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1932年夏，清华大学举行新生入学考试。当时，中文系代理主任朱自清先生赴英访学未归，系务由刘文典教授代理。刘文典请陈寅恪先生代拟试题，陈寅恪虽已决定赴北戴河休养，但也没有推辞，别出心裁地以“对对子”为题，还针对大学新生、转学生、研究生等不同年级层次的学生，出了不同的题目。

　　出给一年级新生的“孙行者”一题为后人津津乐道。其实，从考生作答的情况看，这道题还算容易的。一年级的另一道对子题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似乎就要更难一些。二三年级转学生的题目是“人比黄花瘦”、“莫等闲白了少年头”，而最难的要数给研究生出的三言对“墨西哥”。这场考试，除了对子之外，陈寅恪还出了一道作文题，本科生的题目是“梦游清华园记”，研究生的更像学术论文，题目是“中国语在世界语言中，属何语系？其特点何在，其演变之历程如何？试举数例以说明之”。就这样，对对子（占10分）、作文（占60分），再加上标点文言文（占30分），组成了当年清华大学入学语文考卷的全部内容。

　　稍加留意就能看出，三类题型虽然不同，但却有其内在联系，如果说对对子是为了让考生从感性上品味中国语言的独特韵味的话，那么研究生的作文题，实际上是要求考生说出他们关于中国语言特性的理性思考。

　　大部分考生拿到考卷之后就傻眼了。有些人以“淮南子”对“墨西哥”，以“情如碧海深”、“诗如白雪清”对“人比黄花瘦”，以“匆忙入校从容出”对“少小离家老大回”，还算差强人意。还有人以“子去也”、“我来了”甚至“猪八戒”、“沙和尚”对“孙行者”的，就令人忍俊不禁了。出题者陈寅恪对考生的答案也不太满意。在他心目中，“孙行者”应对“祖冲之”或“王引之”。当然，考生周祖谟所对“胡适之”也极为精巧，得到了陈先生的赞许。

　　不过，比考官更不满意的是考生。答不上来骂题目太难，本就是一般考生之普遍心态。况且这次考的是名校，出题的又是名教授。一时间，陈寅恪的考题成了舆论热点，引来诸多质疑，理性一点的诘问：题目如此标新立异，罔顾中学课程教学内容，不知考官评判标准何在？激烈的就直接给扣上了“食古不化”、“开倒车”的大帽子。这些质疑令陈寅恪感到不快。他在写给傅斯年的信中愤愤地说，“今日之议论我者，皆痴人说梦、不学无术之徒”。

　　其实，陈寅恪算得上是老资格的考官。25岁时就曾担任留德学生阅卷人。到清华大学任教后，连年阅看国文试卷。积多年之经验，他认为，语文考题有改革之必要，理想的考试“其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学之特性有密切关系者”。应该说，这种想法并非陈寅恪一个人的奇思妙想。冯友兰就曾说过，他在清华的时候，每年要看成千本新生入学考试的国文卷子。“其中真正好的很少，真正坏的也不多，大多数都是中流的；这些卷子往往千篇一律，很难说哪一本一定是七十分，哪一本一定是八十分。看得多了，就觉得头昏眼花，很难抉择。”可见，陈寅恪所作的改革尝试，即便从考试的操作技术层面看，也是颇有价值的。对对子虽然难度大，但毕竟只占10分，属于供高分考生展示才华的题目，不但可以拉开考生之层次，使真正有才学之士脱颖而出，还能大大降低老师阅卷之烦苦。

　　当然，陈寅恪出这些题目还有更深远的考虑，这就是对中学语文教育、国人母语素养乃至文化传承的担忧。虽然在今人看来，三十年代的中学生的中文欣赏与运用能力令人艳羡，但在当时的有识之士眼中，经过几十年欧风美雨的浇灌，高中生的国文程度已远不如前。陈寅恪以“对对子”为考题，正是想以一种简明的方式测出考生“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在他看来，对对子讲究的平仄应在高中阶段就具备，否则，大学里讲授文学史及词曲目录学的教授即便殚精竭力、高谈博引，也不过是徒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学校教学英文，亦须讲究其声调之高下，独国文则不然，此乃殖民地之表征也”，而“清华考试英文，有不能分别动词名词者，必不录取；而国文则可不论”更是极不正常的。

　　这种对民族文化血脉传承的深切忧思，使生性恬淡的陈寅恪面对质疑，不但不改初衷，反而激愤地表示，“明年清华若仍由弟出试题，则不但仍出对子，且只出对子一种，盖即以对子作国文文法测验也。”不过，第二年清华大学没再让陈寅恪继续出题。（胡一峰）

转自《科技日报》2014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