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1911年，对于中国，是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年份。2000多年的帝制即将走到尽头， 10月10日革命者的武昌起义使中国迈向共和。1911年，对于清华大学，是个诞生的年份，由游美肄业馆改名的清华学堂于这年春季开学了。

本文根据近年公开的史料，选择几个特定的日期，介绍清华学堂的创建过程，力求客观记述历史。由于掌握史料不足和学识所限，叙述难免有失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

一、1月5日 学部批准游美肄业馆更名清华学堂

1909年7月10日外务部和学部会同上奏的《收还美国赔款遣派学生赴美办法大纲》提出设立游美学务处并计划“在京城外择清旷地方，建肄业馆一所”。9月30日，经清宣统皇帝御批，朝廷将内务府所经管的清华园旧址约450余亩，拨给游美学务处，作为游美肄业馆的馆址。10月25日游美学务处会办范源濂等人与内务府所派人员交接清华园。游美肄业馆在清华园兴建。

外务部和学部对这所游美预备学校定名“肄业馆”，应与清末的教育体制有关。1904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中与高等学堂相同程度的专门类的学校有“译学馆”、“仕学馆”“师范馆”等。再以前，1860年代，外务部的前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培养翻译人才在北京设立同文馆，1870年代为落实幼童留美计划，在上海设立出洋肄业局。此次筹办游美预备学校，称其为“游美肄业馆”，也就顺理成章了。

1910年12月21日游美学务处呈文外务部、学部，呈文称：“查游美肄业馆原为选取各生未赴美国之先，暂留学习而设，故命名之初，取义尚狭。现在该馆分设高等、初等两学堂，学额推广至五百名，以后每年遵照奏案，尚须添招学生，而遣派名额岁有定数，旧生未尽派出，新生相继入堂，自非预为规划，不足以宏作育。现经拟定办法，于该馆高等、初等两科各设四年级，并于高等科分科教授，参照美国大学课程办理。庶将来派遣各生，分入美国大学或直入大学研究科，收效较易，成功较速。而未经派往各生，在馆学习，亦得各具专门之学，成材尤较多。如此办理，则该馆学生不限留美一途，自应改定学堂名称，以为循名核实之计。查该馆地基原系赏用清华赐园旧址，文宗显皇帝御书匾额现仍恭悬园内，拟请仍沿旧称，定名清华学堂，以崇先朝手泽之贻，即彰朝廷右文之盛，而因名见义，于事实尤属相符。”

这一段文字，用现在的话说是，由于办学规模扩大，办学目的是培养各类专门人材，不只是留美预备生，所以应改称学堂。又因原址为清华园，且园内仍悬挂着咸丰皇帝题写的“清华园”匾额，所以，申请定名清华学堂，表达对皇帝题字的敬意，更求名实相符。

1911年1月 5日清政府学部发出札文，批准游美学务处的申请，将游美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札文称：“查游美肄业馆改名清华学堂，分设两班，推广学额至五百名，系为循名核实起见，方法甚是，自应准其立案，惟初等一科，应改名中等科，其两科课程并应详细编定，报部查核，除咨行外务部外，为此札知该处，札到即便遵照办理，此札。右札游美学务处，准此。”

经学部批准，游美肄业馆改名清华学堂，分设中等科和高等科，各四个年级。2月4日《大公报》刊登游美肄业馆招生广告，声明游美肄业馆已改名清华学堂。并发布《就学规则》：“一、取录各生均应遵照定式缮呈愿书并取具保证书。二、取录各生一律收入清华学堂中等科分班学习。三、取录各生入学后均不缴纳学、膳、房金。四、中等科学生每年定期甄别一次，分别升班、留馆、退学。五、中等科学生分设四年级，其习完第四级者给予中等科毕业文凭，准其升入高等科。”

2月18日游美学务处呈文学部《申呈拟定清华学堂章程请鉴立案》，并附《清华学堂章程》。 4月9日外务部会同学部上奏朝廷，奏请批准将游美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以及订立章程，先行开学等事项。当日，奉朱批：“依议。钦此。”因而，有文章将4月9日认定为清华学堂的定名日期。

二、2月12—14日 在京举行第二格学生招生考试

这次考试原计划在1910年暑期在京举行。1910年3月21日游美学务处呈文外务部，呈文称本届招考第二格学生（即后来的中等科学生）。为使各省在京子弟也能应考，拟采用变通办法。“一面在京招考，一面由提学使考选送京复试。”第二格学生计划招生300名，其中116名为在京招考的名额，不受庚款数额和籍贯限制。在京投考的学生，限定于7月3日起至7月8日止，到史家胡同游美学务处报名听候考试。因肄业馆建设延期，6月15日游美学务处不得不呈文外务部，申明第二格学生招生考试延期举行。此前，游美学务处也曾计划在京租赁民房作校舍，安排学生，按时开学。但几经努力，无法租赁的合适的房舍，才决定推迟开学。另外，按各省所缴庚款数额确定的第二格考生184名，也推迟送京复试。1910年12月游美学务处发布告示：“游美肄业馆定于宣统三年春初开学，应考取第二格学生收入肄业馆初等科分班学习，除通电各直省各按定额选取送京复试外，一面在京召取学生一百一十六名，以宏造就。为此出示晓谕：凡身家清白、体格完全、身体坚实、志愿坚定，年在十二岁以上十五岁以下中西科学能合下开程度者，定于宣统三年正月初六日起至初十日每日上午八点钟至下午四点钟，旗籍取具左领图片，汉籍取具同乡印结，并各携带四寸半身像片，前赴东城史家胡同本处亲笔填写报名书，听候定期考试。”

1911年2月4日《大公报》刊登了游美学务处的招生告示。告示表明，游美肄业馆已更名清华学堂，学堂于1911年春初开学。“第二格学生收入清华学堂中等科分班学习。”

告示开列考试各门：一、中文论说，二、英文（默写、初步作文），三、历史（发问），四、地理（发问），五、算学（加减乘除命分）。

告示发布第二格学生考试简章

考试地点：西单牌楼南铁匠胡同学部考棚

考试日期：

2月12日，考试旗籍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新疆、安徽、江苏等省学生，第一场，早七点，点名，九点至十二点中文论说，十二点半至二点半 历史，二点半至四点半 地理。

2月13日，考试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学生，第一场，早七点，点名，九点至十二点中文论说，十二点半至二点半 历史，二点半至四点半 算学。

