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郑朝宗（1912-1998），福建福州人。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英国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研究生，回国担任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专于中西文学研究。曾任福建文联副主任、厦门文联主任。

郑朝宗的杂文集《海滨感旧集》1988年6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拿到这本书，才知道原来只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全书看来倒是分外雅致。我买这册旧书，乃是偶然在2016年4月11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读到一篇浙江大学哲学系应奇教授的文章《太老师汪子嵩》。这篇文章写的是作者的老师范明的老师汪子嵩，这倒是使我想起我的研究生导师陆文虎的老师郑朝宗先生来了。我虽然早知道郑先生，也读过相关郑先生的纪念文章，但从未读过其著述，于是便在旧书网上买了先生几乎所有的著作，当然包括这册《海滨感旧集》。读应奇先生的文章，也非常赞同他关于“太老师”这个说法，他说：“太老师者，老师之老师也。除了‘无师自通者’，不管当事人真‘通’，都有老师。而只要自己的老师不属‘无师自通’者，则定有太老师可‘追溯’。”其实，这一“太老师”之说，正如应奇教授所言，应当不算什么“高攀”，只是中国的师生关系讲究一种“传递性”，而了解这种脉络，对于自己的学问人生会有更好的认识和判断。

读了《海滨感旧集》，有些吃惊。因为在郑先生的这册书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便是怀念自己师友的文章，其中便有怀念当年他在清华大学外语系读书时的老师吴宓先生的文章。这篇《忆吴宓先生》中，郑先生说他曾听过吴宓的两门课，分别是《古希腊罗马文学史》和《中西诗之比较》，并评价吴先生为“中国讲比较文学大约以他为第一人”。吴宓是清华大学英文系的教授，曾受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新古典主义大师白壁德（Irving Babbitt）的门下，后因在清华创办和主持国学研究院而名闻天下，也因主持《学衡》杂志而被称为文化保守派。郑先生还说及了一个关于吴先生的特点，可谓别具深意，他说吴宓“总是胸怀坦荡，乃是以善意待人”，其中一点便是“身上毫无文人相轻的习气，喜欢赞誉同辈”，“他最敬佩陈寅恪先生，便‘到处逢人说项斯’，浑不管会不会因此而自贬身价。”

关于郑朝宗先生，我曾经读陆文虎老师的著作《管锥编谈艺录索引》，也曾读过郑先生为这册著作所撰写的序言。序言不长，但极有功底，乃有“老一辈学人的见识和文采，都是后来者难以企及的”之感叹。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郑朝宗作为陆文虎的老师，对于弟子开展学术研究的关爱与鼓励之情，洋溢在整篇序言之中。”文虎师1979年考入厦门大学，恰逢郑先生昔日清华同窗钱锺书的著作《管锥编》陆续由中华书局出版，先生当机立断，将他的研究生中的四人的专业由文艺理论改为《管锥编》研究，可谓很开风气之举。对此，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舔犊情深》，谈的便是这种为师授徒的风范：“其时，郑先生也已是人到古稀的年龄，但对于培养后学，可谓激情不减。他带领这些弟子认真攻读钱锺书的《管锥编》，也悉心指导他们撰写毕业论文，并于1984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管锥编>研究论文集》，成为‘钱学’研究的第一本论著。后来，郑朝宗的这几位弟子都与钱锺书保持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在‘钱学’研究中也各有不同成就，这些都与郑朝宗的引领、支持与呵护是分不开的。”

关于为师之道，在这册著作中，郑先生还写过一篇《忆温德先生》，回忆的便是当年他在清华大学外文系读书时的美国教授温德先生。先生在文章颇有感情地回忆说：“他当时年近半百，仪表堂堂，毫无老态，且工于表情，同学们在背后议论他风度之佳不亚于美国著名电影明星克拉克·盖博。这当然无关紧要，令人敬佩的是，他不仅知识广博，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教学方法，即不空谈理论，也不对容易理解的作品喋喋不休的肤浅解释，而集中精力于攻坚，把难度大的作品剖析得一清二楚。这说明他头脑敏锐，对所授作品有真实解会，口齿又伶俐，善于表达。”郑先生这篇文章作于1987年2月10日，其时先生已77岁，但回忆起温德教授，却是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毫无疑问，清华大学的那些前辈和老师对郑先生的人生选择影响极大，他写温德先生，应还是有些自况的吧。郑先生在文章中记叙道：“上他的课是一种美的享受，我至今闭着眼睛仍能想象他在讲台上富有魅力的讲演姿态。他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文学教师，虽然著作不多，而实际所起的作用却是难以估计的。”

由此，我又回想到了郑朝宗先生的晚年人生，“文革”十年之后，他把教书育人和传薪递火作为自己最大的寄托和使命。这本书中，有一篇文章非常令我感动，那便是颇为抒情的杂感《火》，我把这篇文章看作郑先生的一种人生的美好比喻。在这篇不长的文章中，郑先生谈到了火对于人类和文明的功用，也批评了那些“一见火势太猛，就大声几乎要用水泼”的态度。而我最为感动的，则是郑先生的一番自我人生期待：“我是个渺小的人，自幼怕黑暗也怕寒冷，常常希望自己能变成一只萤火虫，用尾巴上的微光照亮行程。然而做人不能只顾自己，好歹总得有个于人有益的职业。那未干什么好呢？埋头苦想之际，忽然记起了小时在小说上看到的伦敦街头的燃灯者。每当薄雾时分，街上一片昏黄，有时还带着浓雾，稀少的行人来去匆匆，生恐狭巷里跳出个拦路豪客。这时，忽然来了穿着号衣的燃灯者，立即街的一头出现了光明，尽管它还很微小，但已足驱散先前阴冷恐怖的气氛，使行人放下心来。我十分喜欢这样的职业，但愿一辈子当燃灯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光和热输送给需要者两种东西的人。”

