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现年95岁的夏世铎是西南联大上海校友会会长，同时也是一位抗战老兵，今年，他被授予了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作为就读过近代中国“文”“武”领域最著名学府的他投军报国的经历不会被人遗忘。这里刊登的是这位老兵和他联大同窗的故事。

在夏世铎位于上海莲花路的家中，宽敞的客厅里摆着一架钢琴，琴上陈列着许多奖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张上印有1945年8月15日的日历。这一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

钢琴的左边是一个玻璃柜，里面陈列着许多获得过的荣誉以及老人珍视的纪念品。夏世铎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红色的盒子，打开来是一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红黄相间的绶带，红底黄字下奖章金光闪闪。

佩戴“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的夏世铎

这位95岁的老人有着极其“复杂”的经历，就读过近代中国“文”、“武”两个领域最著名的学校——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仅就读了一年，他便毅然投笔从戎，后进入黄埔军校披上戎装。

两次险些就上前线了

夏世铎的人生可谓波澜壮阔，他一次次经历九死一生的险境，却总能化险为夷。他几次有机会成为留美军官，却又失之交臂或主动选择了放弃。但老人最“耿耿于怀”的，则是自己作为军人一次次与抗日前线的失之交臂。

1940年初，在联大法律系读了不到一年，20岁的夏世铎决定投笔从戎。他投考了位于昆明巫家坝的空军军官学校，随后被送往成都黄埔军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进行为期6个月的入伍教育。

“因为军校的宣传说很多关于校长蒋介石、拿破仑、日本天皇等很多世界军事名人都是炮科毕业的，这些宣传对我产生了影响。”夏世铎说，“入伍半年之后进行分科考试，分科的时候凡是数理化好的，可以报考炮科。我是预备入伍队上分科考试第一名，所以我分科到了炮科，这样就转到炮兵去了。”

从黄埔军校第十七期毕业之后，自然要进行分配。“当时我要求到部队去，要求到第一线去，但因为我成绩名列前茅，被安排就留校工作。”

一心想杀敌的夏世铎很不乐意，要求上前线。“但学校不肯，规定成绩好就是留校，而且留校任务更重，因为你要留校训练后面的学生，任务很重，责任很重。”

他还是千方百计想办法，甚至写信给张治中将军。结果张治中给他回信说：“学校留你就是因为你成绩好，能做这方面的工作，你应该服从。”

这是夏世铎第一次因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错过了上前线的机会。

留校的夏世铎在黄埔十八期担任了助教，十九期担任区队附、代理区队长，之后又考上了陆军大学参谋班，转赴西安。

1944年，陆军大学参谋班毕业，报名分配工作，夏世铎觉得自己上前线的机会来了。他填的志愿是驻扎在滇缅边界的远征军71军。当时正是反攻滇缅之际，钟彬任军长的71军在腾冲等地和日军打得十分激烈，他满怀期待能分配到那里去。

结果又一次事与愿违，夏世铎又被留在学校里当教育副官，他不愿意，再后来又把他分配到了最高统帅部后勤部。当时的后勤部部长是俞飞鹏（俞大维的叔叔）。“俞飞鹏接见，一方面表示鼓励我们，同时也是感情的联络。我借着这个机会提出：我有意见，我不愿意留在部里，我考军校的目的就是为了去前线，第一次留校我就不愿意，现在又第二次留我，请长官把我分配到前线去。”

“俞飞鹏说：‘我知道你，看过你的成绩、学历，这一批军官学校的毕业生里只有你是大学生，你能当参谋的，就是要留你。’没法子，又只好留下来。”

这是夏世铎第二次因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错过了上前线的机会。

防空洞里的紧张计划

虽然说是身在后方，但日军也知道国民党的最高统帅部在重庆，经常实行大规模的轰炸，所以也和在前线指挥差不多，每天都躲在防空洞里。这期间，身在最高统帅部的夏世铎经历了几十个战役。“前面怎么作战，我们就要配合这个计划，多少弹药、粮秣、医卫、野战医院、绷带所，非常繁杂，都要根据各个军、师的情况来配给。”

1944年底，日本攻占桂林、柳州以后，分兵进袭贵州，独山、荔波、三都、丹寨等地方都被占领了，在战略形势上有攻取贵阳的可能，并且对重庆产生了威胁。

这时蒋介石发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夏世铎又一次感到机会来了。“我就跟我们的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说我要求到前线去，这次我宁可做青年军，不当军官，也要上前线。他非常恼火，教育了一番之后，提出让我负责一个临时战区的作战补给计划，结果我只好答应下来。”

这就是当时的黔桂战役。“那次战役，汤恩伯被派做前敌总指挥，派了三个中央军，三个军长孙元良、牟廷芳、张雪中都是黄埔一期的嫡系，还有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率领从广西撤退到贵州的部队有九、十万人，另外还有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杨森率领的部队。总计参加这次战役的中国军队约有9个军20万人。”

