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人物】

叶继纲 93岁，广东惠阳县人。1941年在云南昆华高中毕业后，到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当职员。1943年考入西南联大。1945年1月入读军事委员会外事局译员训练班，毕业后被分配入14航空队呈贡机场负责翻译。1945年10月回家乡，1950年8月从南方大学毕业后，辗转来到汕头教书。

【史料】

清华研究所 清华特种研究所是指利用庚款基金利息，先后建立的5个研究所的统称：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国情普查等研究所。清华特种研究所委员会主席由物理学家叶企孙担任。这些研究所创办的宗旨，都是设立应用型学术研究机构，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服务。 ——摘自《抗战时期的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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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叶继纲老人的家，就住在东厦中学的教师宿舍里。因为有志愿者安可的引领，不用花力气寻觅，我们很快就敲开了他的家门。

在简洁的客厅里，老人家热情接待了我们，他坐着的藤椅后面，一块小黑板挂在墙上，上面写着“平安是福”以及一些便药的名称。窗外，学校里不时传来上下课铃声，仿佛提醒着来访者，主人是曾经教书育人数十载的老园丁。我们的话题就从叶老伯退休前所教的科目聊起，他说，教过英语，之前也教数学和物理。这样庞杂的教书经历，与他在抗战年代颠沛流离的生活、学习以及参与抗战的磨练有密切关系。

抗战时期的磨练，给叶继纲攒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周晓云 摄）

“日机炸毁我家，我到昆明寻出路”

我的老家在广东惠阳县镇隆镇大山下村，那里本来有一间很大的祖屋，我家的房子就在祖屋大门旁边。我的父亲原先在粤汉铁路当职员。抗战时期，惠阳沦陷前后，日军飞机来袭，炸死了我们一个同乡，我的家也被日军烧毁，只剩下靠后的一间小房子，生活也开始变得艰难。

1938年元旦，我决定离家，到昆明追随叔祖父叶聘珍，谋求出路。叔祖父曾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财经专业，后经昆明那边一位朋友的介绍，在云南支边银行任职。抗战未爆发之前，他还在昆明经营着日货。他同时也是昆明两广同乡会的会长，在当地名声很大，很多军政要人都与他有来往，但他却没有凭这些关系为自己谋利，一生两袖清风，做生意赚不到什么钱，反而是两广的同乡很多到那里寻出路，他都给予帮忙安排就业。

1938年听闻我想去昆明谋生，叔祖父也一口答应，于是，我与他的女儿、孙子一同启程前往昆明。当时陆路交通不发达，我们只能走海路，先前往香港，在香港搭船到越南，在越南海防几经盘查后才放行，从越南河内搭火车到了昆明。

那时，因为抗战爆发，人们抵制日货，叔祖父的生意也难以为继了。不久后，我的大伯父也带家属来昆明投靠叔祖父。大伯叫叶子英，学名叶维杰，曾在陈济棠的海军练营当营长。记得有一天，叔祖父带着大伯和我一起到火车站接一位尊贵的客人，叫邓演存，一米八高的个子，气宇轩昂，他下火车的时候，前呼后拥，我才知道他是邓演达（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总干事）的哥哥，在当时很有名，属社会名流。我跟随叔祖父在昆明生活了一年左右的时间，1939年的时候，他老人家就离世了。

“入读昆华高中，因战乱辗转多地”

那一年，我报考了昆明当地的昆华高中。而大伯的大儿子叶寄武已入读中央医科大学，后随远征军入缅作战。因为战乱，我与家里失去了联系，无法让家人寄生活费过来，在学校的日子里，幸得云南当地的同学接济。像石屏的苏孟松、蒙自的杨锡璋，还有赵文富等，他们的家里都比较富裕，见我是从沦陷区来的，都格外照顾我，管我的一日三餐和住的地方。

高中三年，本该是美好的学生生涯，却因战乱而随学校频频搬迁。当时日军飞机经常来袭，就像在老家惠阳时一样，有时情况比较危急的，我们就要去市郊躲避。我一个叫黄沛然的同学在一次日军空袭中，差点因躲避不及被炸死在田里。

入学后不久，昆明就待不下去了。我们学校师生被疏散到了云南玉溪市九龙池。在那里遇到我的第一个良师，他叫田方增，毕业于清华大学，负责教我们数学几何，我那时因为独自在外，学习分外认真，作业都按时按质完成，所以很得老师喜爱，我的几何作业，他都一一为我批改，使我掌握了扎实的几何基础。

不久后，我们又被疏散到了瀓江。解析几何的授课老师换成了一位来自北平的老师路勃峰，他经常跟我们讲：“等抗战胜利后，我请你们去北平正南门吃涮羊肉！”教我们物理的则是另一位毕业于清华的唐立寅。可惜当时我身体不好，从昆明出发一路搬迁时，我的棉被等御寒物都弄丢了，身体也弄垮了，在瀓江的时候我根本没什么精力读书。

幸运的是，我又遇到了同学徐祖汉的帮助。他在昆明有一位学医药的叔父，叔父教他每天早晚用毛巾泡冰水后给我擦拭身子，还让我每天坚持打篮球，慢慢地，身体变得强壮了。

“研究所和联大，常见到大师身影”