2月14日，第二场，早七点，点名，九点至十二点，各省学生考英文，分默写、翻译、文法三类（《大公报》漏掉此日考试内容，据《吴宓日记》补）。

2月22日，考试结果在史家胡同游美学务处公布，共正取116名，备取25名，共141名。名单如下：

正选：

李萃林 直隶 陆费增 浙江 薛学海 江苏 姜家汉 江苏 施济元 浙江

徐 棫 江苏 杨克念 湖南 杨士孝 湖南 朱 彬 广东 王善全 四川

刘崇鋐 福建 杨绍智 安徽 潘家洵 江苏 胡光麃 四川 张 瑜 四川

李淑云 安徽 陈 熹 福建 严 琥 福建 张图瀛 安徽 陈宏振 福建

郭景汾 河南 陈绳毅 湖南 顾榖成 江苏 张志让 江苏 杨庆琮 湖北

钱沛猷 江苏 叶鸿眷 江苏 张 坚 湖南 赵 深 江苏 朱凤美 江苏

关颂韬 广东 唐文恺 江苏 谭宝寿 广东 朱道 湖北 侯家源 江苏

蓝 芬 江西 耿嘉基 江苏 祁锡权 江苏 甘纯启 江苏 孙浩恒 江苏

梁承厦 广东 郑允清 河南 杨 铎 直隶 卢默生 湖北 邹应欢 江苏

商承恩 旗籍 龚理清 安徽 华 遹 江苏 麦佐恒 广东 汪心渠 安徽

华 灼 江苏 李祥亨 直隶 彭尧祥 广东 何锡瑶 河南 杨承训 湖南

张道宏 安徽 阮尚中 江苏 凌其峻 江苏 冒景玮 江苏 徐 梁 江苏

孙克基 湖南 许震宙 江苏 陆燮钧 江苏 熊正瑾 江西 赵明煦 山东

荣 诏 旗籍 余和春 江苏 陈兆番 江苏 孙家玺 直隶 陈泽宽 浙江

荣 和 旗籍 汤用彤 湖北 邵曾荫 江苏 李四平 直隶 曾以银 河南

刘树墉 广东 陈崇法 湖南 陈长桐 福建 柯长清 山东 汪泰基 安徽

沈光苾 直隶 吴新炳 江苏 黄宗渠 湖南 裘志浚 浙江 杨殿甲 直隶

李郭舟 旗籍 赵学海 江苏 钟孟熊 江苏 金成美 河南 梁 平 广东

周 冕 直隶 张星垣 直隶 陈 礼 浙江 潘封营 湖南 李权时 浙江

方 定 江苏 郁锡潘 江苏 金锡章 江苏 薛学潜 江苏 陆以达 江苏

伊克坦 旗籍 方颐朴 江苏 梁定吴 广东 白乃进 江苏 张诗谨 浙江

程树仁 福建 金邦直 安徽 陶 谠 旗籍 夏循墫 浙江 胡庆励 广东

许元方 教授 林志辙 福建 宗仁静 江苏 蒲遹榖 福建 延 康 旗籍

钟 培 旗籍

备取生：

马应麟 蒋祖烈 袁云锦 梁定蓟 关祖光 高 真 袁慧炘 麦裕驹 陈苏孙

崔学攸 丁尚友 黄友声 悦 祺 俞 越 王祖廉 姚 鎏 徐笃恭 但 伟

石 金 林志敦 林志轼 黄 勤 李顺井 杨兴夏 刘季臣

作为陕西省咨送生的吴宓不参加这次考试，但他在日记中记写了相关的信息。2月14日《吴宓日记》记下：“午，偕张君至宣武门内学部前游览，见小学生颇多，手持墨盒，盖即赴游美考试而出场者也。其中十一二岁者极多，以余等假冒年龄、老大自惭者对之，能无愧死耶！”日记中提到的“十一二岁者极多”，应未能考取。尽管此次招生年龄限制在12-15虚岁，就是1896-1899年出生的学生，从录取名单看，年龄较小的如叶企孙、胡光麃（1898年）等只占少数，所以，吴宓也真不必“老大自惭”，当时隐瞒年龄是普遍的。从历史资料知，中等科学生孙克基（1892年生）、汤用彤（1893年生）、程树仁（1895年生）等均超龄。用同一套试卷招考四个年级的学生，年龄低的学生自然吃亏，无法与年长几岁的考生竞争，本次所招中等科学生年龄偏大2到4岁。

参加本次考试的李济，于1920年撰写了《自撰简历》，其中说：“清华学堂初开办的时候，在京招生一百二十人，投考的有一千多。他也跑了去糊糊涂涂的应了一下考，不知道怎么回事，那监考的人也把他糊糊涂涂的取了。”此次考试正式录取116人，又录25人为备取生。李济为备取生，当时名字是李顺井，在备取生中倒数第三名。投考时李济16周岁，正在北京五城中学就读。李济的回忆更接近实际情况，1000多人报考，最后录取141人，录取率约10%。

参加本次考试的胡光麃，在其回忆录《波逐六十年》中把此次考试时间提前到1910年暑假，并说在京的报名人数有8000余人。这些情况为苏云峰著《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年--1928年）》一书所采用。从历史档案知，1910年暑假举行的是第二次直接留美庚款生考试。参加考试的赵元任先生在写回忆录《从家乡到美国》时翻阅了他的早年日记，写道：“7月21日是考试的第一天，考试的题目是从《孟子》第四章来的‘无规矩即不成方圆’，我写了五百多字。”1910年7月的考试录取70人直接留美，赵元任以第二名成绩录取。另录取备选生143人作为肄业馆高等科学生，并未招第二格学生。所以，胡光麃的回忆与史实不符，说有8000人参加考试，则属信口开河了。

三、2月21日 美国教员到京

1910年春，游美学务处会办唐国安建议委托“美国和加拿大大学校际间基督教青年会（YMCA）”从美国选聘合适的教员。负责选聘工作的约翰？ 墨特先生担任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多年，与美国有良好资质的教师组织有密切的接触，并且有必要的办公场所。经过缜密细致的选聘，组成了17人的美国教师团，9名女性8名男性，其中包括一位医生和一位体育指导。除体育指导外，16名教师和2名家属于1911年1月18日乘”tenyo maru”号离开三藩市启程，途经日本并在上海登岸，于2月21日抵达北京。

3月下旬，美国教员住进清华园北院美国教员宿舍。对此，就读清华学堂高等科的章元善回忆说，“在工字厅里，我们心情轻松，静候上课。一天上午，我们远远看见一字长阵的低座胶轮东洋车进入园来，向西院前进。我们好奇地前去看热闹。怎么？车上都是男女洋人。原来他们是我国委托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格林先生从美国请来的美国教师，他们一共不到二十人，其中有伊顿先生，。西院里几幢木结构美国式住房是专为他，他们造的。那时校园还是工地，到处是砖头瓦块，碰上雨天，泥泞不堪。开课后，女教师们长裙曵地，从他们住所到教室上课是由校工背来背去的。这个镜头可惜没有留下来。”

第一批抵达北京的美国教员有：男教员为Thomas Elza Breece（授英文、拉丁文），Carroll B Malone（授历史），Ernest Ketcham Smith（授英文），Peter Irving Wold（授物理），Mr. Heinz(授数学) ，RalphDelane Whitmore（授手工），Fred Eaton 等；女教员为：Emma S Liggett（授数学、英文），M Esabel Liggett（授英文、地理），Betrice Boardman Pickett（授德文），Julia Pickett（授历史），Irma Talmage（授英文），Florence Esther Starr（授绘画），Miss Billy （授英文），Miss Sharpe（授音乐）等，以及校医Richard Arthur Bolt和夫人。体育指导Arthur Shoemaker和夫人于1911年秋到清华学堂。这批美国教员来清华前已在美国大学或中学任教，有一定的教学和学校管理经验。

