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当年学生们对师长的一番评头论足,那种种不乏意气的解评,让我们见识了什么叫“西南联大”,那个“有容乃大”的“西南联大”。

　　即时性的文字,按道理来说,应该是最接近本真的事实的。

　　近来,当年西南联大的一个小册子《联大八年》(“除夕社”编,1946年版)引起了坊间一些人的注意,有一家出版社还索性用原名再版了它。“八年”,系指抗战八年,其中最吸引人眼球的,当数学生对西南联大102名教授的评语。

　　《联大八年》评骘人物的一个标准,或者说它的一个历史背景,就是在抗战后的历史紧要关头,由在云南的西南联大等30多所大中学校的学生开展的“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要民主”的“一二·一”运动,处之其间,表现若何,当然就是学生议论师长的一个标杆了。

　　《联大八年》提及的“左派”——其实就是战后民主运动中的风流人物,比如张奚若,这位“敢怒敢言的老政治学者,早在1944年冬就指出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主席个人独裁所引起的严重后果”。

　　“一二·一”之前,昆明几所大学的学生自治会曾在西南联大举行时事晚会,西南联大教授吴晗、周新民、闻一多等与会,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四教授还就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等作了讲演,也就在演说进行时,包围会场的国民党军队突然用冲锋枪、机关枪、小钢炮对会场上空射击,进行恐吓。此后的12月1日,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军人分别围攻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校,暴力手段弹压民主运动,以致酿成惨案。也就在这场运动中,成就了几位民主教授的英名,如中文系的闻一多,“近年来眼见着国家的危亡,曾以一个纯洁的诗人的心情,作过大声疾呼,于是就有人造谣说闻先生是共产党了。”他的弟弟、外文系教授闻家驷也当仁不让,毅然参加了要求惩办国民党云南军队长官和当局关麟征和李宗黄的游行。历史系教授吴晗,更是“近年来鉴于国内反动腐败势力猖獗,屡次大声疾呼,要求改革,积极献身民主运动,对反动派攻击不遗余力”。此外,社会学教授费孝通也是“从事民主运动不遗余力”,在1945年12月25日关麟征有“开枪自由”的时候,他曾高声疾呼:“我们在枪林弹雨之中,呼吁和平。”这些教授投身民主运动,自然他们“对于专讲ABCD的教授们颇不感兴趣”。他们主持正义,甚至放言无羁,如他们“批评国民党腐败的官僚和特务”,流传在西南联大的有这样一句“政治笑话”:“拿国民党的钱为共产党做事,以自己的腐败衬托出别人的前进。”

　　那么,《联大八年》中所云的“右派”呢?所谓“右派”,无疑是指与当局“零距离”或“近距离”而言。处于时代的敏感阶段,言语、行动稍有不慎,或许就成了“右派”。历史系主任雷海宗,“他的脑筋是超级冷静的,只有在这次东北问题中是仅有例外,讲得老泪横流。”雷海宗还“常为《中央日报》写点星期论文,以弥补日常费用”,这个《中央日报》是什么性质?无需多说。还有文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冯先生的保守思想可见之于倡导同学从军的讲词里,他说:‘我保证你们不会遭遇什么不好的待遇,因为青年军中好些人的父兄都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言外之意,大有普通兵受苦是活该,因为他们没有有地位的父兄的缘故。据说冯先生很善于理财。根据冯先生最近几年的行动,有很多人以为冯先生由‘风流’而转变为‘现实’,由‘为无为’而转变为‘为有为’了。假若说太虚是‘政治和尚’,那么冯先生可以称为‘政治哲学家’了。”这些分明的言语褒贬,无疑说明了当年冯友兰在一些学生心目中的形象,有人还恨恨地说:“在一二·一罢课中,教授劝同学复课的时候,说了一大篇道理,还夹杂了些威胁的话要同学上课。”这又是指冯教授。　

　　与学生运动对立的,有物理系教授霍秉权,他“发动教授签名全体辞职要学生复课,(为此)奔走不遗余力”。土木系主任陶葆楷也对一二·一运动“深致不满,因为他觉得不满中央就应该上延安去,然而延安连碎石路都没有,你去干什么”。

　　还有一些教授受到学生们的无情嘲弄,因为他们曾经是“五四”学生运动的干将。如经济学教授和法学院代主任周炳琳,“五四”时代,“他与傅斯年、罗家伦等先生为学生运动的健将,(此后)常常对党化教育、思想教育、孔祥熙及中训团之类发牢骚,然而究竟因为自己承认年龄上与青年人有了距离,所以一二·一运动时一变而为压迫学生复课的能手”。还有傅斯年,他是“近代学生运动史上及现代政治舞台上有名的人物”,然而1945年11月校庆时他在演说时竟“婉言告诫同学要多花时间在学术上,不要太谈政治”。“一二·一伊始,(他)赶来昆明,对关麟征(国民党云南省警备司令)说:从前我们是朋友,现在我们是仇敌,你杀死我的学生比杀死我的儿女还痛心。然而时隔数日景况全非,经过与党团方面同学多方接触之后,他似乎断定一二·一是有党派作背景,于是一方面对教授下工夫,一方面对同学施压力,当时他向教授们宣称以‘头’来保证李宗黄撤职,于是教授敢以去留‘保证’李宗黄行政处分,以后才有所谓接受保证复课。然而现在呢,李擢升党政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傅先生却毫无动静,似乎业已满意。”这就是历史上的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或许,也是历史的一种“残酷”吧。

　　《联大八年》中还提到了一些带有一定政治倾向的“中派”教授们,或许他们的政治倾向并不十分鲜明吧。比如哲学系教授汤用彤,“为人正直诚恳而和蔼,在有一次的哲学系会上,他和金岳霖先生曾大骂以学问为进身之阶的文人。”历史系教授孙毓棠对中国士大夫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有深刻见解,(他)说在中国上轨道还是要寄希望在士大夫身上。数学系教授华罗庚也“对时事很关心”,1945年“五四”前夕的科学晚会他曾高呼:“科学的基本应该建立在民主之上。”

　　有另一种倾向的,如历史系教授蔡维藩,他的“主要的生活费是得自中央日报的稿费和广播电台的演讲费”,他也是“一位进步论者,(他)常说政府虽然不好,却总是一年比一年进步”。此外,杨振宁的父亲、算学系主任杨武之,他在“上课的时候,颇爱讲一点共产党教人放火的大道理”。

　　《联大八年》,当年学生们对师长的一番评头论足,那种种不乏意气的解评,让我们见识了什么叫“西南联大”,那个“有容乃大”的“西南联大”。

　　(本文作者散木为文史学者、浙江大学教授)

转自《齐鲁晚报》2014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