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科学救国与教育救国的实践阵地

清华的一百年，不仅是它自身的一百年，更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一百年。与世界诸多著名大学相比，中国的大学起步比较晚，但是起点并不低，仅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自身的制度建设，成功地实现了与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大学的接轨。

清华的诞生，众所周知，是因为“国耻”，是用美国返还的部分“庚款”成立的，老一辈的清华人，都把清华称之为“国耻纪念碑”，骨子里就透出一种“雪耻图强”的劲儿。而当时，“雪耻图强”不仅是清华人心底的呼声，也是时代的最强音。

用美国返还的“庚款”，就得按美国的制度。所以早期清华的办校目标就是“把美国的学校整个搬到清华来”，不得不说清华在这一点上是成功的。1920年，罗素参观完清华，有人问其有何感受，罗素感叹：“清华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来的大学校！”其实，早在清华的前身游美学务处时期，这里的学生一股脑的都被送到美国去深造。不能否认，美国人对此确实存在自己的考虑。

果不其然，在清华建校之后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千年帝制一朝瓦解，老大帝国蹒跚起步地走向共和。自此之后，现代化成为百年中国的主题词。而之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中坚作用的，多数出身清华，比如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竺可桢、侯德榜等一大批科学家。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仅仅表现在其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和成就，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的文明程度，在这方面，清华也毫不逊色，“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其成就虽然多是在北大获得，但是他是出身清华的，根子在那里，其他如王世杰、梅汝璈、王造时、钱端升等人，也都从清华出去之后学成归来在社会中发挥重大作用。从这些人的成就与影响回想1914年梁任公在清华演讲时对清华学生的寄语，“作中流之砥柱”，真是先知般的期待。那次演讲，梁启超还提出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一校训从那时起沿用至今。

清华精神的形成

清华的成长是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但是清华早期的掌舵人心里想的是如何摆脱美国的影响，成为独立的清华，恰逢教育界开始出现“改大潮”，1912年，中国有大学4所，到1925年，大学已达47所。在这样的形势下，清华却保留在中学程度，显然与其独特地位极不相称。同时，国内的“改大潮”，又是和当时收回教育主权、争取教育自主和学术独立的运动相呼应的。清华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早期一味“美国化”的种种措施，在国人心目中，是依附美国殖民地教育的样板，因而被称为“买办学校”，一时竟成为社会舆论之的。

不过，这一切到了1928年，随着北伐胜利、清华改为国立清华大学而顿时改观。曾在这一时期出任清华文学院长的哲学家冯友兰曾对清华这一段历史下过如此评语：清华史前期到现在的清华大学，经历了一步一步的历史过程，这个历程就是中国学术独立的历程，就是中国民族中兴的头等大事。

就在这一时期，清华还做了一件“逆潮流而动”的大事，那就是成立“国学研究院”。自五四之后，孔家店被打倒，传统文化被国人弃之如帚，唯有一词被人人奉为金科玉律，那就是“科学”。国人以为抛弃了传统文化，国家便可以走上一条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于是一头扎进“科学”的怀抱。发现偏差的，正是新文化运动的舵手胡适，为了纠正这种偏差，胡适不惜在新文化运动的巅峰之时，提出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即便以胡适当时的威望，“整理国故”的提法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反对者看来，胡适此举，无疑是对新文化运动的背叛。针对批评，胡适一方面著文回应，另一方面小心翼翼地拓展自己的地盘，此时胡适想到了自己的母校清华。在他的建议之下，国学研究院于1925年在清华成立，为了保持“政治正确”，清华特地在“整理国故”之前加了“以科学的方法”的前缀。虽然只有短短四年的时光，国学研究院却成了士林久颂不衰的神话：不仅有大量的学术成果，而且培养了众多人才。这一段中国现代化中的插曲，虽然并非当时的主流，但在今日看来，却已经成中国现代化整篇乐章中不朽的音符，越来越显示出其恒久的意义。

冯友兰先生所说的“中国民族中兴的头等大事”，也并非一帆风顺。在清华改为国立前后，战乱频仍。值此局势，清华也并非世外桃源，各派政治军事势力，莫不想控制清华。而清华人抱定“清华为清华人之清华”的宗旨，对各种势力试图控制的企图予以反抗，以至于出现“三赶校长”的局面。梅贻琦正是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时局下，出掌清华的。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出身清华的梅贻琦给清华带来了新局面，也为中国现代教育史留下了最为丰厚的遗产：教授治校、学术自由、通才教育……均与这位沉默寡言的梅校长有关。正是在梅校长的执掌之下，清华大学从一所有学术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大学，一跃成为令世界瞩目的既有学术名气又有学术地位的大学。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被誉为教育史上的奇迹。诸多西南联大的学子日后回想起母校，对母校的自由氛围津津乐道。

院系调整之后的清华

也正是在西南联大那段炮火纷飞的岁月里，中国现代化进程开始弹奏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变奏，清华再一次与国家的命运合拍，西南联大在西南一隅成为“民主堡垒”。现在清华校园里的晗亭，就是为了纪念在当时素有“民主斗士”之称的吴晗。在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之下，政治在清华中所占有的分量越来越重，在之后的共和国岁月中更是如此。学术界一般把1952年作为新清华和老清华的分界线。其实历史的发展并非如此泾渭分明，复原之后的清华，正在悄悄起变化，可以说是新旧交替的过渡期。清华的学子们已经越来越多地被挟裹进时代的洪流，日后，正是他们，在共和国和新清华的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的。

日后出任清华校长并为新清华定调的蒋南翔，就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位。1952年底，蒋南翔出任清华校长的时候，院系调整已经完毕，当年的文学院、法学院已经人去楼空。蒋南翔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擘画新清华道路的。又红又专方向的确立、“综改工”的转型、辅导员制度的形成……一条与旧清华决然不同的道路在昔日的清华园内展开了。清华园里诞生了新口号：两种人会师。即青年教师加强学术修养，老教授向党靠拢。至今，蒋南翔确立的道路，依然在影响着清华。

关于院系调整，学术界历来存在争议。除去理念层面的争议，当年的院系调整对清华确实造成了伤害，但是却成就了当时的国家需要。而在共和国建立初期的建设方面，起主要作用的，依然是早年出身清华的那些科学巨子。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清华迎来了新的起点，经管学院、研究生院、建筑学院等一系列学院先后恢复建成，尤其让清华人高兴的是，1993年，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建成了，人文科学的研究和教学，在清华具有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果，早在60年前就设有文学院和法学院且大师辈出，冯友兰、陈岱孙、梁启超、陈寅恪、曹禺、钱钟书等一大串熠熠生辉的名字，不仅是清华的骄傲，也是这个国家的荣耀。清华希望借此，恢复成综合性大学，也希望借此向自己的传统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