们都住在现在四平路的新绿村，当时叫做其美路。我和大雨从其美路雇了一辆三轮车去麦伦中学。会议由沈体兰主持。吴晗讲了北京的情况，主要是清华、燕京和北大的教授们对时局的看法，反对蒋（介石）是主流。他特别提到了张奚若先生和金岳霖先生，还有北京大学的樊弘与曾昭抡，燕京的严景耀和雷洁琼。潘光旦先生和费孝通，在吴晗看来，是不用说的了。……这次集会，很晚才结束，大雨先生和我就从麦伦中学散步似的回到新绿村，走进家门已经过十一点了。吴晗来上海之后就去了解放区，我在来喜饭店请他吃饭。这一年，他正四十岁，我说：“就算是为你祝寿吧。”席上有春曦，好象还请了陈仁炳作陪，他们两人同年，因此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我和吴晗说了我所知道的大教联的情况，对于孙大雨这样走出艺术宫殿颇使他感到喜悦。

但《叶圣陶全集·日记》与黄裳《来燕榭文存·拟书话西行书简》，都说吴晗是9月南下的。上海8月自是夏天，由于吴晗此行“停留了个把月”，兼之行踪隐秘，他俩推测其9月南下也在情理之中。

流金自1947年来沪后，对自己盟员身份秘而不宣，其在沪接上关系也与吴晗南下有关。据尚丁《遗札三复待春归》：

因为程应镠来上海后没有参加民盟的组织生活，所以，我一直不知道程应镠是民盟盟员。在我负责上海民盟地下组织之后，吴晗通过他弟弟吴春曦，把程应镠的盟组织关系转到我这里，我才和他取得联系。

流金与吴晗昆明“分别之后，又还通信，虽然不多”，这种关系在鼎革之初依然如此。仍据其《“文革”交代》：

一九四九年解放后不久，我和吴晗写过一封信，希望他和《展望》写文章，并谈了我对上海民盟和上海高教界的情况的一些意见。他复信要我有关高教界的工作找李正文。对民盟的工作，他认为“要搞”，“不搞不行”，“知识分子不能搞工农群众的工作，难道搞知识分子的工作也不成？”

他在《南北朝史话·后记》里还说及吴晗另一来信：

遗札指的是一九五〇年夏吴晗给我的一封劝我认真学习马列，而不要在大学里担任马列名著讲授的信。教育者必先受教育，他的意思是很清楚的，而我那时却自以为是懂得马列主义的。这封信，当然也和其他几封信一样，被当作我的罪证，从我家里搜去，不知下落了。

据《“文革”交代》，1950年暑假，流金参加上海市高教界参观团，“去北京时，我又去看了他”；1951年，“吴晗来上海，我在民盟的会谈中见到他，后来又去锦江饭店看过他”。流金未说及吴晗这次南来的月份，但下文紧接着说：

此后，我去北京，他来上海，我都没有找过他。一则因他已经很有架子，二则因我犯过“严重罪行”，不愿见他。在昆明以及其后，我和他的关系，本在师友之间，和老同学不同。

笔者推断其这次南下应在上半年。这年，时任市里高桥中学校长的流金颇欲重回高教界，其同窗老友周游正受命试刊《北京日报》，曾代向主管文教的副市长吴晗说项。据周游1951年7月18日来信说：“我很同意你来作高教工作。我曾与吴晗先生谈过，并要求他加以协助，他表示无能为力。”吴晗表示“无能为力”，往好里说，或许不以公权徇私谊，未必一定“很有架子”。但也不必讳言，流金与他的关系自此似有疏离。据此，1950年代吴晗至少有两通来函。

其后，流金沦为“右派”，即所谓犯了“严重罪行”，直到1963年才恢复与吴晗通信。据《程应镠自述》（载《世纪学人自述》第五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说：

