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在旧河南大学同学时期，我是本科三年级，李嘉言在预科。仅从怀属同学中认得他的面目和名字。相住较远，也不一个伙（当时的伙，多属同乡，他属怀庆，我是卫辉，不一府），认识他是由于他是郝象吾先生的未婚妹夫，并也认识郝妹^①，也是由于那时的女学生没几个人（一二十个）。他是位埋头用功的学生。至于他的被捕，就不记得了。只从那时的外表看，生活朴素，不多言语，不像有些同学好有个伴去寻人、谈天、游玩。

后来李嘉言考入清华，这就引起人们常提到他的名字，一般就觉得清华可不容易考上，足见他的学习是很好的。1931年我河大毕业后，路过汲县，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在汲县省立十二中任教，在他哪儿看到清华出的刊物上有一页插图照片，是清华文学会刊物，照片上有五、六个人，前排坐着的有刘文典和郑振铎，后立的有李嘉言和安文倬^②。安文倬是河大附中学生，早认得他。他考上清华也知道。此像片有两位河大出来的，顿感他两个是很好的，在清华已经露出头角^③。

1932年我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因燕大和清华很近，并且刘盼遂先生兼任清华的课^④，又都是河南人，都和刘盼遂接近，就开始和李嘉言有了过往，他到过我那里，我也去看过他。这时和豫北人孙道升^⑤、李戏鱼^⑥都略有过往（1935年孙道升再婚，给我通知，我出席了。李嘉言是否出席喜宴，记不得了）。当时李嘉言是埋头用功的人，已着手李贺研究了，而我是搞古代音韵的，都是没事不出门。

“七七事变”后，时局紧张动荡，我从燕京搬到北平后门里朋友熊正文家暂住，观时局，看还能会打多久（这个朋友家是资本家，已移家到天津租借保险去了）。这时只听到一些大学和教师都离开北平了，也不知道谁都到哪里了。（按：李嘉言在平汉路7月14日阻断前，一家四口于7月12日前先后离开北平回到武陟家中，修改《贾岛年谱》第一稿，并等待清华大学通知。）李戏鱼也住在后门，住后门冯先生的房子。直到初冬，我在后门遇到李戏鱼，才知道清华的人多奔后方了。我问李戏鱼，你为何不离开？而我是燕大研究生，已经五年了。那时研究生没待遇。我是吃燕大奖学金和河南的奖金。我这时没岗位，没处去。李戏鱼说他在恋爱，为他的女友不肯走。我大不为然，批评他不对，他应奔后方寻单位去！我既极力劝李戏鱼寻岗位走，他坚持不走。这段时间，同乡、朋友如李嘉言的消息，李戏鱼也不知道。我住了一年后，就到汇文中学任教国文课。我任教一年，京汉路通到汲县，我就南返滑县老家。这时李戏鱼还在和他女友瞪着。我把汇文中学的课让给李戏鱼，他一直任下去了。这一段六七年时间里，我于云南方面清华大学李嘉言的情况无所闻。

抗战胜利后，我重回到旧河大。1947年李嘉言由兰州转回旧河大，我们才得晤面。我去过李嘉言家几次，经常看到他总是吵他的大儿子，说他学习差。我也总是劝解几句。那时经济崩溃，万物涨价，生活紧张，日忙七件事，我们也没清兴谈论学术和思想认识。1948年旧河大迁往苏州，自夏秋陆续南逃无数批。我是倒数第二批走的，在农历重九日。到了苏州才知道李嘉言一家没来。1949年夏，我们从苏州迁回开封，在炉坊胡同（之禹注：姚从吾校长原来居住的院子。解放初，河大校医院宋院长家居住）学习。李嘉言也从北京华北大学学习回来^⑦，在学校任校刊《学习与生活》编辑，他也去过炉坊胡同学习班看过我几次（按：此时李嘉言家在柴火市街路东，离炉坊胡同不远），因为人多也没多说话，但大家都觉得他没跟学校往江南跑，他的认识比我们高。1950年春，我就被河大辞退了。是年秋我就到武昌教育学院任教。1951年又转到平原省新乡师院。

1956年院系调整，我隨新乡师院回到河南大学，这时李嘉言已经是中文系主任，虽开会也常接触，但不常过从。1958年在“反潘杨王”运动中，我被划为“小潘复生”，1960年下期才得平反。这个阶段中，我们仍然谈不到学问^⑧，但使我感觉到的他那关怀旧友、爱护学术的心情，是从简单的语言和表情是感觉到的！有人也说：“李主任在动乱后，看见我们在劳动，他总是低着头不看，那是他看见不好受。”（之禹注：笔者曾拜访于先生，为中文系资料室苌立和于先生谈到的。）

