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谢泳

　　陈寅恪在历史研究中极富联想力。所谓联想力，即能把不同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与当下现实作恰当联系。“九·一八”后，陈寅恪写《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西安事变”发生，陈寅恪写《论李怀光之叛》。1951年，中国外交“一边倒”，陈寅恪写《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等。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中，说陈寅恪偶尔也弄弄“影射史学”，其实是没有感受到陈寅恪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如果我们留意陈寅恪1949后所写论文的具体时间，大体可以判断出他有些论文的苦心。陈寅恪高明之处是不经意间时时有恰当联想和巧妙比喻，造语极为智慧，常常看似无意而实有深旨。

　　1964年11月，陈寅恪撰《论再生缘校补记》。众所周知，此文主要是针对郭沫若的，但陈寅恪行文中未提郭沫若的名字，只以“论者”代称。1964年夏天，哲学界恰好发生了著名的批判杨献珍与“合二而一”事件，陈寅恪对此事的态度，我们目前还没有见到直接史料，但他对此事一定有自己的态度。陈寅恪在“校补记”中说：“夫一百五十余年前同时同族之人，既坚决不认云贞、端生为一人，而今日反欲效方密之之‘合二而一’，亦太奇矣!”（《寒柳堂集》第87页，三联书店，2000年）。陈寅恪此处提到“合二而一”，直接针对郭沫若《再谈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一文。郭沫若在文章中说：“姓陈的嫁给姓范的，这是一合”；“陈端生的丈夫应该是范菼，菼是荻的别名……故名菼可字（或号）秋塘。这是二合”，对于陈云贞的身世，郭沫若还认为“这些情况和陈端生的身世太相似了。这是三合。”（《郭沫若古典文学论文集》第8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陈寅恪巧用“合二而一”明面是针对郭文，但同时也暗讽了当时哲学界的“合二而一”事件，因为陈寅恪特别提到了“合二而一”的发明者方以智（方密之），显然是针对哲学界当时关于“合二而一”的讨论，如果不针对此事，单纯对郭文，陈寅恪当说“合三为一”，因为郭文中确实是说了“三合”。郭文完成于1961年11月，其时“合二而一”事件尚没有发生，陈寅恪如果不是联想到了当时的“合二而一”事件，何来“今日反欲效方密之之‘合二而一’”一语？郭文与“合二而一”本无关涉，所谓“三合”只是一般行文习惯，陈寅恪针对郭文，不说“合三”，而只说“合二而一”，可谓一箭双雕。陈寅恪的感慨是：“合二而一，亦太奇矣！”

转自《文汇报》2014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