四、3月5—6日 第二格学生复试

这次复试的第二格学生由两部分组成，即各省咨送的184名和2月在京公开录取的141名，共325名。由于交通问题，有部分考生未能参加考试。

由于是利用退还庚款办学，各省咨送的学生名额与各省所摊庚款数额挂钩。这184名分布是直隶6名、山东8名、河南10名、山西10名、陕西6名、甘肃2名、新疆2名、安徽10名、江苏 26名、江西18名、浙江12名、福建8名、湖北14名、湖南8名、广东20名、广西2名、四川18名、云南2名、贵州2名。先由各省经初试选拔，然后到京复试。复试原计划在1910年暑期举行，1910年3月21日游美学务处制定的《考选留美学生及各省提学使考送留美学生办法》中，要求各省于7月16日前到京报到。因而，各省在此日期之前完成了初试。以陕西为例，作为内陆省份，当1909年8月考选直接赴美庚款留学生的文告到达后，陕西省巡抚在致外务部的咨文中指出：陕西仅有省城高等学堂及三原宏道高等学堂两所，均属补习中学，去年才开始有毕业生，这次选派留美学生，“部章既指定第一格程度，条举门类、悬格甚高”。两所中学毕业学生，实难应选。经过再三考虑，决定不予推荐，待招考第二格学生时，再行咨送。1910年4月下旬陕西省收到学部咨文后，即由省提学使举行了第二格学生考试。从《吴宓自编年谱》，“五月间始闻游美学务处通令各省提学使招考‘游美第二格学生’。在西安业已考过，录取四名。尚有余额两名。……，当局谓陕西省无英文程度高、能考之人，故其事未向外宣传。宓等遂具呈上提学使余堃，请举行补考一次，蒙批准。”吴宓等不久即赴省城西安投考。吴宓是17虚岁，第二格学生要求不超过15虚岁。他在宏道学堂的名字是吴陀曼，要投考游美肄业馆的第二格学生，就必须改名，他从《康熙字典》中随机模到“宓”字，遂改名吴宓，年龄也写成十五岁。吴宓考取了第一名。陕西省提学使正准备饬令这6名第二格考生按咨文时限进京复试，接到变更招考办法的电报，遂将6名第二格考生名册、试卷、相片等咨送外务部、学部查收。

1911年年初的告示通知各省咨送生与2月18日前到京报到，2月23-24日举行复试。因交通问题各省学生不能按时到京，考试延期至3月5-6日举行。今天的学生可能想象不出当年上学的旅途之苦。幸好吴宓记有详细的日记，让我们可以略知一二了。腊月十九日，就是1911年1月19日，吴宓在父亲的陪同下与另一同学从西安起程，向京城进发。数人雇两辆骡车，日行百余里。土路颠簸，山道崎岖；雄关拥雪，古渡寂然。在这种境遇中，却给少年诗人不少作诗的灵感。“骊宫峰冷晓寒重，野店霜严人迹疏。”“屏障关山百二重，殽函前依势奇雄。”途中，登骊山，望太华；过潼关，经渑池。晓行夜宿，十天之后，到达洛阳。在客栈里，吴宓度过了辛亥年的大年初一。“雪映晴空颜色丽，韶华客里忍蹉跎。”有北京客人谈到游美肄业馆，吴宓心向往之。1月31日（正月初二日）在洛阳乘上火车去郑州，然后转京汉线赴京。火车行驶在华北平原上。雪歇风起，天地皆白，雪随风走，如涛如浪。吴宓透过车窗，欣赏着雪景，赞叹火车的飞速。当时，火车夜间不行车，夜宿彰德府（今安阳市）。2月1日（初三日）火车从郑州发出，制定晚上八点钟，才抵达北京前门车站。从1月19日到2月1日，吴宓一行人用了整整14天，才到达北京。应该说，吴宓的旅程不算是最艰难的。

复试推迟了十天，3月5日、6日（二月初五日、初六日）游美学务处在学部考棚复试第二格考生。参加复试的第二格考生有：上年各省初选后咨送的考生，2月在京录选的正取生和备取生。复试的国文作文有5个题目，其中有《古今文派变迁说》、《公园与卫生》等，选其一。除国文外，还考历史、地理、数学、英文；其中英语考两场，分为基础和默写。

3月18日游美学务处公布第二格考生复试成绩。据《吴宓日记》，录取258名考生，实际上录取人数，尚未查到可靠史料，应比此数字要多一小些。

五、3月30日 学堂开学典礼

3月19日、21日、23日，各省咨送第二格学生、2月在京录取的第二格学生、上年录取的第一格学生依次到清华学堂报到。

19日上午10时，吴宓随同其父等从位于南城的三原县会馆乘骡车出发，吴宓日记记下：“由顺治门（宣武门）出西直门，西行约二十里许至海淀。沿路皆石筑马路，道旁树两列成行，夹马路之左右。行人络绎不绝。多日蛰居城内，初履郊野，心气为之一舒。而近郭风景，亦颇不恶。行次前往，西山积雪峰顶，山麓碧翠欲滴，令人神往。”日记还记录了对校园的最初印象，“及清华园地域颇大，略成方形，而墙壁亦多弯曲之处。外墙以虎皮石砌成。内部地方颇大，势殊空阔，洋式房屋错综散布。此外有土岭，有溪水，有小桥，有曲廊，风景清幽而佳旷宜人。全校工程现尚未竣，故多数工夫方从事修筑，而建筑润色亦未完全。”

文字间洋溢着少年学子的兴奋心情。之后数日，教务处对中等、高等两科学生进行分级测试，且中等科的优秀学生也可以参加高等科的分级测试，据《吴宓日记》，有10余名中等科学生报名参加。

3月30日上午，雨霁新晴，春明景和。清华学堂为中等科举行了的开学典礼。典礼在礼堂 (当年的礼堂就是今天的同方部) 举行，300余名学生排成六个纵队依次入场。典礼开始，首先是对孔圣人礼拜，众学生行三拜九叩大礼，以显对孔夫子的尊崇。然后对老师行作揖礼三次，表达对各位老师的敬意。最后由学堂监督、职员代表讲话，介绍学堂的建设缘起和目的。我们可以猜想，监督等人的讲话一定向学生表达了以学报国的殷切期望。

4月1日举行高等科开学典礼。最早记载这个日期的文章为清华学校校医兼生物教员R .A. Bolt的THE TSING HUA COLLEGE ,PEKING，发表于1914年2月号的THE FAREASTERN REVIEW。摘录原文：“After considerable delay andnucertainly Tsing Hua College was formally opened with Chinese ceremonies onApril 1st 1911. The High School Department was begun with 128 students who hadfailed in their previous examinations to be selected to go the U.S.A. 307 younger were selected by the Provincialexaminers ,ostensibly upon competitive examination to enter the Middle School.” 1981年台湾出版的《学府纪闻---国立清华大学》一书的叙述是：清华学堂“于四月一日正式开学，……开学仪式系于工字厅举行，首任教务长为胡敦复先生。开学后，高等科学生食宿在工字厅，上课则在中等科新建之课堂”。但该书认为“四月一日”是旧历日期，就在括号中加注了西历日期：“四月二十九日”。实际上，这个四月一日就是西历日期。

尽管一些介绍清华校史的文章认为首次开学日不是3月30日而是4月29日，但近年公开的史料足以证明3月30日（阴历三月初一）的日期才是正确的。

（1）来自历史档案，1911年4月9日（清宣统三年三月十一日）外务部会同学部的奏折中说：“已传世诸生分起入堂,于三月初一日暂行开学，俟其余工程一律完竣，于暑假后定期举行开学礼式”。当日奉朱批“依议，钦此”。奏折中说，学堂已经于宣统三年三月初一日（1911年3月30日）暂行开学，原计划在暑期后举行的开校仪式，由于发生了辛亥革命，仪式未能如期举行。这个暂行开学日也就成为正式开学日了。

（2）来自《吴宓日记》，“（1911年）三月三十日，（阴历三月初一），星期四。……十一时举行开学礼，职员、学生俱在。礼堂设于甲所，即高等科学生之住所也。管理人分学生为六排，依次入，行谒见至圣礼（三跪九叩）及谒见职员礼（三揖）而退。旋由总办周、教员某某、监督范先后演说，言此校亦以退还之赔款成立，凡学生一切皆系官费云云。”从《吴宓日记》知，典礼后的4月3日（星期一）开始上课，日记列出当日所学课程。

（3）来自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校史资料，1931年5月《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刊》的《校史》一文中说“宣统三年三月初一日（阴历），清华学堂正式开学。……，八月，武昌起义，校中学生多籍词迁避。九月，校中停课。民国元年五月，学堂重开。”这一段行文严谨，帝制时用阴历，民国后用阳历，一丝不苟，堪称信史。

