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对于历史中的西南联大师生来说,他们赶上了一个最坏的时代，国家被强敌入侵，他们的青春注定带着战争的硝烟。这是一种苦难。而他们却在苦难中，留下了一笔可贵的联大精神遗产。

时隔七十多年后回看，战争中的西南联大仍然是中国教育的奇迹，不仅诞生了学术思想上的大师，也培养了一批投笔从戎的勇士。只不过，对后一类人来说，他们的人生注定不止一次抗战。

但不管境遇如何，联大人都从未输掉作为一个人，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尊严。

《吾血吾土》：那些渐隐在历史中的脸

○孙小宁

11月1日，远在西南边陲的昆明，举办了庆祝西南联大在昆明建校76年的校庆。这个消息，我是从朋友的微信圈获悉。无论如何，对身处21世纪种种现实事件包裹中的人们来说，这个消息显得有些邈远。况且，发现西南联大这个历史精神矿藏，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惊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值得一说再说。

联大旅行团乘船渡江。图片选自《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一个在战时由几所院校组成的临时学府，经过了颠沛流离的三千里远征，最终落脚于昆明。而它坚持教育的时间，正好与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等长，战乱、饥饿、飞机轰炸是战争中的常态，但却无法扼杀他们自由思想的活力。大师由此孕育，他们的轶闻佳话也由此流传。西南联大无疑已成为传奇，但其传奇的本质，却需要我们在无数有关西南联大的文本中细细甄别与体会。在此之中，易社强先生所著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无疑是其中可靠的文本之一。那里面既记录了西南联大的变迁，也描摹了无数联大人的日常，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即使是在战时，联大人的选择仍然是个体的，并且随时有不同思想主张的撞击。而西南联大的精神遗产正是由这些组成，论其遗产的本质，易社强先生在书尾留下了精辟的一句话：“在艰苦的环境下，保持着最尊贵的思想和精神；在战争和革命的年代，展示出通才教育的适应力，联大为自己在人类的奋斗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当然，联大人让人心生敬意的还不止于思想,他们同时还有行动。“八百学子去从军”，这其实只是一个普泛的说法——很多人认为，数量远不止八百个。在那些奔赴抗日疆场的联大人，不乏穆旦、杜运燮这样著名的诗人。当然，还有一些无名的身影，隐没于历史中。

也许对这些无名人士的想象与书写，只能落到小说家身上。云南作家范稳在完成了他的藏地三部曲后，潜心于云南远征军历史的追寻，他从这个脉络接上了西南联大，塑造了一个就学于西南联大，后来参加远征军，同时又在后面的人生中坎坷求生的普通老兵。无论从学子到老兵，这个故事转折有多大，这仍然是西南联大历史的延续，其人生轨迹，也是联大人诸种命运之一种。

从易社强先生一著中看，联大八年，因为正处战争，的确对该学习还是该从军，有过不小的争论。历史证明，那些仍然能够在战乱中坚持做自己的科学研究、醉心于学术的人，最终都为这个民族乃至人类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那种咏唱着“没有足够的兵器，且拿我们的鲜血去/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的诗句奔向战场的另一群人，同样是我们民族精神命脉能够永续的脊梁。只不过和后来返回北平、天津继续求学的同学相比，这一批人因为这一特殊际遇，后来的人生路，变得更加一言难尽。

范稳的《吾血吾土》中，借助“联大三剑客”的人物塑造，展现了从军者的命运轨迹。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最初的理想志向相似，但走着走着，每个人还是有了不同的选择。廖志弘，是那个时代穆旦式的人物，国难当头，他怀着一颗诗心投笔从戎，最终献身于这场中国人民抵抗外侮的战争中。赵岑，也就是早先的龙忠义（改名为岑，正是在向唐代的边塞诗人致敬）。因缘际会，他在国共两边都抗过日，但最终没有随着一辆大车奔赴延安，后来进到远征军，从此便像有了一个暗黑的印记，必须在后来的审查过关中遮藏掩埋。刘苍壁，曾经的西南联大化学系高材生，在被那辆大车载着奔赴延安后，他一直位居共产党高位。和昔日的同学赵岑，后来成为审查者与被审查者的关系，但晦暗不明的历史中，他一直做的是保护者的角色。这份超常勇气下的肝胆相照，靠的是从年轻时建立起的对良知对正义的信仰。

