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1939年年初，英国牛津大学聘陈寅恪任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

一、1939年因欧战爆发未能成行

1939年2月9日陈寅恪致信傅斯年谈赴英讲学事，“接王雪艇先生电云：‘牛津已聘定为汉学教授，任期十月一日起。’故前所云九月抵英之议，不得不履行矣。”在此之前，陈已经与傅谈过赴英事。陈寅恪此次接受牛津大学之聘，计划在英工作五年。因每年850英镑的税前薪金，他与傅商量，若自己只身去，则要缴纳20%的税，若家眷同去，有三个孩子，则几可全免。陈还与傅商量了乘船的路线及旅途费用等事宜。

6月1日，陈寅恪致信梅贻琦校长，谈赴英国讲学事，言已经辞谢两次。因涉及到中英合作，“故不得不试为一行。”但他原计划与家人同去，此时因夫人生病而不可能。“此次内子不能偕往，则弟所以欲赴英之目的即与家人共聚一地之目的全不能达到，殊非弟之本意也，因此颇不愿久留英。且牛津近日注意中国之宗教与及哲学，而弟近年兴趣却移向历史与文学方面。离家万里而作不甚感兴趣之工作，其思归之切不言可知。”所以，拟向清华请假一年，只身赴英。从信中知，陈寅恪对赴英任教，因与正在从事的研究并不一致，所以不甚感兴趣，可以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之后，梅校长复信说“先生牛津之约必践，以慰彼都人士之渴慕，籍扬我国学术之精粹，本校同人与有荣焉。”

6月5日陈寅恪致信傅斯年，“英国如能去，则弟必须去矣。因弟复牛津函言去，故必须践约也。但郭泰祺至今未将入境许可证寄来，不知何故。又不知牛津已关门或已疏散至威尔斯一带否？”信中还谈到向英庚款会借200英镑作为旅费。

6月21日吴宓为陈寅恪设宴践行，吴宓赋诗《己卯端阳饯别陈寅恪兄赴英讲学》。此时，陈寅恪也写诗《己卯春日刘宏度自宜山寄诗言拟迁眉州予亦将离昆明往英伦因赋一律答之》均谈到赴英之事。

7月12日陈寅恪致傅斯年称：“弟拟8月底开之法国船二等舱赴英，到英约在9月底下旬，以各方面情形论，较为妥便。”8月6日的信还称，乘8月31日法国船赴英。

9月，德国进攻波兰，欧战爆发，陈寅恪已不可能赴英。9月5日陈寅恪致函牛津大学注册长：“我原来打算在8月底乘船赴欧洲，并且万事俱备，由于局势紧张和不明朗，我不得不等待数天。如今欧战已经爆发，此时此刻，我已经不可能也不必要前往牛津，故此，我决定推延1939年至1940年学年度赴英之事。我将返回云南，任教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9月30日陈寅恪致信傅斯年称，此前已经致函牛津大学，“暂中止一年赴英”。 “郭大使与牛津交涉有来电否？无论如何大约今年，即此学期，不能成行则无疑矣。”另外，他还担心牛津没有学生。

10月中旬，陈寅恪回到昆明，陈寅恪对此写诗《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给好友吴宓，抒发自己的郁闷情怀：

暂归匆别意如何？三月昏昏似梦过。残剩河山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

狐狸埋搰催亡国，鸡犬飞升送逝波。人事已穷天意远，只余未死一悲歌。

二、1940年因驻英大使郭泰祺建议再推迟一年

1940年2月6日陈寅恪致信傅斯年，“英国如今秋能去，仍去，以完成及履行前言。但所谓能去者有二：即牛津尚有需要，我知道剑桥尚有学中文学生，牛津似乎学中文学生空无一人，如彼不不欢迎，或无人理会，则不必去。目前海道由地中海尚勉强可称安全，不知今秋如何？如道路太冒险，亦可不必。”

5月陈寅恪从昆明发给牛津大学的亲笔英文信件：“我谨通知你我计划在9月初自香港乘船前往英国，可望于9月抵达牛津，恳请代为安排下榻学院事宜。”

据牛津大学档案，6月17日牛津大学周议事会发出的定期通告，其中有：“注册长接到指示，答复中国大使刚提出的查询，假若陈教授希望再次推延其上任的日期，周议事会将提出一个议案，予他再度休假一年。”驻英大使郭泰祺提议再次推延，最大可能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