1962年的春天是难忘的。吴晗同志主编一套《中国历代史话》，从原始社会开始，直到清代，共十三册。《史话》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周游是这个出版社的社长。他们都想到了我，周游给我写信，问我要不要写一本。这时，我已卖完了妻子的母亲遗物，开始卖书了。能够写一本书，拿一笔稿费，是求之不得的。我给周游写信，表示愿意写；不久，又和吴晗通信，承担了《南北朝史话》的写作。吴晗告诉我，他自己写明，邓拓写清，两晋由何兹全，金由冯家升，春秋由陈懋恒，秦由翦伯赞，南北朝剩下来了，就给了我。

作为燕京大学老同学，周游推荐了流金，主编吴晗也欣表同意，他还是念旧的。在撰著《南北朝史话》过程中，流金与吴晗曾有书函往覆。据其《“文革”交代》：

六三年曾因为北京出版社写《南北朝史话》，和吴晗写过一封信，他回了我一封信。后来《南北朝史话》第一部分写成寄给出版社，他又来过一封信，我回了一信。全稿写成后，我给了他一信，却无回信。

十余年后，流金在《南北朝史话·后记》说：

写完了南朝，把稿子寄到出版社，吴晗同志很快便通读了全文，回信鼓励我：“就按这个样子写下去。我们打算把它印出来，作为担任其他各朝史话作者的参考。我想你不会反对。”写作过程中，我和他通过四、五封信，讨论的问题，大的如民族融和，小的如斛律光父子，他都明确地表示了意见。

作于1985年的《程应镠自述》也说：

1963年全书完成，13万字，注文比正文少不了多少。吴晗不赞成加注，说是通俗读物，不必说明句句都有来历。注作成未全寄，已寄的被退回。

综上所述，1960年代，吴晗至少两次致函流金；而1949年后吴晗致流金信函则至少有四通。

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前夜，流金对吴晗这位师友持怎样态度呢？据其1969年4月12日《“文革”交代》：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之后，出于阶级本能，我为吴晗辩护，在一次小的座谈会上，我以暴露思想为名，说：“吴晗过去是左派，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说了这两句话，又连忙掩饰这种为吴晗辩护的心情，说：“我过去在昆明，对他是了解的。反右斗争后，知道他是个左派，入了党。但十多年没有和他见过面，虽然前几年和他通过信，他在北京的情况我是不了解的。”

这段“交代”大堪玩味。流金说“吴晗过去是左派，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强调了两个时段，一是昆明时期，“对他是了解的”，当时他与吴晗都是左翼知识分子；一是反右以后，流金成了“右派”，但仍知道吴晗“是个左派，入了党”。所以，他在时隔三天的另一份“交代”中有类似的话：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之后，我又跳出来为吴晗辩护，说：“吴晗民主革命时期是左派，反右斗争中，也是左派，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

作为“右派”的流金，对吴晗在反右期间的“左派”表现，诸如讨伐章罗联盟的长篇发言《我愤恨，我控诉！》赢来“长时间鼓掌”，不仅应该完全知晓，在内心也许不无想法。如今眼见这位1957年的“左派”师友也将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荆冠，流金还是保持着独立的思考，用他的话说，他在座谈会上“叫嚣要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然而，当《吴晗与胡适》发表后，流金在《“文革”交代》中承认：

我感到吴晗的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了。于是，我便表示要和他划清界限，把他在六三年给我的信交给了系总支。这时，我已经预感到一个阶级斗争的风暴的来临。我充满了恐惧，希望自己得保平安。

1966年6月，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据流金1969年4月12日《“文革”交代》：

吸取了反右斗争的教训，主动交代了我和吴晗的关系，和周游的关系，交出了周游和我的全部通信。

从流金“交代”可证，他所藏吴晗来函，“都于六六年五月和六月先后交给了旧总支”。但据其1972年4月27日的《“文革”日记》，“昨日学校组织组发还信件、日记和照片百余幅，唯文稿不存”，信件中应即包括六年前交给党总支的吴晗遗札。