典礼之后的4月3日是星期一，清华学堂开始上课，从此，清华园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一批批青年才俊走进清华园而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关于入学时的学生人数，各史料记载又出入。4月9日外务部会同学部的奏折中称两科考生共468名全部入堂学习。苏云峰的《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中说，468人中有38人体检不合格，入学时中等科300人，高等科130人，共430人。清华校医Bolt的文章说，开学时，中等科 307人，高等科 128人 共435人。到6月结业考试时，据《吴宓日记》，中等科有310人参加，274人通过，36人辞退。高等科134名参加，选定63人赴美留学，49名继续留堂学习，其余退学。两科参加考试的学生共444人。由此可推知，在1911年暑假结业之前，实际入学人数并未达到468名。暑假招插班生100名，加上中等科274名，高等科49名，秋季开学时共有学生423名。

六 、4月14日 清华学堂监督关防启用

4月14日（宣统三年三月十六日），清华学堂监督为启用“奏设清华学堂监督关防”呈文游美学务处：“为咨明事，查本学堂分设高等中等两科，事务极为繁重，所有来往文件及一切布告，节节均关紧要。前承贵处刊给关防，自应定期开始钤用，以资信守。兹经择定本年三月十六日为开用关防日期，相应备文咨明贵处。请烦查照备案，须致咨者。右咨游美学务处。”可以认为，本咨文是“奏设清华学堂监督关防”钤用的第一份文件。

“奏设清华学堂监督关防”印文

关防为明清时官员使用的长方形的官印，备案后择期启用。清华学堂监督，即后来的学校校长，责权所系，自当郑重。

关于清华学堂监督，清华校史著作大都认为游美学务处总办周自齐兼任清华学堂监督，并说清华学堂由正监督一人副监督二人管辖。如1923年4月《清华周刊》为纪念建校12周年出版专号《清华生活》，其中“清华历史”一文说“学堂由正、副监督管辖，监督三人就由学务处总、会办兼任。”但根据《清华学堂章程》等史料判断，游美学务处总办周自齐不应兼任清华学堂监督。

1、《清华学堂章程》的规定

1911年2月，在清华学堂开学之前发布了《清华学堂章程》，“第七章，职员，第一节本学堂监督以游美学务处会办兼任，总理全堂一切事宜。”

1911年8月 清华学堂改为年级制，中等科五年，高等科三年学制，9月发布了新的《清华学堂章程》，“第八章，职员，第二十五条本学堂监督以游美学务处会办兼任，总理全堂一切事宜。”

学堂经过半年多的运作，学制和课程的调整均体现在修订后章程中，而关于监督任职条款并未修改。由此表明，从开学之初起，关于监督的任命就是照章办理的。

游美学务处的总办周自齐是在1909年8月由外务部和学部派定的。为了符合两部共管的规定，学部授予外务部左参议周自齐一个学部丞参行走的职位，同属学部的官员，出任总办。学部派员外郎范源濂（字静生），外务部派候补主事唐国安，任会办。会办唐国安自1910年8月至1911年夏出访欧美，在1911年3月清华学堂开学之际监督只有范源濂一人。1911年秋开学后，学堂监督为范源濂、唐国安二人。若讨论两人分工，范源濂来自学部，应更多负责学堂的管理；唐国安来自外务部，应更多负责学生的出国选拔。

清末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与高等学堂同等级的学校只设监督一职，不设副监督。《译学馆章程》设监督、教务提调、庶务提调、斋务提调等，对于三提调职，特注明，“或名为副监督，管提调事，以便京职易于相处，由学务大臣酌定”。由此可知，提调即副监督。1910年4月学务处总办周自齐聘胡敦复为游美肄业馆教务提调，1911年3月清华学堂开学时改称教务长。庶务长是唐孟伦。尽管1911年2月的《清华学堂章程》中未设斋务长，但从《吴宓日记》知，学堂的斋务长姓陈，应该就是陈筱田，实际上学堂的管理体制为一监督三长制。9月的章程增设了斋务长条款，加之会办唐国安到校视事，因学部和外务部共管的体制，遂形成二监督三长制的管理体制。

2、《吴宓日记》中有关监督范源濂的记述

1911年5月15日《吴宓日记》：“晚，监督范出示，言教务长胡业已辞职，新聘之张伯苓先生刻难莅任。自明日起，凡有关教务之事，均归本监督代理”。 1911年8月25日《吴宓日记》：“范静生监督日前在学部以主张军国民教育，为人所称道。今将施之本校，以践其言，以沽其誉，不可谓之不善。”

在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从《吴宓日记》知，周自齐没有到学堂。在这样严峻的时刻，学生人心惶惶，如果周自齐任学堂监督，能不到学堂解答学生们的困惑吗？此期间学堂召集学生的数次会议都是“范、唐二监督”或一人或共同主持。由《吴宓日记》所记学堂情况推测，属于外务部派出的会办唐国安到学务处和学堂视事后，周自齐就不亲自处理学务处和学堂的事务了。

3、早期清华史料及当年学生回忆

（1）1914年4月7日《清华周报》“清华阳秋”栏记述：“方范静生先生之长斯校也，百事草创，诸费筹划，然而佐之以胡君敦复规定教务，分析级次，按照全校人数，都为百有余班，而沿用一格二格之名。清华校制至此而一变。方唐国安先生之长斯校也，赞承前绪，益事扩充，然而佐之以张君伯苓，废一格二格之名，定高等中等之科，分高等科为三级，中等科为五级。清华校制至此而再变。”

此段叙述“范静生先生之长斯校”明确表明范源濂任监督或校长。

（2）1916年《清华年刊》（Tsinghuapper I）的献词是：

To

His Excellence

Fan Yuan-Lien

Formerly Director of Tsing Hua College

This Book

is respectfully Dedicated

“Fan Yuan-Lien FormerlyDirector of Tsing Hua College ”应译为“清华学堂前任监督范源濂”。一本学校自编自印的刊物，总不会把献词写错吧！

（3）《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校史稿》（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校史编写组 中华书局1981年）引用当年学生的回忆，“总办周自齐到校视事时，从校门到工字厅，沿途两旁摆满菊花相迎，俨若王爷驾到。”从这一句我们读到，其一，学生称周自齐为总办，不称监督。其二，学堂是以迎接政府官员的形式接待周自齐。其三，总办周自齐不会经常“到校视事”，如果周自齐兼任学堂监督，常住学堂，学堂自然不会搞这样的排场。由此判断，周自齐以外务部和学部的官员兼管游美学务处，学务处和学堂有要紧事务时到校处理，不应负责学堂的具体工作。

（4）据《金岳霖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8月），“清华的最初历史就是这样一个预备学校(那时候叫学堂)。外交部设立了留美学务办事处，以该部的左丞(或右丞)周自齐为督办，学部(当时的教育部)的范源濂为总办兼学堂监督，外交部的唐国安为会办兼学堂副监督。”尽管回忆内容与史实略有出入，但也表明范源濂兼任了学堂监督。

综合以上《清华学堂章程》、《吴宓日记》、《清华周报》、《清华年刊》等所载史料内容，足以认定，在清华学堂开学期间游美学务处总办周自齐并未任清华学堂监督。首任监督为范源濂，1911年9月唐国安到学堂后，与范源濂同任学堂监督。

七、4月29日 虚构的开学日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个日期被认为是清华学堂的开办日并得到海峡两岸的两所清华大学所认同，且广泛出现在介绍清华大学历史的诸多文章、图书及网页之中。但是，对4月29日为清华学堂开办日的认定，尚缺少原始文献来证明。然而根据已经发现的旁证，可以说明，在4月29日（阴历四月初一日）那一天，清华学堂没有举行开学仪式。现举四条旁证如下：

