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英若诚74岁的一生是从艺的一生，可以说，戏剧就是他的整个生命。如果从1947年，英若诚在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读书时，开始钻研英语文学和戏剧，并随后参加学生业余的“骆驼剧团”，登台演出了《地窖之门》《保尔·莫莱尔》和《春风化雨》等剧目算起的话，那么，他就已经有了整整60年的舞台生涯史，并且被光荣地誉为“全世界最杰出的十名中国艺术家之一”。

“毛三爷”

英千里又加重了语气：“我回国以后，只能英雄无用武之地，因为我不了解中国的一切，我的中文还是12岁以前学的那么一点点。因此，有很多应该做而且又想做的事，我都根本做不了。”

英若诚除了祖父和父亲都是旧时京津一带的名士以外，他的长辈们当中，还有众多的学者、教育家、实业家、宗教家、行政官员等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英若诚是一位名门大户的后代。英若诚的英文那样好，以至对于英语中的美国音、澳洲音、黑人音，及许多地方俚语都能了如指掌，倒背如流，那是与有着深厚的家庭文化背景密不可分的。

英若诚出生于1929年的夏天，在家里兄弟姐妹当中排行老三，又加上他的小名儿叫“小毛儿”，所以全家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叫他“毛三爷”。“毛三爷”自幼出奇的淘气，上了中学以后，虽然学习成绩优等，名列前茅，但是淘气的脾性依然未改，而且还有所增强和发展。

一天，训育主任在上“修身”课的时候，大讲什么“中日亲善”和“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话。“毛三爷”对此一点都不感兴趣，甚至有些反感。于是，他就大声向同学说着各种逗乐搞笑的俏皮话，搅得课堂里笑声不断，议论不断，秩序十分混乱。训育主任简直不敢面对黑板抄写粉笔字，否则就会出现身后“起火”的危险。

训育主任很快就抓住了“罪魁祸首”：“英若诚，给我站起来！”

“毛三爷”梗着脖子站起来，以示根本不服气。

训育主任真火了：“你为什么不用心听讲，还扰乱别的同学听课？”

“毛三爷”摇头晃脑，不作回答，也不看老师。

训育主任大声喊着：“你不听教导，那就给我一直站着吧！”

“毛三爷”这时反倒把两只眼睛紧盯着老师，毫无惧色地站了整整一堂课。

罚站的时候，“毛三爷”就想好了报复训育主任的办法。下课以后，他悄悄地拿着用猴皮筋儿做的弹弓子，装上一块小石头子儿，躲在校园的一个墙角后面。等到训育主任从办公室里走过来的时候，他拉直了猴皮筋儿对准对方的脑门儿猛然松手，小石头子儿立即将主任打出一个大紫包来。

这个矛盾太尖锐了，也太激烈了，训育主任马上直接找到了校长，校长二话没说就去找到英若诚的父亲英千里。训育主任提出，如果不开除英若诚，他就辞职不干了。校长向英千里“请示”：“您看我是留住训育主任，还是留住您的公子呢？”英千里自己是教育界的名人，怎么能担起被人指责为“袒护儿子”的恶名呢？于是，只好同意校方把“毛三爷”除名。

“毛三爷”灰溜溜地回到家里，英千里恼怒地把他叫到自己的面前来。

英千里忍无可忍地说：“我要把你送到天津去继续学业，免得你在家里游荡，惹是生非，丢人现眼。”

就这样，“毛三爷”不得不进入了天津一家教会办的学校——圣路易中学。

这是一所法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对于学生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起床、睡觉、吃饭、上课、上教堂，一律都规定了时间，不能有分秒的差错。就连课间在校园里玩耍，也规定不许站着不动，不许扎堆儿说话，只准不停地跑步，或者踢足球。谁违反了规定，就要毫不讲情面地接受用藤条打手心，或者脱下裤子用木板打屁股的严厉处罚。

更为可怕的是，60多名学生当中，只有4名中国人，其他均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为此，校方明确规定，在校期间一律用英语交谈，如有违反者从重处罚。“毛三爷”当时一句英语也不会说，不但要出冷汗受憋，还要被其他同学嘲笑和欺负。事物的发展规律常常就是这样的——物极必反，人的本事大部分都是被硬逼出来的。在困惑、孤立和屈辱之中的“毛三爷”，此刻反倒暗暗地下定决心：“你们这些小子们别太高兴，半年之内，在英语上我一定赶上所有的人！”