1941年毕业后，学校老师介绍我到清华的金属研究所当职员，研究所就在昆明附近的普基村，所长是吴有训。当时由于战乱，很多名校纷纷迁徙到内陆云南，就在我们隔壁村，住着清华特种研究所众多赫赫有名的教授。特种研究所下设5个研究所，由物理学家叶企孙任委员会主席，除了我们金属研究所，还有戴芳澜主持的农业研究所、顾毓琇负责的航空研究所、任之恭负责的无线电研究所以及社会学家陈达任负责的国情普查研究所。

而我的直接领导则是江西人余瑞璜教授，他早年曾留学英国，学识丰富、教学严谨，他有时会教我X光机的操作方法，还安排我到研究所的图书馆工作，后来还教我怎样用计算机计算分子里的原子结构，那时老式的计算机是要用手摇的，对动手能力要求很高。

教授说要干物理这行，一定要多动手练习。可是我的动手能力不好，在研究所工作了2年后，我就去考大学，可惜没考上，之后又去报考西南联大，入读了土木系。

去西南联大之前，所长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他告诉我，读大学是好事，他不能挽留我，“但如果读不下去，随时可以回来”。

大一那年，我读的是土木系，土木系需要学物理，可我的物理第一学期就考不及格，这让我很沮丧。当时我云南一位同学的父亲在广通学校当校长，招我去任教员，我就去那里教了1个学期。半年后，我又回到昆明西南联大，申请转读生物系，系主任是李继同。

在战争的年代，学校生活也很艰苦，我因为穷，生活更窘迫，学校饭堂条件也不好，不法商人常在大米里掺杂沙子。可那是我离大师最近的时期。清华校长梅贻琦、教育家蒋梦麟、文学家闻一多和李广田、作家朱自清、哲学家贺麟等大师，那时常常能见到。

“考入译员班，给飞虎队当翻译”

1944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的译员训练班招生，我心想，若考上了，就能解决温饱问题，于是前去报名。1945年1月，我进入了为期2个月的短期译员训练班，训练班还邀请了西南联大的教授去给我们讲课，有贺麟、华罗庚等大师，还请来美国兵教我们英语口语。

毕业后，我被分派到呈贡飞机场，它隶属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我、陈越（其父陈技承是国名党将领）和另一位姓罗的同事，我们三人一起被安排在机场宪兵队工作，宪兵队长是中尉军衔的美国人Petterson。我们三个人轮班，值班一天休两天，值班时要24小时待命，晚上睡觉也在办公室里。

值班时除了要负责接电话，还要负责当翻译。比如美国人会招待客人去机场的招待所用餐，要让厨师煮西餐时，我们就要在旁帮忙翻译。有时候，当地的老百姓因为生活艰苦，会来招待所偷东西吃，若是被发现，就会引起纠纷，这时也需要我们翻译协助沟通。半夜的时候，宪兵队还会驾着吉普车去机场四处巡查，尤其是停放飞机的机窝更是重点查看地方，它们是一个U型的空地，飞机平时就停放在那里，三面有围墙，只留一个出口，起到掩蔽的作用。出战时飞机沿着跑道加速就可直冲云霄。宪兵队巡察时我们也要跟在旁边翻译，因为当时守护这些机窝的都是中国军队的官兵。

“美军上尉队长，恨战争来华支援”

第14航空队的司令官陈纳德，他此前组建美国来华支援的飞虎队，英勇与日寇作战于空中，改变了昆明不时遭受日军飞机轰炸的局面，加强了我们的空军防空力量，日机来袭击的次数很少了。不久后，14航空队撤到成都，译员本应该随着过去，但是我被留了下来，调到曲靖陆良机场。陆良机场是空运大队的，队长是美国人Capt Jackson，上尉军衔。

在机场的时候，我们打交道最多的就是美国兵。闲暇无事时，大家常坐一起聊天。Jackson对我很好，还拿他爱人的照片给我看。从他的讲述中，我知道他读过大学，文化程度高，在美国是一位农场主，他来中国之前到过英国，在英国遭遇过德军的轰炸，见证过战争的惨烈，因此，每每聊天，他都感叹战争残忍。他常说，“我已经尝过战争的味道，太残酷了。我们人类永远不要有战争，我们中美之间要友好、和平。”他还给了我他在美国的地址，邀请我战争结束后去美国找他。

“抗战胜利后，美军飞机送我回家”

第14航空队撤走后，我们这些没有随队撤走的，就一直没有领到工资。Jackson知道后表示要帮我把拖欠的几个月工资要回来。一天，陆良基地有个美国司令官要搭飞机去昆明，Jackson就派了他的副手和我一起跟随司令官去昆明。在昆明，还安排了一辆吉普车接我们到外事处译员遣散处，我这才领到拖欠的工资，整整一大袋法币。

日本投降后，1945年10月的一天，美军也准备撤回美国。Jackson临走前的一个晚上特意叫我去了他的宿舍，说他们要回国了，宿舍的东西喜欢什么随便拿。我告诉他什么都不要，只要让我带走我一直使用着的帆布床、蚊帐和被子。之后，他又带我去认识一名空运大队的飞行员，说那名飞行员第二天要驾驶飞机去广州，我可以随机回家乡。

第二天早上六点多，宪兵就来接我去搭飞机，同机的还有在招待所里当杂工的一家上海人。下午三点多，我安全地回到广州。母亲带着弟弟的便服来给我换上，我也才得以回家。

（林琳 周晓云）

转自《汕头都市报》2013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