赵广陵，是书中重中之重塑造的人物。他先后叫做赵迅、赵岑、廖志弘、龙忠义。每个名字，都代表一张身世底牌，一张张翻开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大历史当中的载浮载沉。

易社强著、饶佳荣译 九州出版社出版

杜运燮 张同道编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范稳著 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从当年青春浪漫的学子，到战场上拼杀的战士，再到后来的戏剧导演，以及低到尘埃的木匠，范稳在这个命运曲折的老人身上，还注入了细密的历史信息：西南联大、黄埔军校，作为国统区的重庆，作为解放区的延安。中国之外，有日本；滇西的松山、龙陵战场外，还有远征军曾经战斗行军过的缅甸、印度、野人山……

我们甚至能够感到，这诸多历史重负的叠加，已经让这个人物的面孔，变得模糊起来。无脸似乎成为他的最主要印记，无脸首先是因为，他曾在战场中受伤，失去了一张正常人的脸。无脸更是因为，他必须极力地隐藏，将脸刻意变得模糊。这是一个人在命运的幽谷暗礁中闪转腾挪的生存术，我们不禁感叹，这个远征军老兵的一生，真是经历了不止一次的抗战。

而一个有着知识分子底色的普通老兵，又如何在这历次的“抗战”中突围，范稳给了这位老兵在人生最后重上疆场的一次机会。中日老兵隔着岁月再次在昔日的战场相遇，范稳将之形容为宿命对决。他们之所以还能相逢，是因为各自都还有未完成的使命。就日本老兵来说，他想要取回昔日战友的遗骨，而在赵广陵老人，则是要让这个日本老兵对曾经的罪行忏悔。

这究竟是怎样的对决，范稳在此做的是自己大胆而充满想象的书写。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有幸曾和范稳在他搜集素材阶段一起走过一次滇西。以我在滇西所感受到的氛围，当地的老兵并不愿做这样的面对。日本人就等同于侵略者的这个概念深入骨髓，让他们彼此面对面交谈，莫如让他们拿起枪再拼一战。

但范稳没有做这样的简单表达。他让这场对决，既充满关于战争罪责的激辩，也体现出两个各自经历沧桑的老兵的人生况味。小说的结尾是，赵广陵老人被老鬼子寻找遗骨的行为刺激点醒，全力以赴去到缅甸，寻找失落的战友遗骨。而那位战友，正是当年在战场上被错认成他的，昔日联大学友廖志弘。

范稳所记述的种种，因为有了那次共同的滇西之行，很多都能在细节中找到底片印证。而里面出现的真实人物：闻一多、曾昭伦、穆旦等等，又随时能把人唤回到联大战时的氛围当中。读这样的作品，不能不回望滇西这片土地，这不仅是在消化历史的复杂，也是在让自己的心灵变得阔大坚韧，而富于承受。

当然，它也从另一个意义上提示了西南联大，另一种精神遗产的存在。

联大师生四次从军潮

联大8000学子中1100多人投笔从戎

○范稳

联大师生参军抗战共有四次投军热潮：1937－1938长沙临时大学时期；1941－1942为配合飞虎队和中国远征军两次入缅作战时期；1943－1944为配合印缅战场即滇西反攻时期；1944，蒋介石在战时提出“十万青年十万军”口号时。

从临大开始，联大就规定从军学子保留学籍，教职员工甚至可照发薪水——如果军方有困难的话。临大期间南京失陷，更是掀起从军热潮。清华十级（1938）有八个同学在南下临大报到时，就在南京加入了陆军交通辎重学校，为联大学子从军之首发。他们大都分到陆军200师，国军有名的机械化部队。