老实说，“毛三爷”在学习外国语言上并不是有很高的天赋。他同样是采用了下笨功夫的办法，充分利用早自修的一个小时时间，和晚自修的两个小时时间，每天都要下决心背一段500字的圣经原文，以及莎士比亚著名的14行英文抒情诗。这样坚持半年以后，他便有了长足的、扎实的、难能可贵的进步。

“毛三爷”从被中国学校开除，到不情愿地来到外国学校，并且被逼出来一个很不错的英文基本功底，为终生做一名优秀的翻译家打下了牢靠的、坚实的基础。这，大约也算得上是“因祸得福”或“歪打正着”吧。

然而，“毛三爷”中学毕业的时候，命运的道路再一次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顺利地发展下去。

圣路易中学学生的成绩是非常优秀的，只要是从这里毕业的，基本上就算是拿到了读英国剑桥大学的入学证书。就在“毛三爷”毕业考试获得高分，兴高采烈地准备走进剑桥大学的关键时刻，英千里与他进行了一次语重心长、影响深远的谈话。

英千里开门见山地说：“你祖父把我送到国外去，是要我长时期地学习西方，彻底西化，将来好建设我们的中国。”

“毛三爷”一声不吭地听着，不知道父亲的意图如何。

英千里继续说下去：“可你祖父万万没有想到，这造成了我一生不可弥补的缺陷。”

“毛三爷”皱着眉，马上抬起头来。

英千里又加重了语气：“我回国以后，只能英雄无用武之地，因为我不了解中国的一切，我的中文还是12岁以前学的那么一点点。因此，有很多应该做而且又想做的事，我都根本做不了。”他看了儿子一眼，提高了声音，“你千万不要从一个外国学校出来，再进到另一个外国学校里去。”

“毛三爷”有些惊讶地看着父亲。

英千里不无激动地说：“你要去剑桥大学读书，等你回来就20多岁了，再学我们本国的东西就晚了，我劝你舍弃剑桥，一定要在国内上大学，这样就可以更多地了解中国社会！”

尽管“毛三爷”并不完全懂得这些话的全部含义，甚至也并不完全同意这些意见，但是他已经深切地感受到那火焰一般炽热的父爱了。

“刘麻子”

老舍对着英若诚说：“您把刘麻子演得伶牙俐齿，这对。”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可您演得还不够坏。”他又停了一下，再说：“不过，您可千万别去演那个坏！”

英若诚在圣路易中学毕业以后，真的没有去英国剑桥大学读书，而是考进了清华大学的外国语言文学系，并拜在那里任教的英国诗人燕卜荪为研读西方戏剧的启蒙老师。从此，他便与戏剧结下了终生的不解之缘。那时，在清华园的图书馆里，经常有这样一个学生出入其间，此人中等身材，微微有些发胖，大头，方脸，鼻子上还架着一副白边儿的重度近视眼镜。

英若诚在读书上受到四位前辈先生的影响很深，一位是曹禺，一位是钱钟书，一位是李健吾，一位是张骏祥。英若诚在图书馆借书的时候，常常发现借阅卡片上不断地出现这几位前辈的名字。甚至，连一些冷门书籍的借阅卡片上也不例外。为此，他很惊奇，也很感动，立志要向前辈们学习，只要是他们借过的书，自己也一定要看。英若诚这样说：“要说聪明，钱钟书才称得上是聪明，简直有照相式的记忆力，他的成功就在于他是名副其实的钟情于书，几乎没有他不看的书。比起这位先生，我真是望尘莫及的。”

多少年来，英若诚读书的痴情一直没有丝毫改变。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期笔者和他同台演戏的时候，在后台不大的化妆室里，别人可以山南海北地聊天，唯独他却找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甚至是卫生间里，抱着一本书投入地读着，旁若无人。

1950年，老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成立了，并且向社会招考演员。清华大学毕业以后，在“骆驼剧团”当过业余演员，已经有了演戏瘾头的英若诚和夫人吴世良，立即前去北京人艺报名。当他们被顺利录取以后，又急急忙忙跑到原来分配的外事单位，要求改分配到北京人艺。

英若诚从此开始，逐步成长、成熟为一个十分出色的优秀演员。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在话剧舞台上、电影银幕上和电视屏幕上，塑造了许多真实可信、鲜明生动而又引人入胜的各种人物形象。比如，话剧《骆驼祥子》里的人力车厂主刘四爷，《茶馆》里的土混混儿老刘麻子和小刘麻子，《推销员之死》里的推销员威利·洛曼；电视剧《围城》里的大学高校长，《我爱我家》里的邻居“老右派”；电影《马可·波罗》里的元世祖忽必烈，《知音》里的窃国大盗袁世凯，《白求恩》里的童翻译等等，至今都还留存在观众的美好记忆里。