也因此，在这册薄薄的小册子中，除了回忆钱锺书、王亚南、彭柏山、王梦鸥、李拓之等前贤与师友的文章，我最看重的便是他所写的那些“薪火相传”和“授人以渔”的短文章，诸如《笔记与文风》《精读与博览》《书声》等篇章，便是教人更好读书和作文的经验之谈；再如《说“狂”与“妄”》《说“骄”与“傲”》《关于爱情和友谊的通信》，便是以人生经验谈如何处世为人的体会心得。而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书声》一文。郑先生认为：“学习古典诗文，下点吟诵的工夫是很有必要的。”他在文章中深情地回忆了旧时在清华读书吟诵的美妙情景：“那是由朱自清先生主持的朗诵古今诗文的书声大会，节目大约有二十几个，现只记得四个：即陕西泾阳的吴宓先生诵杜诗‘风急天高猿啸哀’（《登高》），浙江德清的俞平伯先生诵杜诗‘岁暮阴阳催短景’（《阁夜》），这二位先生的书声，一高亢，一平和，恰成对照；来自福建闽侯的历史系研究生陈任孙兄用方言诵李华《吊古战场文》，苍凉激楚，一气到底，很有功夫；还有来自浙江永嘉的朱先生用普通话诵《给亡妇》，由于感情真挚，听来娓娓动人，如话家常。”

关于郑先生的这册《海滨感旧集》，对于我，还颇有一些可谈之处。此书我购自孔夫子旧书网，下单时见网上书店有一册郑先生的签名本，售价200元，我当时本无购买签名本的特别爱好，但此签名本一九八九年三月送给一位蔡先生，并不具全名，想来郑先生既然算作我的“太老师”，保存一份有先生手泽的著作，也是一种问学的缘分。待这册小书快递来，才发现此书环衬不但有郑先生的签名和印章，而且封面和扉页的书名题签都是钱锺书的手迹。在扉页的底部，还盖有一枚藏书印，我对于篆刻素无研究，于是便把这枚藏书印拍成了照片，用微信发给了一位专门研究书法和篆刻的朋友，不想他很快就回复说，此四字为：“谢泳藏书”。这让我很有些吃惊。那位朋友问我谢泳为何人，我立即回复说，谢泳乃是知名学者。这本旧书虽与我有缘，但谢先生现任教于厦门大学中文系，也在研究“钱学”，如果还需要这册书，我是愿意寄给他的。

有了谢泳这枚藏书的印章，倒是勾起了我对于郑朝宗先生赠书的这位“蔡先生”进行探究的兴趣。想来谢泳的这本旧藏，不外乎两种得书的途径，一种是这位“蔡先生”转赠给谢泳的，另一种则是谢泳从旧书店里淘来的，若是后一种，则很可能就是难解的谜语了。但恰巧我在山西的《黄河》杂志刊发过一些随笔文章，其中一期也有一位名为蔡润田的老作家的随笔文章。对于这位蔡润田，我是不熟悉的，但经查阅资料了解，此位蔡先生曾为山西作家协会副主席，也是一位文学评论家，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曾担任《山西文学》评论组组长和《批评家》杂志的副主编，后来还担任过山西省作家协会文艺理论研究室的主任。这一发现令我感到兴奋，是否郑朝宗先生题赠的“蔡先生”就是这位蔡润田先生呢。按照胡适之“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原则，我已经初步判断此受赠者应该就是蔡润田先生了。恰巧2015年是《黄河》杂志创刊三十周年，谢泳应邀写过一篇关于《黄河》杂志的忆旧文字《我在< 黄河>十多年》，其中有一些旧事，或可作为参考。

谢泳在任教厦门大学前，系山西作家协会主办的《黄河》杂志副主编。在这篇纪念文章中，他写到了自己从山西晋中师专毕业后，留校当了校刊编辑，因为发表过一些评论文章，引起了山西省作家协会的重视，时为《批评家》杂志副主编的蔡润田曾专程到山西榆次，希望他能到这家刊物去当编辑。谢泳由此成为了蔡润田在《批评家》杂志的下属，后来杂志停刊，他们又一起到了作协的文艺理论研究室工作。由此是否可以推断，若此书若果为蔡润田所收藏，那么转赠给后来致力于西南联大研究的同事谢泳，是极有可能的。而郑朝宗先生赠书给当时一家重要文学研究刊物的副主编，也是非常合乎情理的。如果我的这番推测都是真实的，那么这位蔡先生不但在工作调动中帮助过谢泳，而且还特别理解和支持他的学术研究。也难怪谢泳会在那篇纪念文章中特别强调道：“2007年夏天，我到厦门后，总是对学生说，再好的制度也需要人的关照，有再好的制度也不要忘记，在人生中总有第一推动力，而这个推动力不可能是其它，只能是具体的人，无论做官还是做学问，都是如此。个人才能是不足道的，我不相信制度，我只感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