“如何把20多万人的作战物资，粮秣、弹药、医卫设备等及时补给给他们？这些计划得由我拟定，经过部长、参谋长批准后，分送给有关单位，任务很重非常紧张。”

20多天时间里，夏世铎在防空洞里，吃喝也不方便，上空又有日军的飞机轰炸，一面守着电话，一面要拟补给计划。“这样熬了差不多一个月，基本很少睡觉，总算把黔桂战役的任务完成了，这次战役我们胜利了。”

在炮兵部队迎来抗战胜利

不久之后，夏世铎升了上尉，但他还是要去前线。一方面因为他太坚决了，另外也是靠着想方设法托熟人，终于得到了机会。夏世铎第一次坐了飞机，回到西南联大所在的昆明。“我就和同学联系了一下，到昆明找部队，他们也很欢迎我。但我是炮兵，我希望还是进炮兵部队。”

当地炮兵部队，要经过为期3个月的专门训练。美国有个炮兵学校在昆明设立分校叫做FATC（Field Artillery Training Center），它和云南驻滇干训团下属的炮兵训练总队合作，办了一个分校。学员在这里学习，教授的内容包括美国105毫米的榴弹炮等当时的重炮。

“我去报到的时候，总队长一听我是联大的学生，也很器重，先在军士队里面当副队长，这一期已经开始了，等下一期带职受训，训练好了就能组建一个炮兵团或者炮兵营到前线去。受训的十二期毕业了，我自己参加了第十三期的学习。毕业时发的毕业证书也是全英文的，我的评语是Excellent。”

1945年8月15日，夏世铎在FATC第十三期毕业之际，日本投降了，“结果我们这个部队就没有成立起来。”

夏世铎又一次错过了上前线的机会，尽管如此，他以自己的方式为抗战做出了贡献。

在上海，另两位领到勋章的联大校友是42届政治系的陈志竞和44届土木系的陈琳。但遗憾的是，1919年出生的陈志竞老人已在大阅兵前的一个月，于7月31日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去世。

“八百壮士”英名永驻

“九三大阅兵”前夕，夏世铎收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这是对于这位抗战老兵历史功勋的肯定和表彰。但作为现任西南联大上海校友会会长，夏世铎又在为另一件事情“纠结”——如今在上海硕果仅存的几十位联大校友中，有多位曾经作为翻译官被征召上抗日的前线，但这些校友都遗憾地未能领到这枚有着别样认可意义的纪念章。

经他多方联络并已和关爱抗战老兵组织确认，请他们协助，以敬赠特质纪念章的形式致敬这些特殊的抗战老兵们。

在西南联大旧址、现云南师范大学校园东北，“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已经在这里耸立了半个多世纪。纪念碑阳面的碑文，由著名学者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阴面的“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录”记录了800多位投笔从戎参与抗战的联大学子姓名。

西南联大校内曾有过三次从军热潮，包括抗战初期的从军热潮、应征翻译官和报名参加青年军。“题名录”里的“八百壮士”，其中超过半数参与抗战的方式是应征翻译官。

在这份“题名录”中的很多名字，后来因为其学术上的巨大成就而闻名遐迩，例如已故的生物学家邹承鲁院士，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和巫宁坤，后居台湾的哲学家、“五四之子”殷海光，当时他的名字还叫“殷福生”。此外，还有现任上海大学名誉校长的著名微波与光纤专家黄宏嘉院士。

命运交织的兄弟

中山公园旁的一栋新式里弄房子里，圆脸、白发和带着慈笑的缪中从三楼走下来。年过九旬的老人有些气喘，他徐徐地打开房门，打开一段尘封的记忆。

缪中和弟弟缪弘的名字，都在这份“从军学生题名录”上。尤其缪弘的名字排在第二位，后面还有一个括号，写着“殉职”二字。他是五位在抗战中牺牲的联大学子之一。

缪弘

缪中出生于1923年，弟弟缪弘则比他小三岁，出生于1926年。在重庆，兄弟两人考上了著名的西南联大，缪中进的经济系，缪弘进的外语系，于是他们又结伴前往昆明。

1945年4月，缪弘保留学籍报考了军委公办译训班第七期培训，毕业后编入降落伞兵第八队第二分队任翻译员，先后在云南宜良等地服务。不久，他和20多位联大同学又被调至美军战略情报处作战组，接受跳伞训练，训练仅六个月之后，被分配到中美混合伞兵突击队。

而缪中略早于弟弟进入译训班，后被分配至四川纳西的迫击炮训练中心从事通信翻译工作。但直到抗战结束，这里的部队也没有上过前线打过仗。但从译员培训班毕业分别之后，缪中再也没有见到过和自己一起长大的弟弟缪弘。