其一、1911年4月29日的《吴宓日记》记了受课细目，是否有正式的开学仪式，日记未提。如果当天有正式开学的庆祝仪式，对于有写日记习惯的学生来说，不会不记。况且，1911年4月9日外学两部的奏折中说：“俟其余工程一律完竣，于暑假后定期举行开学礼式”。暑假后再确定日期举行开学典礼一事经两部会同上奏朝廷，游美学务处和清华学堂不会置两部的决定和皇帝的批示于不顾，而于上奏折的20天之后又宣布正式开学。

其二、1911年5月2日学堂监督告示称：“学生应公举室长，砥砺自治，履行堂章，现开学已及一月，亟应举行，以符友朋切磋之义，……。”告示中明确说，“现开学已及一月”，据此可知学堂不是4月29日开学的。

其三、1911年5月24日（阴历四月二十六日）游美学务处为暑期招生呈文外务部，呈文的第一句说：“窃查清华学堂已于本年三月初一日暂行开学”。由此可知，如果阴历四月初一日（阳历4月29日）是清华学堂的正式开学日，写于5月24日（阴历四月二十六日）的呈文就应以“四月初一日”为开学日期。

其四、1911年10月14日《吴宓日记》说：“本校原定二十五日（阳历16日）行开校仪式，今以外事危急，学部及外部大臣不克莅止，业已展缓期限，则其非前此之比，概可知矣。”从吴宓该日的日记可知，清华学堂原定1911年10月16日（阴历八月二十五日）举行的开校典礼，因发生武昌起义未能举行。

由上述旁证可以推知，当年的4月29日（阴历四月初一日）没有举行正式开学仪式。

目前所能查到的最早记载4月1日开学日期的文献有两份：其一、1914年2月号《远东评论》（The Fareast Review）刊登的清华学校校医Dr. Richard Arthur Bolt的英文文章：北京清华学校（THETSING HUA COLLEGE ,PEKING），摘译如下：“开学前，举措不定，多有耽搁。至1911年4月1日，清华学堂正式开学，并举行了中国形式的开学典礼。开学时，高等科有学生128名，他们是上年留美考试的落榜生。进入中等科的307名学生，年岁较低，都通过了各省举行的严格考试”。其二、1914年8月出版《清华年刊》（Tsinghua Annual）刊登的1914级学生周启邦的英文文章《校史》（HISTORY），摘译如下：“尽管许多学生早在1911年2月就抵达北京，但学堂直到4月1日才正式开学。高等科学生由17名美国教员——9女8男——负责教授。中等科男童的训育由20余名中国教师负责）”。

两份资料原文为英文，日期为April 1,1911。应该说，在1921年之前，见诸于文字的首次开学日期有两个，一是辛亥年三月初一日（1911年3月30日），一是April 1,1911。作为开学日期，“四月一号”的写法第一次出现在1921年4月出版的《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刊登无作者署名的文章《清华园与清华学校》。该文的引言说，作者无暇查阅原始档案，只对校内刊物如《周刊》、《年报》上的文章做些翻译、节缩和编辑工作。该文有关清华学堂开学的内容基本上译自1914年《清华年刊》内周启邦的文章：“一九一一年二月，十八位新聘美国教员到京，内有九位女的。那时学校工程未完，遂未开学。各位教员无奈等候差不多两个月，末后，工程交代日期虽远，学校只得于四月一号开学。”

现在需要澄清，“四月一号”是阳历日期还是阴历日期？《清华园与清华学校》在交代了四月一号开学后，文章又说：“暑假很短，学校于八月再开学，……谁料还不到两个月，武昌第一次革命发生。……，革命发生之后一月，学校宣布关闭。”查《吴宓日记》，学堂于8月25日（阴历七月初二日）开始上课；另外，武昌起义是10月10日（阴历八月十九日）。由此可以证明，此处所写“四月一日”是阳历日期，用现在的规范应写成：1911年4月1日。

台湾学者郭廷以编著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和《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其中关于清华学堂的条目，前者说，“1911年4月29日（宣统三年四月一日）清华学堂成立。”后者说，“1912年4月29日（壬子年三月十三日），清华学堂成立。”清华学堂就是成立了两次，似可认为是编著者搞重复了。但是，若将“成立”改成“开学”也就能讲通了，清华学堂有两次开学，一次在满清的末年，一次在民国的元年。清末的开学不在宣统三年四月一日上文已谈，民国元年重新开学，开学日期即为《中华民国史事日志》所记，1912年4月29日。据严复1912年3月27日严复致熊纯如信：“清华园，周子廙为之监督。以周管理财政，遂成近水楼台。闻已登告四月杪开学，……。”“闻已等告”，就是说已在报纸登出告示了。4月2日上海《时报》的清华学堂开学告示：“本学堂拟于四月底开课，所有高等、中等两科留堂旧生务于阳历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来堂报到。”以上两则史料均表明学堂重新开学在四月末。另据5月1日《吴宓日记》记：“得清校孙君克基来片，言校中已开课，现在一切多无头绪，迟来亦无妨。”吴宓时在上海，从日记的叙述内容判断，清华学堂应已于4月底开学。由上述资料推测，清华学堂的重新开学日期是1912年4月29日（星期一）。

把4月29日校庆纪念日固定下来的最早记载是1921年11月25日《清华周刊》刊登的“校历”。校历指明1922年4月29日（星期六）为周年纪念日。此前，从1918年开始的校庆纪念活动，日期不固定，在4月末和5月初举行，这应与民国元年的的重新开学日期有关。制定校历，确定周年纪念日，应该经过校领导层会议议定，由《清华周刊》发布。在1921年，制定校历时，学校用1912年的重新开学日作为周年纪念日，很有可能是因为民国元年的划时代意义，以表达师生们对学校“寿与国同”的荣誉感，更体现一种新精神。当时的庶务长唐孟伦任职已有十年，亲身经历了清宣统三年开学仪式和民国元年的复课，对学校历史了如执掌，而学校当时尚保存有完整的历年档案，对于周年纪念日的确定应该有可靠的依据。另外，把重新开学日定为校庆纪念日已有先例，1917年12月北京大学纪念校庆20周年是就用1902年12月17日的重新开办日作为纪念日，而年度从1898年算起。

要论证清华学校把1912年4月29日重新开学日定为学校周年纪念日，需要有当年的档案资料作为证据，其中两条两条是比不可少的，一是1912年4月29日清华学堂重新开学的原始记载，二是1912年12月制定周年纪念日的文字记录。没有证据，只是猜想，笔者只是想把对此问题的构想合乎情理，接近史实，也想为寻找证据的线索提出假设。

八、5月12日 教务长胡敦复辞职

胡敦复自1910年4月受聘游美肄业馆教务提调，1910年8月，护送第二批直接留美生赴美，约在1910年12月初回到北京。游美肄业馆更名清华学堂之后，教务提调改称教务长，在此期间，胡敦复参与了清华学堂开学的准备工作并参与制定1911年2月发布的《清华学堂章程》。

由于是清华学堂的首次开学，中等科和高等科各采用一套试卷一次招考四个年级的学生，学生的年龄差别，文化程度的差别给教学工作的安排出了难题。胡敦复根据这种情况在国内首次采用了选课制。选课制有别于通常采用的年级制，是一种分组教学形式。学生没有固定的年级，课程安排打破中等高等科的界限，按各个学科课程的深浅程度分成级别，同时依据学生所掌握知识的程度安排在相应的级别就读。胡敦复教务长把全学堂的通修课程分成十大类，按课程的难易程度，确定了八个级别，对应中等科至高等科的8个年级，每个级别再分为上下学期。通过对学生测试，给学生安排相应难度的课程，为每位学生制订一张课程表。在课程表上用数字和符号代表各个级别和班次的课程，如数学6b2，表示六级数学下学期第2班课程，英文4a1，表示四级英文上学期第1班课程。学生根据自己的课程表和学堂统一的各科教室安排表，到相应的教室上课。