总之，我对于李嘉言的思想谈的不多，但从各位同事感觉，说他是踏踏实实在致力学问，并平易近人，对同事诚恳忠实。就是由于过分用功，亏损了他的身体健康而过早离世，这是学术的损失，教育的不幸。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四日

之禹注释：

本文作者于安澜（1902-1999），河南滑县人，河南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美术史论家、书画篆刻家，河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原所长，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原副主席。1931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国文系，次年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国学门深造。著作有：《汉魏六朝韵谱》、《画论丛刊》、《古书文字易解》、《画品丛书》、《画史丛书》、《书学名著选》、《书论丛刊》、《诗学辑要》、《六书浅释》、《历代文学家传选》等专著。

本文是据于安澜先生回忆李嘉言的毛笔行书5页资料所写。仅删节一些无关文字。本文文字、内容、事例、观点悉为作者原稿。文章标题为注释者所加。原件由注释者珍存。

①郝妹，河南省武陟县人。1956年5月，李嘉言加入共产党时《自传》记：1928年，在旧河大时，经双方家长同意，订立婚约。郝妹年长李嘉言数岁。1931年春，与李嘉言解除婚约。此事对年轻忠诚的李嘉言情感上造成极大伤痛：自1931年春到清华大学毕业前，为此事李嘉言写下诗词十多首，载于《清华周刊》、《清华年刊1932 1934》、《清华中国文学月刊》、《文学月刊》、《文学》上。此事伤痛并未使其失志，反而刻苦读书自励，三年间发表论文14篇，有些论文如《韩愈复古运动的新探索》颇有创见，影响深远（闵泽平《唐宋八大家学术档案》称之：是较早全面系统研究此问题的论文，“对后来者影响颇大”）。1945年郝曾赴兰州国立西北师院看望李嘉言，李嘉言曾热情接待。解放后郝在河南医科大学任教。

②安文倬 1907-?，原籍江苏无锡，生活在开封南聚奎巷4号。1928.8河南大学男附中毕业后考入河大国文系，1930年8月由河南大学本科插班考入清华大学国文系三年级，是清华第四级。1932年6月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但没去上。原因是由系主任刘文典聘为助教。1935年7月被蒋廷黻朱自清辞退，往中海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在校时曾任清华大学世界语筹委会委员。在学时，《消夏周刊》称其“善辩，多病善愁，不康壮”（第一期1931.7.13）。在校无著述。离校后仅见评周作人《评〈谈龙集〉》，刊于《禹贡》（1936年）。时人评之“学养不足。评论并不深入”；“对周作人散文理论的丰富性认识上不足”。另有有关回教及海上贸易译文一篇。其他无。其后事无记载。

③作者此处所说是当时清华国文系中国文学会的两张照片，一张是会员照片，共23人；一张是委员照片共7人。刘文典先生为系主任；郑振铎受邀为文学会演讲《中国之新文学》，出任学术委员；原总务王香毓（清华四级与安文倬、李文瀛同班，河南南阳人）因病请假，委托朱宗英报告会务，本次会上选举朱宗英任总务，李嘉言任会计委员；选举萧涤非任出版委员（未到），由吴组缃出任出版委员；体育委员李文灜；文书林庚；庶务赵赓飏。应摄于1931年10月28日，李嘉言记在清华大学图书馆。

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委员会合影（1931年10月28日）。前排左起：朱宗英（总务）、郑振铎（学术）、刘文典（系主任）、林庚（文书）；后排左起：李嘉言（会计）、李文灜（体育）、吴组缃（出版）、赵赓飏（庶务）

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会员合影（1931年10月28日）。一排左起：霍世休、郝御风、余冠英、郑振铎、刘文典、俞平伯、浦江清、xxx ；二排左起：李文灜、林庚、朱宗英、吴祖襄（组缃）、xxx、xxx、李嘉言、马玉铭；三排左起：安文倬、xxx、xxx、xxx、许世瑛、xxx、赵赓飏

④刘盼遂先生1931年8月被刘文典系主任聘为清华大学专任讲师，相当于副教授，初授“国学名著选读”、“杜诗”、“文选”，商承祚离校后，接手商承祚所授“古文字（形义）”等课。1934年7月被朱自清辞退，回河南大学任教授一年，1935年8月到燕京大学授古文字学。可见拙文《李嘉言与刘盼遂先生》文。

⑤孙道升（1908—1955），河南省武陟县小董乡人。曾就读于河南大学（中山大学预科）。时在清华哲学系学习。1931年夏与河南大学二年级同学李峻之（南召人，史学）、刘冠勋（浚县人，算学系）以及浙江奉化俞国华（政治系）、浙江义乌吴晗（史学）同时插班考入清华大学第六级。1934年毕业。毕业后同时考入清华和燕京大学研究院哲学门。可能家累过重，仅读了一年。1935年有辩证法论文，交呈冯友兰。后在多所大学任教，有专著《矛盾论与辩证法》、《五十年来之中国哲学》（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1945.8月后，任西北大学哲学教授，讲授《心电感应论》（讲稿三十万字）、《孔子哲学研究》等课。其《心电感应论》，近年为学界所重视，被认为是人体科学研究的先驱（1994年《周易研究》2期，王愚、杨春霖文及编者按）。