7月1日陈寅恪抵达香港，7月2日致信傅斯年： “杭立武来电谓，郭大使来电言因以时局关系可请假一年，又未将入境许可书寄来，其不能去意义至明显，故弟复杭函，请即电复郭再请假一年矣。（至今亦未将二百镑寄来，事实上弟要去亦难办到，此则可怪，不知其中有何困难周折也。）”

7月8日驻英大使郭泰祺致牛津大学注册长的信中说：“有关我6月17日的信函，我今天接获中英文化协会秘书长的电报如下：‘请告知牛津大学陈寅恪推迟到明年上任之意愿--杭立武’，请就上述之请求发信往昆明答复陈教授。”

从牛津大学档案和陈寅恪与傅斯年的通信知，首先，驻英大使郭泰祺向牛津大学提议，陈寅恪就职推迟一年，之后，经杭立武转达郭泰祺的意见，陈寅恪立即回电杭立武，告诉郭再请假一年。最后，郭把杭立武的电报抄给了牛津大学。所以，陈寅恪说：“不知其中有何困难周折也”。

8月24日陈寅恪致梅贻琦，讲了改变行程的原由：“弟到港即接郭大使自英来电，因时局关系欲弟再缓一年赴英，当即托英庚款会代复照办。”

三、1942-44年陈寅恪与英学者讨论牛津大学中文系发展计划

1941年2月12日陈寅恪致傅斯年：“弟今年不可去英，大部分已可决定。”2月13日的信又谈到赴英的事，“仍冒险赴英，只要得到英政府上岸许可证，及借得川资二百镑。”在所查到资料中，这是陈寅恪在1945年之前最后一谈到赴英任教事。

从牛津大学的档案知，1946年之前，牛津大学一直为陈寅恪保留汉学教授的聘任。1942年至1943年间，牛津大学中文高级讲师修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访华期间，陈寅恪与其多次会面，两人详细而具体地商讨牛津大学中文系的教学和研究发展方向。

修中诚1943年11月29日从昆明发出致牛津大学校长的信谈到：“他（陈寅恪）用英文陈述他的观点和进行讨论如同他用中文一样好。再者，他尖锐的批判能力和令人喜悦的幽默感，使得所有的讨论生色不少。因此，对于我来说，他不但是一个专家学者，也是一个天生的导师。”“他认为对于牛津给予他的荣耀，惟一一个应有的回报是一个实在的、至少为期5年的工作计划。”陈寅恪希望尽量减少一般教学任务，每年只需任教一个课程。而本科中文系学生的基础中文训练课程应由助教去作，他希望做更多研究工作。比如1）用现代方法系统研究唐代历史。2) 指导敦煌文件的整理及相关研究，包括大规模的翻译工作和就某些方面做专门著述。

1944年9月，陈寅恪致函请修中诚代表他向牛津大学提交有关的学系发展方案。

A)负责将《旧唐书》及《新唐书》以比较形式译成英文的工作，为确保该任务能够在5-6年内完成，应聘请5名专业的协作人为编辑及翻译。

B)运用这种新的比较研究方法，利用敦煌手稿，撰写研究论著，阐明唐代文化，论著应同时以英文及中文发表。

C)由中国学者编写一套3卷本约1500页并附所需地图及详细索引的中国历史。这套历史应用英文撰写，并以认真的历史学生为对象。

D)大学应与出版社磋商，在大学及大学以外、英国及英国以外去寻求财政资源来应付该计划的开销，即每年4000镑，不少于5年，不多于6年。

修中诚还在这个计划中提到，陈教授是仍在世的最伟大的唐代文献权威和在敦煌手稿这个特殊领域的大师。陈教授在德国、巴黎和哈佛都从事过专门的研究工作，精通梵文、巴利文、藏文和蒙文。

四、1945年秋赴英，因眼疾治疗效果不佳，辞去牛津教职

陈寅恪的右眼在几年前就失明了，1944年12月，左眼视网膜突然脱落，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12月18日在成都存仁医院动手术，效果并不理想，休养一个月后，感觉略有好转。但病情的发展却不乐观，2月14日，陈寅恪作诗《目疾久不愈书恨》：