20世纪50年代末期，英若诚在成功地扮演了《骆驼祥子》里的人力车厂主刘四爷以后，又接受了扮演《茶馆》里专门从事买卖人口的老刘麻子和小刘麻子的任务。毫无疑问，这既是一次机遇，又是一次挑战。

戏开排以后，首先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扮演这样的坏人。在当时“左”倾文艺思想指导下，很容易把这类人物形象演得简单化、公式化、概念化。如同京剧里的丑角儿，一出场鼻子上就先有一块标志性的白色“豆腐块”。

一天，剧作者老舍先生来到排练场看排戏。

第一幕排完第一单元以后，导演焦菊隐就让演员休息一下，并请老舍发表观看的意见。

老舍对着英若诚说：“您把刘麻子演得伶牙俐齿，这对。”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可您演得还不够坏。”他又停了一下，再说：“不过，您可千万别去演那个坏！”

说完，老舍看着英若诚笑了起来。

这时，英若诚心里打开了鼓——又要演得坏，又不能去演那个坏，那到底应该怎么处理才好呢？

英若诚回忆起一段过去的事情——1943年，父亲英千里被日本宪兵队抓进监狱以后，使得生活难以为继，母亲只好靠变卖家物度日。当时，和母亲打交道最多的是收买旧货“打小鼓的人”。这些人为了乘人之危牟取暴利，表面上面带微笑和蔼可亲，似乎是为卖主着想，甚至为卖主为难。他们时而哄骗，时而刁难；时而褒，时而贬，态度一会儿一变，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得从你的手里赚一笔大钱。这件事帮了忙，使英若诚表演时有了质的飞跃。他在戏中皱着眉头向康六说：“要不卖到窑子去也许多卖两儿八钱的，可你又不干！”他又满面春风地向康六说：“告诉你，大太监庞总管，伺候着太后，人家家里连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的！”他更仿佛已经操碎了心而恨铁不成钢地用手点着康六的脑门儿说：“你呀，傻蛋！”这里，完全不是简单地“逼其就范”，而是以自己的“正经歪理”说服人、打动人、改变人。应该说，英若诚扮演的刘麻子，使他在话剧表演上达到了一个新境界，登上了一个高峰。

黄宗江先生说：“英若诚演的刘麻子，浑身上下都是戏！”这个内行的评价，真是不可谓不高也。

“忽必烈”

等到英若诚一开口，拉贝拉就已经感觉到，对方讲的伦敦英语比他这个美籍意大利人的英语要好得多。

在中意合拍电视历史巨片《马可·波罗》过程中，意大利的制片人文琴佐·拉贝拉先生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因为，片子已经开拍了将近两年，而扮演元世祖忽必烈的演员一直没有找到。或者说，找到了不少的演员，但都不够理想。为什么这么难找呢？由于对演员的要求是很高的，甚至是很苛刻的。忽必烈是13世纪一位叱咤风云，精通文韬武略，统帅蒙汉大业的中国皇帝，他的扮演者既要有帝王端庄伟岸的风度仪表，又要有博大精深的历史知识和高超出色的表演技巧，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会说一口流利的、标准的英语。拉贝拉曾经想过许多方案——请意大利人演？不行，形象就不合适；请日本人演？英语又不过关；请好莱坞的美籍华人演？请香港人、台湾人演？也都不能完全符合条件。就这样，一个个方案都被推翻了。真是让人着急上火。

就在拉贝拉急得要发疯的时候，美国的同行们一致向他推荐了一位中国演员——英若诚。对此，拉贝拉并不敢完全相信。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想过用中国人来扮演，他认为中国人没有人能够具备条件来扮演忽必烈。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拉贝拉带着一张写有“英若诚”名字的纸条，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匆匆来到了中国。

拉贝拉首先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提出要找一位扮演忽必烈的中国演员。完全没有料到，那里的人竟然也异口同声地推荐英若诚扮演。于是，拉贝拉观看了所有英若诚的影片资料。当他看到英若诚在《知音》里扮演的袁世凯以后，开始有些动心了。

1981年的春天，拉贝拉和英若诚在北京饭店见了面。

随着一阵门铃声，房门打开了。这样一个中国男子汉走进房间里——年龄50岁开外，方正的面庞，宽阔的前额，高高的个子，魁梧的身材，在庄重而潇洒的神态里又有几分粗犷和威严。拉贝拉立即发现，此人与故宫博物院里收藏的忽必烈画像真的十分相似。

