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俞润民

1928年父亲俞平伯应聘到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授。那时我家住在北京东城，父亲去清华教课就要至青年会乘学校的班车，很不方便，就带着我们于1930年秋迁至清华南院七号宿舍。清华南院是由十几所小住宅围成的，中间空地是个网球场，环境很清静，和城内的四合院房屋大不相同。当时我只八岁，它给我的印象很深。

初至清华园时，我上小学三年级，我的学校名“成志小学”，是清华大学为学校教职员的子女设立的。学校就在清华园内。小学校很小，学生也不过约二三十人，所以学校就将一、二年级，三、四年级和五、六年级分成三个班，每位老师同时教两个年级。这办法也很不错，因学校学生少，所以不论是哪个年级的学生，互相都认识，也较熟悉。当初上过成志小学的同学，现在有不少已成为世界上的知名学者了，也许就是因此，成志小学虽已没有学生了，但校舍仍保持原貌。

我上小学年代是1930-1934年，距今已有六十多年了，许多往事已经无法回忆，可是却有一些小事至今仍记忆犹新。儿时往事本来就值得回忆，清华校园的童年往事更令人珍惜。

我每天上学都要先经过一条小河，河并不大，但终年流水潺潺，每当春天，河岸杨柳发芽，景色很好，我那时不会写诗，而父亲却曾写有一诗，题名《清华早春》，诗云：

余寒疏雪杏花丛，三月燕郊尚有风。

随意明眸芳草绿，春痕一点小桥东。

这首诗就是描写南院门前小河的景色。

经过小桥，就是清华园大门了，再西行不远就是成志小学。记得我上小学时，功课只是平平，到了六年级将毕业时，我们班上只有两人，我名列第二，这真是和世间流传的小笑话雷同了。

上图画课，有一次老师出的画题是一首唐诗“松下问童子……”那时我哪里能画这样意境深远的画呢！见题后茫然不知所措，可是真有同学按诗意就画出一张很好的画来，不知为何，此事我记得很清楚。

在班上，有一次老师让我上台讲故事，这是我第一次在台上向大家讲，心里非常紧张。那天父亲也来听，他在日记中有一小段记载：“上午有课，下午至成志小学看润民讲故事，神气尚好，只是说得太快。”可见我当时紧张的情态。

小学的毕业典礼，大家要唱歌送别。这首歌词和曲调，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其歌词是：“榴红吐艳，柳碧垂丝，现诸君毕业正当时，看那些花儿草儿，也为人伤心别离……”歌子委婉动听，至今难忘。这样就结束了我的小学生活。

清华大学只附设小学，没有初中，所以我就在燕大附属初中上学，由清华园来此上学的还有熊秉明，我们一同在初中同学三年，每天骑自行车同路往返。下学后，主要活动仍是在清华园内。自日本侵入我国东北三省、九一八事变以后，清华大学抗日气氛很浓，在大礼堂时常有抗日话剧演出。我最爱看曹禺先生（他当时是清华的学生，名万家宝）演的话剧，至今仍留有印象。

我父亲那时也是充满爱国忧国之心，他说：“今日之事，人人皆当毅然以救国自任。”他还写了一篇《贡献给今日的青年》刊登在《中学生》第二十一期。他号召青年要“信自己的力量；信中国是可救，是应救的；信我们是可以救中国，我们是应当救中国的”。

父亲在清华大学任教时，讲授《清真词》和“词”习作课，此外还讲授小说和戏曲。他认为词、曲有相同之处，它们都是乐府的支流，与昆曲也有联系，所以他就联合一些同好者，研究昆曲。参加者很多都是清华名人，如朱自清先生夫妇、浦江清先生、汪健君先生和谭季龙先生等。也有清华中文系学生华粹深等多人。后渐渐就组成了曲社，因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华北势力很大，他们就将曲社定名“谷音社”。是取“空谷足音”之意，也是针对当时的时局而言。“谷音社”社员由原来十余人发展到三十多人，还在清华工字厅举行过几次曲集。在清华校园中也有一定的影响。

父亲住在清华南院时和陈寅恪、朱自清、浦江清、杨振声等教授经常来往。朱自清先生曾住在南院的单身宿舍，距我家很近，因系单身一人，饭食不方便，父亲就请朱自清先生每天来我家共餐，朱先生一定要付伙食费，父亲当然不肯收，朱自清先生一定要付，最后只好收下，而暗中却又把这钱全部用在给朱先生添加伙食上。朱先生后来渐渐地察觉了丰盛的饭菜是专门为他做的。饭费本是一件小事，根本不值得一提，但是抗战以后，父亲因亲老而留在北京，他坚不与日伪政权合作，高风亮节为世人所重。朱自清先生自昆明寄《怀平伯》三首七律，是很有名的，久为人传诵。其中第二首有句云：“西郭移居邻有德，南国共食水相忘。”就是说在南院与我家共饭的事。

第三首有句云“庭空三径掩莓苔”和“引领朔风知劲草”，都是对我父亲的鼓励和关怀。

1935年清华大学在南院宿舍之南，新建了一片宿舍，称之为新南院。房屋较好，屋前都有一大片空地，用矮松树围起。我家也就迁至新南院四号。母亲喜爱园艺，她在门前种了玫瑰和月季花，前面空地就种了一大片花生。后院则种了草莓。还未等太熟我就常去摘食。那时我正读初中，闲暇之时，常骑自行车在清华园内各处游玩。我喜欢清华园的幽雅宁静。

1936年，我国首次参加奥运会，由清华大学马约翰教授任主教练。集训队就设在清华大学。在操场上常常有运动员练习，我有空闲就要去观看。记得撑竿跳名将姓符，只有他一人在柏林奥运会上得到决赛权，虽然未能进入前三名，但也算是为国增光了，因为这是我国参加奥运会的开始。

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占领北京，清华大学南迁。以后抗战胜利，清华大学又迁回来。但我也没有机会再去。直至1950年，那时我已大学毕业在天津工作，新婚后，偕妻陈煦回北京省亲，同去清华园访旧。行至清华园大门，门卫老校工还认识我，看见我，他就说：“你不是俞大头吗？”童年时的外号为新婚之妻所知，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但是，确又使我感到非常亲切，似乎又回到了我的童年。我们还一同去看成志小学，虽然已无学生，但校舍仍在，连外观都没有改变，“成志小学”四个字仍然在门上。我给陈煦讲一些往事。小学旁的小土山是我昔年常去玩耍的地方。我们又去看南院和新南院旧居。可惜经过日本人八年的占领，已不是当年的气氛了。

我在清华园内共住七年，时间不算长，但童年往事至今仍留下美好印象。

转自 光明网 2014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