1945年5月，驻广西的中国军队开始向日军发起全面反攻。7月，缪弘随鸿翔伞兵部队乘坐美国军用运输机从云南呈贡机场起飞，空降至广西柳州准备投入战斗。在8月4日的战斗中，缪弘手持卡宾枪进入阵地前列，不幸被敌弹击中，终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悲壮而悄然地陨落在深山荒野中。

2012年，西南联大上海校友会在75周年校庆时的合 影。前排右四为夏世铎，前排右一为陈志竞，后面右六为缪中。

93岁的缪中回忆说，战争时期通讯很不发达，写封信都不容易，所以在自己的部队里获知弟弟牺牲的消息其实已经隔了很久，至于其他的家人知道就更晚了。后来他拿到了弟弟的遗物——一块手表。如果缪弘没有牺牲，也许现在也已经子孙满堂？说到这个话题，缪中黯然，只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记忆不会被忘却

二三年前，宓祚昌不慎摔了一跤，从此无法行动自如。这位1919年出生的老人，坐在一把扶手椅上，神情有些迟滞地盯着电视机里的体育比赛。照顾他的保姆也已经年过七旬，这位湖州老太太拿了一块小毛巾兜在宓祚昌的胸前，老人的口水不断地从两侧嘴角里漏出来，落在口水巾上。从他身后的窗口望出去，就是热闹的新天地。

“我现在已经快100岁了，也算是活在人生的边界线上了。再过一两年也不知道我在不在了，过去的事情肯定更不记得了。”老人实话实说：“我在联大没有毕业，就去当了翻译官，之后再也没回学校，也没拿到毕业证书。”

43届机械系校友宓祚昌的抗战经历也无从了解，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有他后来在育才中学几乎教了一辈子书：“物理、解方程、制图……”满头白发的保姆阿姨补充说：“还教英语。”

当翻译官危险吗？今年5月，在上海小木桥路附近的一处“老公房”里，44届联大化学系毕业生夏培本笑言：“在缅甸的比较危险，我是在印度史迪威那边，而且是后方医院，所以不怎么危险。”

1944年夏培本穿上军装，在印度东北部边境、靠近尼泊尔的阿萨姆，他被分到战地医院的门诊部工作。这所医院原来是美国的费城医院，颇有名气，因为战争需要，全部搬到了印度，成了“第二十后方医院”。医院很大，里面的医生、护士都是美国人，伤兵基本是中国人，所以需要翻译官。

但毕竟是从军，怎会“不危险”？夏培本印象最深的是，坐飞机去印度，因为走的是“驼峰航线”，路上很危险。上去的时候他们都被关照，要把耳朵塞住。为了避免日军的骚扰，飞机飞得很高。“然后快速往下俯冲一段，这就到印度了。战争胜利后，我们坐了12天汽车回到云南，领了毕业证之后便就地解散了。”

令人遗憾的是，今年9月初，夏培本老人患病入院，虽然之后情况好转出院，但已较难与人交流，更无法再讲述当年从军的往事。

幸而，有一些“联大二代”留存下了父辈们参与抗战的记忆。

1977年1年，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从上海内迁到贵州遵义的44届机械系校友曹德模去世。但在30多年之后，旅居加拿大的长子曹宏杰竟以父亲在上世纪60年代末写的“认罪书”，还原了曹德模和同班同学吕新民投笔从戎的抗日经历。其中写道：

译员训练班没有受训期限的规定，学员们往往是根据当时需要而分配出去。家父和吕伯伯受训一个月后，就被分配到印度兰姆伽训练中心。（1944年）3月31日，出发那天中午，他们到饭店吃了一顿算是离别昆明的午饭，点了不少的菜，还破例喝了些酒，饭后同乘一架美军运输机飞往印度。当时盟军尚未完全取得制空权，为防止日本零式飞机的袭击，飞机不敢飞跃缅甸，改飞世界屋脊，人称之为驼峰的航线。结果，这顿吃得很尽兴的午饭，使得他们在飞行途中吃足了苦头。他们不知道乘当时的那种飞机不宜吃饱，而且美军运输机既无座位又无加压舱。飞机起飞后不久就不断爬升，颠簸得很厉害。美军机务人员都用上了氧气袋，机舱内的乘客则只能东倒西歪地坐在舱内的地上，耳膜刺痛，大口地呕吐，呼吸困难，吕伯伯后来回忆道，是有生以来最难受的死去活来的一次记忆……

如今，两位44届机械系校友都已作古，但他们的记忆，因为有心的子女记录整理，幸而得以留存。

西南联大，因为抗战而诞生，仅存在了9年，却培养了质、量惊人的人才，成为教育史上的奇迹。而昆明校园里的爱国精神和年轻人投军报国的往事，不应该也不会为人所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