等到英若诚一开口，拉贝拉就已经感觉到，对方讲的伦敦英语比他这个美籍意大利人的英语要好得多。

英若诚认真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忽必烈是一个有着雄才大略的君主，是13世纪中国伟大的政治家，但是，他也有许多似乎矛盾的性格，比如，对杀人、战争、汉族文化，都采取了开明的态度，而在乃颜叛乱时却进行了无情的镇压。这似乎是矛盾的，然而，如果从维护封建集权制和大元帝国的江山社稷这个根本动机去想，就又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了。还有……”

拉贝拉听到这里，一拍沙发的扶手立即站了起来，大声喊着：“英，定了，忽必烈，就是你！”

英若诚在仅有的3个月准备时间里，日日夜夜看资料、读剧本、研究人物。仅仅资料一项，他就通读了《元史》《蒙兀儿史记》《马克·波罗游记》《元史通俗演义》，等等，还阅读了忽必烈统治期间的大部分资料，并通过《元世祖本纪》以及带有“起居注”性质的资料，详细考证了忽必烈的思想言论、为人处世，以及衣食住行、起居坐卧等等详细的状况。

英若诚扮演忽必烈最精彩的表演，是在那场12分钟与马可·波罗离别的戏里。在这场重头戏里，英若诚准确地把握住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表演得惊心动魄，又发人深思。拍摄结束以后，在一旁观看的全体演职员都折服了，不少人的眼睛里闪出了泪花。

就这样，《马可·波罗》一炮打响。

部长英若诚

英若诚那天就要从副部长的位置上离职了。他在楼道中与所有相遇的同事一一握手告别,还热情洋溢地邀请大家：“如果方便的话，请您明天晚上到首都剧场来，看我主演的《推销员之死》。”

1986年的夏天，英若诚随《茶馆》剧组从加拿大演出归来，原计划再去新加坡参加艺术节演出。这时，他接到了任命——调国家文化部任主管艺术的副部长。从当演员到当副部长，大约英若诚是中国的第一名。为此，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老院长曹禺，为他写了一副点化人生的墨宝：

大丈夫演好戏当好官

奇君子办实事做真人

若诚粲正

上任以后，英若诚没有什么“官架子”，还是那个“有时候洋得要命，有时候土得掉渣儿”的、真诚率直的英若诚。不管是谁，你向他提出问题以后，他知道的，能解决的立即回答；不能解决的也说个明白。他很少有官话、官腔和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模糊信号”。

关于话剧是否走进了低谷，和如何能走出低谷的问题，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以后，英若诚谈出自己的中肯意见：“话剧艺术不会灭亡。一部好的话剧给人的强烈艺术感受，是别的艺术形式所代替不了的。前不久北京人艺到上海的演出证明了观众对高级的艺术有饥渴感，他们需要有深刻思想的好戏。话剧传入中国的时候，怎么站住脚的？和京剧比吗？京剧有精彩的唱段和武打，有那么多吸引人的形式，话剧比不了。可最早那易卜生式的话剧硬是在中国站住了，发展了，靠的就是有思想，有振聋发聩的思想，有引人深思的语言。如果没有深刻思想，光剩下形式，观众当然不爱看。如果你表达的那思想不怎么样，都是别人在戏里说了多少遍的，是别人嚼烂的馍，那当然没人看了。”为此，他大声疾呼：“话剧要出高质量的作品，不要去埋怨观众吧。”

三年以后，当英若诚离开副部长岗位的时候，有一位记者问他：“你离开副部长岗位以后，是否受到了冷落？”他明确而又幽默地回答：“舞台是我的家，是我如鱼得水的领域，假如有人为我不当官而疏远我，那是他的悲剧，而不是我的。”的确，英若诚虽然后来又过着平民的生活了，但是，他仍然是一个艺术家，一个学者型的艺术家。

1990年初夏，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英若诚那天就要从副部长的位置上离职了。他把自己办公室里的零散用品收拾一下，装进一个大提包，又站在写字台前用含情的目光缓缓地环顾了四周，最后拿起提包转身走了出去，锁上办公室的门，把钥匙交给行政管理人员。然后，在楼道当中与所有相遇的同事一一握手告别。同时，他还热情洋溢地邀请大家：“如果方便的话，请您明天晚上到首都剧场来，看我主演的《推销员之死》。”

黄宗江对于英若诚这种“大土大洋、大雅大俗”的表现，有一段妙不可言的描写：人有十分雅，不可无一分俗，如美人拒食大蒜，诚憾。’……这句看来极土的话，姑用之以赞伶官学者英若诚，如不避蒜香之佳人，尤属可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