最后，补叙一下流金对吴晗的追念与吴晗遗札的下落。

在十年浩劫的日子，流金私下仍关注吴晗的命运，其《南北朝史话·后记》提及：“1974年中秋，我知道他（指吴晗）死了，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死的，也不知道他死在哪里。”“文革”结束次年，流金为修改《南北朝史话》在京居留五十余天，期间还特去探望吴晗的遗孤吴彰。他在《后记》里写道：

周游是建议我写这一本书的人。另一位促成我写这一本书的就是吴晗同志。可是，我在北京再也见不着他了。在北京住了五十天，往往独立窗前，对着蓝天，充满了对他的怀念。稿子修改完毕的那一天，正碰上北京少有的蒙蒙细雨，独自坐在窗下，写了一首怀念他的五言律诗：地下能相见，生逢不可期。秋深云漠漠，风老雨丝丝。遗札当三复，淫威逞一时。劳人还草草，憔悴待春归。诗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但在当时，也还不敢轻易示人。直到今天看到黎澍同志的文章，才确知他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病死在北京的狱中，距一九七七年十月我去他家看望他的遗孤，翻阅劫余的他的藏书，已经八年了。

流金这首诗“不敢轻易示人”，显然与当年政治走向左右迷离息息相关，但还是抄示给同窗故交熊德基，他后来在《怀念老友熊德基同志》里回顾了老友的评论：

对我怀念吴晗的一首五律，以起句“地上能相看，生逢不可期”感情深厚，对“淫威逞一时”之句说得太直率，不宜公开。这首诗后来我完整的收录在《史话》后记中，想不到仅仅一年多，变化就这么大。

1979年10月《南北朝史话》出版，11月19日，周一良来函致贺，也提及共同的友人吴晗：“脱稿十五年才得出版，亦足以告慰吴晗同志于地下!”

熊德基在1986年4月7日致函流金，再提吴晗道：

我解放后，原如吴晗思想一样，打算“革命胜利后，即专心读书著书”。然迫于事势，却在办公交差掉了三十多年。

熊德基在鼎革之后始终谨言慎行，1957年初调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自此决计，不与任何党政界人士来往，也从未登门拜访过任何领导（连郭老是我的上司正所长，也未去拜访），也不与诸‘知名之士’过从（如吴晗、翦伯赞等等）”，“故‘文革’中，未受到过多的折磨”。而吴晗却未像曾打算的那样“专心读书著书”，而是人随势转，木秀于林，先是出任北京市副市长，而后又紧跟“反右”形势，成为名噪一时的左派知名之士，孰料却以《朱元璋传》与《海瑞罢官》而获罪，最终走完了从“我控诉”到“被控诉”的悲剧人生（参见拙文《吴晗式悲剧：从控诉到被控诉》，载拙著《敬畏历史》）。

1983年10月，时隔三十七年，流金重回昆明参会，在这座生活、学习与斗争过的西南名城，他写了几首绝句，其中一首说：

地下人间互不知，王孙久困竟何如？则良辰伯能相见，应忆深宵说项斯。

“王孙”借指王逊，则良即丁则良，他俩都罹丁酉之殇，丁则良当年就自沉于燕园未名湖，王逊1969年也死于“十年浩劫”；辰伯即吴晗，更成为“文革”祭坛的牺牲品。足见在流金心中，依然萦绕着对吴晗挥之不去的无尽怀念。正是出于这份浓浓的师友之情，因友人之请，流金慨然将珍藏的吴晗遗札供吴晗生平展使用。据赵洛《忆程应鏐兄长》（载其《京城偶记》），流金曾在1984年12月20日致信给他：“叫我催促首都历史博物馆归还曾借去吴晗致他的信。原先是因我的介绍，应镠兄才借给博物馆作吴晗生平展览用的。”但目前流金藏札中吴晗来函却仅此独份，借展的遗札或未归还，或虽交还却在某个环节上出了问题，而流金未能收到。现存的这通吴晗遗札，当时或未提供作展品，故幸存至今，成为他俩那段鲜为人知交谊的唯一证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