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卞之琳（1910—2000），江苏溧水人，生于江苏海门。中国现代著名诗人、翻译家。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1940—1946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

在整个学林，卞之琳要算得上是一位真正有绅士派头的人。他的衣着从来都很讲究，总是穿一身中山服，但除了衣料总比一般人好外，主要是裁剪缝制得特别精致贴身，与老干部、老革命那种经常宽松肥大的制服大不一样。再加上他经常披着款式同样精良的风衣或高质量的拷花呢大衣，一看就是一个洋派十足的名士。宽阔的额头，加上浅色眼镜后一双神情深邃的大眼，构成了一张典型的知识分子的面孔。两边嘴角与下巴略有点不匀称，但又显出倔劲，似乎是思想者那股冥思苦想劲头的外化。后来长期相处于同一个单位看多了，发现他身姿与步伐也颇有特点。他走起来的时候，一边的肩膀略略往上抬起，脖子微斜，微微有点僵，而步伐又快，颇有直往前冲的架势，于是整个身形就显出了一种张力，给人以倔强的印象，似乎又是精神上的自得感、优越感的外化。我想，从他的整个形象与外观来看，说他内心深处具有相当强的傲气，相当明确的精英意识与“上帝的选民”的定格感，恐怕是差不离的，而且这种意识与感觉恐怕还是从年轻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形象与外观，总是长期岁月塑造的结果。

卞之琳的雅士派头、雅士自我意识，实来自他这个人的确不俗，的确精致。不俗与精致可说是他最显著、最概约的特点。首先，卞之琳这个名字便十分雅致，他那著名的四句诗三十四个字，便是他精致中的精品，是他精致得最典型、最美的一次表现。可以看得出来，他在自己全部的诗歌、散文、随笔以及学术论文的写作中，都致力于构思精致与落笔不俗。在现实生活中，对人对事他如果要议论作评的话，也经常是视角新颖，出语不凡的。如像讲起李健吾的待人待事的特点时，他冒出了这样一句话：“他像个走江湖的”，语言奇特，揭示了李重朋友、讲义气的精神。又如，有一次论及为文之道时，他以一位青年研究者为例，这样说：“他善于表达，可惜没有什么可表达的。”他这类见地能达到一定的超越高度，惯于从俯视的角度看人看事，于是往往就不免带有冷峭意味，而少了点亲切与温厚。在我看来，这不能不说是他那不可更改、无可救药的雅士意识的本能表露。

在那个年代，人们在本单位的公共生活，主要就是开会。习惯于这种政治生活，热爱这种政治生活，以这种政治生活为业的，当然大有人在。但对卞之琳这样一个有个性、有雅趣的高士来说，老在大众公共生活中裸露自己的灵魂，清点自己的思想，校正自己的认识，显然不是他所喜爱干的活计，虽然，他是一个研究室的头头，有责任带头干好这些活计。

他不善于，当然也不大情愿将自己的个性完全融化在从俗如流的时尚中，不大情愿放弃自己特定的思维模式，而按千人一面的模子塑造自己的言论形象，不大乐于放弃自己特有的语言风格，而众口一腔地操官话，操套话。说实话，一般人即使要像他这么做，也往往做不到，而他在这方面可谓是艺高一筹，他既能保持自己的思维模式、个性特点与语言风格，又并不与主义学说、政策精神、领导意图相悖。每遇严肃、厚重、艰涩、尖锐、尴尬、难消化、费理解的问题，他都如蜻蜓点水、仙子凌波、轻忽而过；或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绕道而行，曲径通幽；要不然就是若无其事，王顾左右而言他。多年下来，一个单位曾经有过那么多次政治学习、政治表态、思想检讨，但卞之琳有过什么表态，有过什么宣示，有过什么倾向，至今恐怕没有人能说得明白。他最大的艺术就在于他讲的话可不老少，但几乎没有给人留任何能记得下来的印象。

在本基层单位公共政治生活中，卞之琳有一种行为方式，有一种倾向态度，有一种话题言谈，那是打死了你也不会忘记的，那就是他经常在政治学习会上，在研究室组织生活中的——“失眠咏叹调”。

按照领导统一的要求与布置，每个研究组室一般每周都有一次例会，时间是两三个小时，内容主要是政治学习，这种会当然是厚重而严肃的，人们一般都是按做功课标准来认真对待。但在卞之琳坐镇的研究室里，却有另一番气象。

到了九点钟开会的时间，由中青年研究人员组成的基本群众都到齐了，静候主帅升帐。然后，诸位元老潘家洵、李健吾、杨绛、罗大冈哩哩啦啦陆续来到，这样往往就快九点半了，大家都不急，乐得轻松。最后，卞之琳匆匆来了，常显得气喘吁吁，甚至脸上有一股真诚的火急赶场的神情，于是，会议就经常以他的迟到表白为标志而揭开序幕。一般都是说自己从家门出来后，公共汽车如何如何不顺，或者途经南小街时碰见了什么意外的事、意外的人。然后就接上重要的主旨发言，而其内容经常就是他那常年重弹而在这个小家庭里特别著名的失眠咏叹调：从前一天夜晚如何上闹钟，如何服安眠药开始，如何一片安眠药不奏效又如何服上第二片，甚至情况更坏，还需要第三片，然后，到了拂晓之前，总算有了一段沉沉的熟睡……再然后，就与起床之后辛苦赶会的情节衔接上了……每次失眠的故事基本上如此，每次都有不同的延伸。在他漫长的独白中，在座的同志偶尔有关切的插话，这些插话必然又要引发出他新的延伸与变奏。失眠独白最后总算完全告终，卞之琳宣布言归正传，正式开始讨论领导上原先布置下来的题目，但会议时间至少已经过了一半，甚至一大半。会议的前一半既然开得轻松愉快，后一半也就不会肃穆古板了，因此，每次组室例会都绝无坐而论道、言必主义学说与政策法规的气氛。

尽管卞之琳每次失眠独白基本上都是老调重弹，冗长单调，但这个小家庭的成员都乐于洗耳恭听，因为他把一堂堂沉重的功课变为了一次次轻松的聊天，无形中免除了大家表态、论道的义务，使得组室的所有成员对他颇有亲和感，至少觉得他不那么大义凛然，不那么道貌岸然而令人生畏、令人肃然。

在20世纪愈来愈沉重、愈来愈炽热的60年代，卞之琳就这样以其独特的人情人性与自由主义作派，带给了一个小小的基层单位些许宽松的气氛，形成一种和谐的状态。能在那样一个时代氛围里，使这个小集体里的人多少得到点喘息与宁静。

（本文摘编自《蓝调卞之琳》，题目为编者所加。该文出自大道行思出品“卓尔文库·大家文丛”《后甲子余墨》，柳鸣九著，海天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