马继孔，山东人，清华土木工程系学生，1937年到临大报到后，发起回乡抗战，当时许多人愿意去延安，由邹韬奋介绍。也有人去徐州一战区，阎锡山二战区，马继孔回到家乡组建游击队，后来成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任参谋长。马继孔在1949年后成为云南省委书记。

当时学理工的学子到八路军后多制造地雷炸药，甚至还造出了土火箭，可飞150米。

后来随着美军加入，联大师生都派到美军中服务，军衔自中尉到中校，月薪500元左右，可免修24—32个学分，服务成绩优异者可去国外留学。

大反攻前，国府制定了要培训3000翻译官的计划。一般培训两个月，主要是口语和战场用语练习。除了当译员，还有直接到作战部队的。

孙立人将军在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因此见到联大的翻译官就像见到老校友。他要他们面对美军不卑不亢。

1944年，在蒋介石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下学校开始应征青年远征军，即青年军。对象都是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学生。但联大首次报名并不踊跃。尽管教授们梅贻琦、冯友兰、闻一多都做了动员报告。

联大参加青年军的都被送到印度蓝姆加当汽车兵。他们甚至还在军营中成立“天声社”，但被强令解散，他们所在的汽车团被称为“民主团”，这些年轻人后来都是滇缅公路上的汽车兵。

在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中，有一个诗人特别值得一提，他就是穆旦。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铮，著名诗人、翻译家。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省海宁市袁花镇。曾用笔名梁真，与著名作家金庸（查良镛）为同族的叔伯兄弟，皆属“良”字辈。20世纪80年代之后，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其为现代诗歌第一人。那时他已经是联大的留校教师，却主动报名参加了远征军，在杜聿明的第五军军部供职。他参加了后来的野人山大撤退，九死一生。抗战胜利后，写出诗作中的名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的白骨》。

创作了大量抗战诗歌并也从军的诗人穆旦

穆旦1940年毕业留校当助教，42年参加远征军，过野人山到印度雷多。时年24岁。在野人山，穆旦所在的第五军“因为森林遮天蔽日，听得到来空投的飞机，但却见不到飞机。”“前卫团留下的尸体白骨一路不断。帐篷里死亡的官兵尸体整整齐齐，先死后死的官兵死人排队”。穆旦回国后不跟文友们讲这些经历，只讲对大自然的恐惧、雨、森林之诡异。“他给死去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才捡回一条命。一路白骨是因为野人山蚂蚁蚂蝗肆虐，人一死即刻被啃吃一空。数小时之内人即为一个骨架了。

上世纪40年代在联大出现中国的现代主义，超越了新月派。联大师生们视“新月派”为“缺乏灵魂的后浪漫主义”，学生们更随联大的英籍教授燕卜荪争相阅读、效仿英国诗人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和奥登的《西班牙》等现代主义诗歌，仅有的几本诗作被视为珍宝，影响最深并走在前列的是穆旦和王佐良。奥登是英国著名诗人，曾去参加西班牙内战，穆旦可能受其影响而参加了远征军。他崇拜过奥登。

联大从军学子牺牲最多的是参加空军的，地面作战牺牲最有代表性的是外文系诗人缪弘。缪弘有诗《血的灌溉》：“没有足够的兵器，且拿我们的鲜血去；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热血，是我们唯一的剩余。”“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你，我，谁都不曾忘记。”他参加的是美军战略情报处组建的中美特种部队，在湖南芷江的一次攻击作战中牺牲，用鲜血印证了自己的诗。时为1945年7月！抗战马上就要胜利了。他是一个真诗人，也是诗人既苦难悲壮又浪漫激情的命运写照。书剑相逢、剑胆琴心，上马杀贼，下马写诗。

自有联大以来共求学8000学子，参军抗日的有1100多人，每100人中有14人投笔从戎。

这种大动荡、大时代中的学子，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时代如何铸造了他们的气质、性格、涵养，乃至英雄情怀。作为一个作家，我希望能够追寻这些人的足迹，寻找他们在战火中的青春身影。（本文为范稳在北师大讲座之节选）

转自《北京晚报》2014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