开学一个多月后，学生中传说，教务长已由美国教师担任，胡敦复辞职，已不来视事。据5月11日《吴宓日记》记述：“本堂所聘之美国教员，学问浅薄。数学稍高深，即不敢教授。而几何一科，亦嫌艰深，日前请教务长为换课本，言此本我力不能教授。教务长未之允。”吴宓认为，“胡教务长学问高深，品行完善，办事周密而妥协。”由此推知，胡敦复在当年5月10日之前辞去教务长之职。

5月12日，总办周自齐召集各室室长开会，通告胡敦复辞教务长事及新聘张伯苓继任教务长。总办周自齐谈了对胡敦复的意见：“胡先生为人才学极富，且就任以来办事亦极有条理，但诸种举动皆嫌过于专制，自拿主意，不与众商量，所以同那些美国教员狠不和睦，而且性气高傲，连我们总办、监督全莫有放在眼中，众职员亦不喜他。”周氏一席话，肯定了胡敦复的办事能力，也批评了其在教学安排上的独断。而“同那些美国教员狠不和睦”一句，却是真正道出了胡敦复去职的原因。周自齐还说，“因为那些美国教员，时常竭力运动充当职员。非特想当教务长，并且总办、监督之位置，亦谋窃据，居心已久，屡示其意。”“假如将来教务长同我们闹决裂了，他们必出来干涉，说中国办不成事，还是给我们办理。他那时硬来要求，我们却无法抵制他。所以我与胡先生商量：与其决裂冲突于后日，何如和平撒手于当时。胡先生也明白这个意思，愿意告辞。”

胡敦复辞职的表层原因是与美国教师在课程选择及难易程度上的分歧，深层的原因，胡敦复的理想是把清华学堂办成与江南高等学堂相当的高等学堂（即今之专业学院或大学），而清政府外务部和学部以及美国使馆的主旨是清华学堂首先是留美预备学校。胡敦复为高等科毕业生开设专科（即今之大学专业课）的计划，体现了他的办学思想。《吴宓日记》曾记述：“胡先生原办法，则以此之高等科直当入美之大学，欲为中国办一高深完备之学堂。”叶企孙在1968年的《交代材料》中也提到，“原来在宣统三年（1911），清华教务长胡敦复就有开办大学班的企图，因被美国教员反对而行不通。胡不久即辞职。”总办周自齐与胡敦复谈话，讲美国教师总想找机会取代中国人主管学堂，应该避免与美方教师产生直接矛盾，不让美国人乘机左右学堂管理权。总办周自齐欲以平和的方式解决问题，胡敦复知其办学理想无法实现，也就只有辞职了。5月上旬胡敦复并未等新教务长到任，离开了清华园。5月15日，因新聘教务长张伯苓不能立即到任，由学堂监督范源濂代理教务长。

《吴宓自编年谱》中说，1911年6月初（应该是5月初），美籍教师向中国外务部提出：“胡敦复教务长不能与美国教师合作，应即撤换。”外务部以清华为美国退还之“庚子赔款”所办敢不听从，立饬令胡敦复“自请辞去清华教务长职”，而改聘天津私立南开中学校长张寿春（伯苓）为清华教务长。

九、6月下旬 中等高等两科学生结业考试

学堂于6月19日～22日举行中等科期末考试，考试合格的学生为274名；考试不合格的学生为36名，予以退学。合格学生名单在《大公报》公布。

6月23日～29日举行高等科期末考试。134名高等科学生参加考试，选定63人赴美留学，49名继续留堂学习，余退学。7月4日 《大公报》刊登《游美学务处榜示照登》 公布本学堂从高等科学生中选拔第三批直接留美生榜单，选定黄国栋等63名学生赴美留学。本次考试采用平时排名成绩占50%，期末考试成绩占50%的方法。

第三批直接留美生名单（共63名）：

黄国栋 周明玉 张福运 司徒尧 吴 宪 顾宗林 江山寿 高大纲 朱启蛰

陈德芬 张贻志 卫挺生 周伦元 史 宣 姜蒋佐 张傅薪 吴 康 谭其蓁

黄明道 陈长蘅 刘崇勤 陈承栻 徐 书 鲍锡藩 崔有濂 郑辅华 史译宣

龙 夷 梅光迪 杨光弼 孙继丁 陈明寿 胡博渊 宋建勋 罗邦杰 顾荣精

杨孝述 裘维莹 何庆曾 陆鸿棠 黄宗发 柴春林 徐仁锖 钟心煊 严 昉

王 谟 邱崇彦 赵文锐 王 赓 孙学悟 蔡 翔 陆懋德 梁基泰 虞振镛

费宗藩 陈嘉勋 梁杜蘅 许彦藩 邓宗瀛 章元善 陆守经 甘启纯 张景芬

参加了这次考试的高等科学生罗邦杰后来回忆说：“最终甄别学生采取何种方式，当时传说纷纭。有的说是学分制，有的说是年级制，莫衷一是。在此关键时刻，外交部派了颜惠庆前来办理解决。他接洽了美国教师、学堂等各方面后，提出本届清华学堂学生仍按第二批考选学生方法在清华学堂考试，及格者派送赴美留学，以后就照此执行。录取留美学生59名，第一名黄国栋最末一名张景芬。”

本次选拔考试参考了美国教师建议。“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为今年夏季赴美留学考试制定出合理公正的选拔方案，并予以公布。我们建议，考虑到美国大学对入学新生的资质要求，提供如下是学生资料是最重要的，这将保证做出最好的选择：1）以前学业的成绩；2）目前在班级的排名；3）公正的综合考试。” 本次考试主要是从高等科学生中选拔留学生，班上排名成绩占50%，为进入美国大学而举行的期末考试成绩占50%。游美学务处代理总办颜惠庆和学堂监督范源濂主持了这次留美学生选拔考试。美国教师负责提出考试题目，所有题目按最好美国大学入学要求相当。游美学务处的官员负责监考，严格不苟。参加阅卷的大多是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他们的出色工作，受人尊重和信任。

从高等科学录取的63名学生，都是学堂中最优秀的学生。每一位学生通过严格的身体检查才允许启程赴美。体质合格的学生乘Persia 号于1911年8月5日从上海启程。他们被分派到美国中部和东部优秀的大学。

十、8月4日 插班生考试

8月4日～12日清华学堂举行插班生招生考试，录取100名，高等科71名，中等科29名。游美学务处总办周自齐主持招生考试，考场设在西城铁匠胡同学部考棚。

5月24日游美学务处向外务部呈文，拟在暑假招收100名插班生，以补学生名额之不足。该呈文称：“清华学堂已于本年三月初一日暂行开学，按照定章，秋间须选送成绩较优诸生赴美游学，缺额正多，自应预为储备以广造就。现拟添招学生一百名，查照上次考选学生办法略予变通，不分高等、中等及第一二格名目，考取之后，视其年龄学力编人相当班次。”呈文所附《招考简章》确定：（1）报名处所在北京西城铁匠胡同学部考棚。（2）报名日期自六月二十八日（7月23日）起，至闰六月初五日（7月30日）截止。（3）投考各生年龄以十五岁以上，十八岁以下为限。