⑥李戏鱼，河南省济源人。因张仲鲁（广舆）由校长罗家伦召至清华大学，初任秘书长，后任庶务长。1928年10月28日，李戏鱼隨张仲鲁由河南省党部宣传部编辑室主任、省立一中指导员，而来到清华任秘书处文科助理。罗家伦被逐离校，张仲鲁也被逼伤心离开母校清华（见《清华周刊》31卷8期17页1929年5月张文），后回河南大学任校长。1929年8月，李戏鱼写信托请冯友兰先生到哲学系任书记员，后改聘为助教，1935.8.26始任课。七年未得提升（见《冯友兰年谱初编》）。有《中国画论上的法与品》、《论山水画》，刊于《清华周刊》及《礼乐一元论》，刊于《清华学报》11卷1期（1936.2.13）、《诸子小礼乐之原因》刊于清华大学《文哲月刊》1:2 （1936.11.15）。1939年于安澜返河南故里，李戏鱼接手于安澜先生汇文中学国文课。留北平任教期间发表有《论人物画》（1944.5）、《论山水画》（《中国学报》1卷1期1944.3.13）。解放后，在北京26中教书。1956年“肃反”运动中受到审查批评。1956年4月李嘉言到京参加教育部会议，曾前往26中看望李戏鱼。1956年夏，李戏鱼到开封看望故交李嘉言于安澜，20年故交相聚甚欢洽。李嘉言在开封行宫角“又一新”饭庄盛宴招待于安澜李戏鱼，欢迎李戏鱼。次年秋，李戏鱼从郑州买来五管电子管收音机一部送给李嘉言，作为1937年7月12日李嘉言一家4口（含李嘉言婶娘荆太君,李嘉言接来北平照顾其幼子）仓促离开北平时，李戏鱼代李嘉言领取的清华大学2个月工资的回偿。1960年李戏鱼托请冯友兰写信给嵇文甫来到郑州大学。李戏鱼后来任郑州大学教授、郑大图书馆馆长、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郑州大学出版其《中国画论》、《中国诗论》（1981.7寄赠冯友兰）；另有论文《韩拙山水画简介》、《建立中国美学体系刍议》、《中国文化•原本与致用—〈周易〉管窥》（1987.10.25寄赠冯友兰）等刊于《郑大学报》。

⑦1949年2-10月，李嘉言在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10月初，新政协会议后，嵇文甫先生受吴芝圃校长之托到北京东四北马大人胡同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看望李嘉言，要其返回新河大组建国文系。10初，李未等学习毕业即返汴任职。

⑧李嘉言和于安澜在北平求学期间（1932.8-1934.6），以及在北平任教时（1935.8-1937.7）以及此间在刘盼遂家中，二人在古诗词韵律、韩愈李贺诗文以及古音韵学、切韵指掌等学问都曾有过深切交流。解放后，二人相聚于河南大学，感情弥深。但由于政治运动频仍，于先生又屡受冲击，二人相见仅寒暄问候。虽有各家互访，也讨论过学术问题但都不深入。于李二人真正深入研讨学术问题，是在1960年以后的三四年间。开封师范学院接受中华书局委托的改编《全唐诗》的学术工程，于李二人都是“全唐诗校订组”的有经验的专家。（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李嘉言纪念文集》中邹同庆邹文生文章）其间二人关于全唐诗的学术探讨较为频繁深入。1963年夏全唐诗校订工作转为业余，1964年夏彻底下马。李嘉言调到学院科委任副主任，其实赋闲，政治运动渐趋紧张，古代文学研究一律停止，亦无学术研究可研。于李二人很少见面。但全唐诗校订整理工作仍在顽强地坚持进行着：只有于安澜先生独自坚守这个被遗弃的学术阵地。在中文系资料室于先生独自坚持抄写卡片，使用一个学生邹文生，偷偷在工作之余抄写全唐诗诗句卡片（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李嘉言纪念文集》中邹文生文章）。于先生本人也许不会料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这些卡片还会有什么用处，但他仍然坚守着这份执着。也许，他坚守着自1927年二人相识于河南大学，1932年二人相知于北平清华燕京大学的学术情感。这些倾注了十多位老一代学者几代教师和学生无数日日夜夜辛勤换来的珍贵学术资料的十多万张全唐诗卡片，包括于安澜先生后两年抄写订正的2万张卡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手纸丢弃，大部分被当作废纸卖掉、毁弃！于先生坚持执着的学术操守，令人无限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