天其废我是耶非，叹息苌弘强欲违。著述自惭甘毁弃，妻儿何托任寒饥。

西浮瀛海言空许，北望幽燕骨待归。弹指八年多少恨，蔡威唯有血沾衣。

诗中的“西浮瀛海言空许”句，就是指几次欲赴英讲学而未成行。1945年秋，英国皇家学会与牛津大学再次邀请陈寅恪赴伦敦，由英国医生疗治目疾，希望治好后留牛津讲学。陈寅恪接受邀请， 9月21日 偕同邵循正等由昆明，经印度乘飞机去伦敦。他在飞机上写诗《乙酉秋赴英疗治目疾乘水上飞机至伦敦途中作》：

眼暗犹思得复明，强扶衰病试飞行。还家魂梦穿云断，去国衣装入海轻。

异域岂能医异疾，前游真已隔前生。三洲四日匆匆过，多少伤今念昔情。

在伦敦医病期间，先是由著名眼科专家Sir Steward Duke-Elder负责诊治，第一次手术后有进步，但眼睛吸收光线尚无好转，仍模糊。第二次手术想粘上脱离之部分，失败。但情形似比出国时好一些，医生告知无须再施手术。

双目几近失明的陈寅恪，这时不得不放弃牛津的职位。1945年12月31日,他的辞呈是通过当时在伦敦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代表、武汉大学教授陈源转达,信中写道：

“我的朋友陈寅恪教授委托我转达以下事宜：陈教授请我感谢你友好的音信。他的眼睛已经动过两次手术，但尚未知道是否需要做第三次，亦未知他需要在医院留多久。事实上，他并不清楚自己是否能够完全恢复视力，不过，他相信即使有幸恢复视力，要在研究方面比较大量地阅读，还需要至少两至三年的时间。所以，他决定，一旦他的身体状况恢复到足以应付舟车劳顿，就会马上返回中国。故此，他不得不谢绝接受牛津大学中文教席的荣誉。他为把这个决定告知你而深感遗憾，并且希望你相信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他觉得，只有尽快表明自己的想法，对大学，对各有关人士，以及对他自己，才是公平的做法。”　 1946年1月21日，牛津大学正式公布陈寅恪教授因健康不佳辞职。　

由英国回国之前，陈寅恪还考虑到美国诊治，遂托人把英伦医生的诊断书寄给时仍在美国的老朋友胡适请求援助。胡又托人将诊断书送往哥伦比亚眼科学院咨询，对方告之无法再施手术。回国途中，陈寅恪绕道美国，得知美国亦无良策，船到纽约，陈寅恪没有上岸，4月19日赵元任等老友上船探望，老友相见更增许多惆怅和感伤。

5月底，陈寅恪返国抵南京，暂住妹夫俞大维公馆。10月赴清华大学任教。

五、 关于陈衡哲对陈寅恪的评论

蒋天枢著《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摘录今圣叹著《国宝云亡》中的一段：“先生在战时应牛津之特聘，主讲东方汉学，全欧汉学家云集奥格司佛城，女史学家陈衡哲评之曰：‘欧美任何汉学家，除希伯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难度，亦大益于世界学术也。’此评不为时人知，余战后在上海中研院办事处后住宅中，亲闻于衡哲女士者。”《追忆陈寅恪》一书收录了程靖宇的《国宝云亡--敬悼陈公寅恪先生》，程靖宇，名绥楚，笔名“今圣叹”。从文中知，程靖宇是1945年以后听到陈衡哲所讲，陈衡哲是说陈寅恪的汉学上的博大精深，可达到甚至超过伯希和等人的水平，并不是说，这些人真的能去听课，因为沙畹1918年就去世了。另外，这段话中也没有说到陈寅恪要用多种语言授课。所谓 “全欧汉学家云集奥格司佛城”，也是程靖宇想当然的叙述，因为那次讲学并未成行。如今竟有人这样写：“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应英国牛津大学之请，主持东方学和汉学。欧洲各国学者云集牛津，以聆听陈寅恪讲学为快。但除了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之外，能听懂陈寅恪先生演讲的寥寥无几。因为他在演讲中广征博引各种文献，只语言这一关就将一般学者挡在了门外。”从中可知，作者就对陈寅恪受聘牛津教职一事是完全不清楚的。程靖宇的悼念陈寅恪的文章，竟然有人认定为写于1939年，就更是一个笑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