据参加此次考试的吴钦烈回忆，大约有1000人报名考试，第一场考国文、算学、英文，第二场考三角、几何、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博物学等课。除国文、本国史地外，所考试题均须用英文答题。通过第一场的考生才能参加第二场考试，第一场录取160人，第二场录取100人。本次考试成绩，侯德榜拔得头筹，以10门功课1000分的优异成绩誉满清华园。

金岳霖先生参加了本次插班生考试。据《金岳霖回忆录》：

“清华的最初历史就是这样一个预备学校(那时候叫学堂)。外交部设立了留美学务办事处，以该部的左丞(或右丞)周自齐为督办，学部(当时的教育部)的范源濂为总办兼学堂监督，外交部的唐国安为会办兼学堂副监督。入学考试由周自齐‘点名’，到的学生站在广场，唱到学生名字时，相应的学生就高声喊‘到’。周自齐就在那个学生的名字上用银珠红点一下，如此，他就‘正式’入场了。

“重要的东西是头一场考试：国文、算学、英文。英文我觉得不怕，算学靠运气，怕的是国文。我在湖南考过留美预备的中等科，湖南的国文题目是《“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论》。我不知道这是唐朝裴行俭的话。落选。北京考场的国文题目是《人有不为而后可以有为议》。这就好办。算学的运气好，题目极难，考生大都做错，我当然也做不出。题目是一位顾先生出的。我考取了。第二场考试的题目很多，可是，显然不重要。”

金岳霖先生提到“我在湖南考过留美预备的中等科，湖南的国文题目是《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论》”。湖南省的中等科考试应该是在1910年4-5月间举行的第二格学生选拔考试。由于金岳霖未能通过湖南省第二格考生选拔考试，才参加了1911年8月举行的暑期插班考试并被录取。8月清华学堂开学后，金岳霖被分派到高等科一年级，于1914年6月毕业并于当年8月赴美留学。

陈鹤琴也参加了此次考试，当时他正在圣约翰大学就读。1911年夏，陈鹤琴得知清华学堂招生。招生告示要求年龄在15-18岁。当时他已经实岁19岁，不愿去考，在兄长和同学的怂恿下，年龄少报一岁，参加了浙江省举行的初试。按说，这次招生，学生可直接进京投考，应是浙江省的重视，由省提学使担任主考，并由巡抚监考。全省就23人投考，考的科目是国文、英文和算学。录取10名，陈鹤琴考了第九名。之后，浙江省保送这10名考生进京复试，还发给了20元的旅费。在京城的考试，考生有各省报送的，也有直接在京里报名的，一共有一千多人。陈鹤琴回忆说:“这两场考生一共有一个星期的功夫。每天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出发去考了。到了考场里，我看见主考官周自齐戴着大红顶子，穿了绸子马褂，端端正正坐在上面，一本投考的册子摆在桌子旁边，唱名的把名字一个一个地念出来，他老人家用大红银珠笔在名单上一个一个地点着。点好后，就按座位座下了受试。第一场共取了160名，我列在第82名。第二场共取100名。我取在第42名。”进入清华学堂，陈鹤琴被分配在高等科一年级。

另外，本次报考学生大多是大学和高等学堂在校生或毕业生，投考的目的就是在清华学堂就读较短的时间就可派往美国留学。录取之后，被分在中等科的学生认为很是吃亏，要读四年还能出洋，竟有退学的念头。

十一、9月6日 发布修订的《清华学堂章程》

9月发布的《清华学堂章程》规定，“中等科毕业年限原定四年，今改五年，高等科毕业年限原定四年，今改三年，正与部定中学堂暨高等学堂毕业年限相符。”此次修改学制的另一目的是保证未被高等科录取的中等科毕业生可获得普通中学堂毕业文凭，未能通过留美考试的高等科毕业生可获得高等学堂毕业文凭，以便毕业学生就业。新章程确定中等科科目有修身、国文、英文、算术代数、几何、三角、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外国历史、外国地理、博物、物理、化学、地文地质、手工、图画、体操。高等科科目有修身、国文、英文、世界历史、美国史、高等代数、几何、三角、解析几何、物理、化学、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生物学、法文或德文、拉丁文、手工、图画、体操。

从《吴宓日记》知，8月12日“教务长张伯苓先生已将教务事宜大行变更。课程班次，皆已另行订定。言本校为划一学制起见，将班次一切改与中国各校相同，订中等科以五年、高等科以三年为毕业期限。废除从前班次，另分设各年级。中等科现无第五年级，余分在第四年级，功课为国文、英文、外国地理、世界历史、化学、几何及图画、体操、乐歌、手工而已。各科所用书籍课本全皆更易，程度一切皆趋浅薄。于是，胡教务长设施之良法美意荡然无存。”

8月18日召开全体学生会，教务长张伯苓对课程和分班作说明。监督范源濂发表演说，称“中等科毕业取列最优等者，始得升入高等科，否则另入他校。”就是说考入中等科的学生，如果成绩不突出，则不能升入高等科，从而也就失去了留美资格。这表明，上了清华学堂，并不保证就能留美，以此鞭策学生刻苦学习。另外，对于分班，一些有意愿读更高年级的学生，学堂于8月21日举行了升班考试。8月25日学堂开始上课。

对于这次教改，《吴宓日记》和《吴宓自编年谱》都有记述。对于教务长张伯苓降低课程难度，教材选用当时普通学校所用的课本，吴宓认为，此举“欲使清华下降，等而夷之也”。实际上对一些课程降低难度，是必要的。比如吴宓所举《世界史》不用迈尔的《通史》（Myer’s “Mediaeval and Modern History”），而改用各校通用的世界史教材。以当时吴宓的英语程度，那本教材应该是太深了。直到四年后，吴宓读高等科三年级时才采用了那本教材。吴宓在《自编年谱（1915年）》中说，“有新来美国教师Dittmar先生，讲授《欧洲中世纪及近代史》课，用Myer’s《通史》为课本，但其讲说极活泼流利，听者忘倦。”在1911年春，吴宓的英语水平为中等科二年级，期末时自己总结说：“英文之进步殊微，令人怏怏。”此次分班，吴宓在中等科四年级，上课之初他颇感吃力。“今日上午四堂，皆系外国教员直接讲授。余素未习此，听聆颇难，又虑教员问及余,余误会其意，或欲有所答，言不能宣意；以是心恒惴惴、颠倒数小时，使人如痴如醉。此中苦况非身历不能道之。他年苟能深通英文，亦决不敢忘此时之困苦情状，志之以示勉励也。”实际上，此次改革是根据学生的程度所作的必要调整。对此，美国教师评价说“他们（学务处负责人）劝说张伯苓分出一部分精力来帮助清华学堂制定教学计划。来自天津的张伯苓先生信仰基督，才华出众，且颇具人格魅力；在教育工作方面能力超群。学务处负责人正式聘任张伯苓为教务长。下车伊始，新教务长对整个学堂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他以个人身份会见每一位教师，认真提取他们的意见。为给学堂教学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探讨必须采取的步骤。教务长采用各种措施，激励自信心。所付出的一切就是要使新的教务方案保障学校所确立的目标。”

十二、10月3日 幼童留美生公布

游美学务处会办唐国安从1910年9月至1911年8月作为前外务部尚书梁敦彦的随员出访欧美。唐国安回到北京的日期应在9月中下旬。9月25日《吴宓日记》：“午，及诸同学在会食堂见游美学务处会办唐，演说数语，敷衍而已。”“会办唐”之称首次出现在吴宓的日记中，表明唐国安此日才到游美学务处视事。此后吴宓均以“唐监督”或“监督唐”称之，由此知唐国安和范源濂均任学堂监督。从工作分工上，唐国安主要负责留美学生的选拔，而范源濂主要负责学堂管理。

唐国安到学堂后，立即着手选拔幼年留美学生。从《吴宓日记》知，“9月29日，闻诸同学云，本校将选派学生若干名送往美国，闻系专在第一、二、三级挑选年幼者，以备至美后入普通学堂。且此事管理人现尚秘不发表，然业已决行，且不日由沪动身矣。”10月30日，“本校派送学生之事，现已发表，今午并将人数派定，共选九十人，于其中再选三十人送往美国。”10月11日，“此次所选定派往赴美学生，已经揭示。共十四人。”监督唐国安仅用十余天就完成了幼年留美生的选拔。这批学生在上海等待赴美时，因国内战局紧张，未能成行，直到1914年夏，其中的12人才赴美留学。

历史学家刘崇鋐在《我对清华的回忆》中提到了1911年春举行的中等科招生考试。“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初春早晨，带了墨盒毛笔（那时似乎中国还没有自来水笔），乘坐骡车，到达西城学部考棚（科举时代的考场）去参加考试。最担心的英文程度太差，尤其是考到英文默写，由唐介臣先生读一段英文，考生跟着写录。唐老先生英文太好，念得非常流利，只是苦了笔者跟不上，尤其是每句之末来一个‘Period’，简直莫名其妙。”刘先生晚年的回忆应不准确，1911年春季的招生考试时，唐国安并不在京。文中所回忆的考试很可能是此次幼年生留美选拔考试。春季入学时刘先生的英文水平定为1A级(一年级上学期)，“几乎是从abcd学起”，半年后参加幼年生选拔考试，听不懂唐国安所念的听写题，是很自然的事。从这则回忆可推测，唐国安亲自测试学生，可见他对选拔幼年生的重视。

十三、10月16日 计划中的开校典礼

1911年4月9日外学两部的奏折中说：“俟其余工程一律完竣，于暑假后定期举行开学礼式”。对于这个开学礼式，外务部和学部是很为重视，从以后的毕业典礼和周年庆典判断，美国驻华使馆也是一定会派员参加的。为了这个仪式，学堂从10月初就开始准备了。据《吴宓日记》，10月9日晚，学堂“又驱中等科诸生往习乐歌，以备二十五日开校礼式，为来宾歌唱。”因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随着局势的发展学堂正常秩序受到影响。原定10月16日（阴历八月二十五日）举行的开校典礼，“今以外事危急，学部及外部大臣不克莅止，业已展缓期限。”开校典礼活动不得不取消了。

紧张局势使学生人心惶惶，10月下旬，有学生离开学校回原籍，也有若干人请假进城，探听消息。为保障学堂正常教学活动，范源濂和唐国安两位监督颇费心力。据10月28日吴宓日记：“范、唐二监督来校，在食堂演说，谓此时危险之说摇撼人心，诸生纷纷离校，我亦实不敢必留诸君在此。但如此随便来去，殊于本校前途大有妨碍。自今日起，一概不准请假。凡欲去者，皆当作为自动退学，不能再算本校生图。如留此者，则照常上课。校中管理、教授一切事宜照常进行，与平日无异。据我思之，亦不至有甚危险。即有危险，我当竭力保护，然确当万全无与否，则亦不敢断言也。”10月30日唐国安监督午后又向学生发表演说，称“今日所下五道诏谕，言自此乱事可平，诸生在此亦无忧患矣。”

但局势动荡，学生人心惶惶，至11月5日高等、中等两科学生仅剩120人。范源濂、唐国安二监督向学生报告了学校近期安排。“首由监督范谓现在事情紧急，人心惶恐更非昔比。而学生中多数出校，现在诸位中国教员又皆纷纷请假辞退，教课之事殊难进行，故现在决定停课一月，如一月后事尚未定，人尚未齐当再议延长之计。现在功课停止后，诸生中有愿回家及他往逃避者，即可自由他往。如不愿他往及不能回家者，仍可留校中温理学课。饭食一切及管理诸事，均如常日。诸管理员并美国教员及其眷属皆居此不去。然居此非必有如何之危险，缘本校巡警二十人现已尽易为汉人（原则十八人皆满人），又拟添招若干，而美国公使亦允事急时，当由使馆派兵若干来守护此园。似此或即事起亦可无虑矣。次则监督唐及美国教员三人相继演说，意同，皆云居此似可无危。”

到11月8日，学堂已无法继续上课，遂宣布次日起关闭学堂。当日吴宓写道：“晚八时，监督使代表向余等发表：言事情紧急，美兵既不来保护，则实无法维持。故现定办法，将本学堂暂行解散，现仅余存款三千金，当分给诸生在旅费各谋他适，计每人可得二十元。明晨给发。凡职员、学生人等，统即于明晨搬出云云。”

十四、11月 9日 学堂关闭

据《吴宓日记》，11月9日，上午，学生整理行李，结伴雇车离校。“余遂及叶君等乘火车入城。回顾清华园风物，怆然欲涕，未审他年得一重睹此景否耶？”从中体会到学生们对母校时依依不舍，和对未来一片茫然。

清华学堂关闭之后，监督范源濂回学部任职。11月12日范源濂赴天津参加杨度召集的立宪党人会议，讨论发起国民会议事宜，开始了为中国走向共和而奔走。监督唐国安也于本月启程赴海牙参加12月1日召开的国际禁烟会议。应该在此时，游美学务处总办周自齐兼任了学堂监督，但这只是名义上的。学堂具体事务由庶务长唐孟伦管理，学堂增雇校警保护学堂财产。同时，美国教师离校到朝鲜和日本等地旅游。

1913年周自齐有文记述，“是时自齐适由清华学堂监督补原官，晋筦度支”。其文是指称外务部于1911年11月18日补授了周自齐丁忧前的原官——署外务部左丞。周自齐应属提前起复（丁忧守制二十七个月，不计闰），也应与袁世凯内阁的成立有关。11月9日，经资政院选举，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11月16日，袁内阁成立。两日后遂有周自齐的复职。

12月7日周自齐迁度支部任副大臣后，脱离外务部，游美学务处总办的职务也就不能任了，由颜惠庆接任游美学务处总办。或许因周自齐学部丞参上行走的职务还在，仍可兼学堂监督，如此，直到到1912年3月严复仍私人信件中提到，“清华园，周子廙为之监督。以周管理财政，遂成近水楼台”。由此也就有了后来的记述“清华学堂由周自齐任监督，范源濂、唐国安任副监督”。应该在1912年3月，唐国安回到清华学堂任监督，周自齐所兼学堂监督的职务就解除了。1912年4月底清华学堂重新开学，此时周自齐已赴山东任都督了。关于从1911年11月-1912年3月周自齐兼任清华学堂监督一事只有周自齐的自述和严复的信，还需要有更为客观的史料来证明。

《清华校友通讯》1937年7月1日第5、6期合刊第18页载“范静生先生于开办时所作的日记真迹”：“清华学校开办时之情形，创办时精神上强烈之印象。认清华事业之由来为国耻上有生命之一大纪念。对于美人退款兴学感与愧并，为（惟）有教者、学者、游者、居者合力以图雪耻。”这是100年前清华创办者的内心感受，其强烈的报国情怀依然令今天的读者深为感动。洗雪国耻，使“教者、学者、游者、居者”时刻牢记并合力图之。清华为国耻纪念碑之说应源于此。

清华的历史已过百年，当年的建筑依然屹立，那里记录了中国人曾经的苦难与屈辱，今天的“教者、学者、游者、居者”应该依然牢记范源濂等先贤的志愿。国耻已雪，历史的教训不可忘；目标仍在，人格的修养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