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孟凡茂（1979 自动化）

唐国安(1858年10月27日—1913年8月22日)，字国禄，号介臣。英文名为Tong Kwo On、Tong Kwoh Oon、Tong Kai-son等。按“介臣”粤语发音的英文名Tong Kai-son曾被转译为“开生”、“开森”、“介生”、“介民”等，实际上均指“介臣”。广东省香山县唐家湾鸡山村（今属珠海市唐家镇）人。

1858年10月27日（咸丰八年九月二十一日）生于家乡，父亲唐涛福，业农。

幼年在家乡读私塾。

1868年（同治七年） 10岁

容闳给清政府的条陈说：“政府宜派颍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备人才。遣派之法，初次可以选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实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

1871年（同治十年） 13岁

8月，曾国藩李鸿章就遣派幼童留学生事联合上奏，提出具体章程，其中包括：在上海设留学出洋局，派专人负责，挑选出洋幼童先在该局进行训练，准备出国。幼童年龄在十二、三岁左右，计划先派120名，分四年派出，留学期限15年。

9月9日，清政府批准《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

本年出洋预备学校在上海设立。第一年留美幼童在学校接受半年左右的培训，学习一些简单的英文、中文以及基础知识。以后各生接受一年的培训，学校管理极其严格。

1972年（同治十一年） 14岁

2月 曾国藩和李鸿章会同上奏《幼童留洋肄业事宜折》，确定了出洋局的负责人，陈兰彬任委员，容闳任副委员。

8月11日，农历七月初八。第一批年龄在10岁到15岁的少年，在上海登船出发，目的港是旧金山。其中有詹天佑12岁、梁敦彦15岁。

留美幼童的家长须与清政府签订具结文书，詹天佑的父亲詹兴洪照章具结的全文是：　

具结人：詹兴洪

今与具结事，兹有子天佑情愿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机艺，回来之日，听从中国派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结是实。

童男，詹天佑，年十二岁，身中面圆白，徽州婺源县人氏。曾祖文贤，祖世鸾，父兴洪。

同治年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詹兴洪亲笔画押　

1873年（同治十二年） 15岁

族叔唐廷枢与容闳为香港玛礼逊书院（原设于澳门）同学，对于容闳的幼童留美计划，唐廷枢给予大力支持，举荐同族子侄多人前往，其中就有唐国安。

第二批留美幼童生出国前在轮船招商总局大门外合影。第一排右二为唐国安

5月2日

《申报》刊登《同治十二年二批送出洋肄业官生姓名》

6月12日

作为第二批幼童生，唐国安赴美留学。

先入康涅狄格州的寄宿家庭里接受了家庭式的小学教育。

继入麻塞诸塞州春田市（Springfield， MA）北安普顿（Northampton）中学，并被安置A•S•麦克林夫人家里。

大约在1870年代后期，唐国安、容揆等留美幼童组织了一个“促进更多中国人信奉基督教学会”（拉丁文名字：“Societas Condita Causa Augendarum Rerum Chinensium Christiana”，简称“S.C.”）,宗旨是“将来回到中国，把福音带给同胞，引领他们走上永久和平康乐之道。”

1879年（光绪五年）21岁

唐国安于北安普顿中学毕业，代表是届毕业生致告别辞。

入菲利浦斯埃克塞特中学（Philips Exeter Academy）读了一年预科。

年底，经陈兰彬推荐，吴子登被任命为留学事务局第四任监督。

1880年（光绪六年）22岁

唐国安入耶鲁大学学习法律专业。在大一，他因拉丁文作文，获得伯克利二等奖学金。

12月，吴子登向陈兰彬提出要求裁撤留学事务局。

1881年（光绪七年） 23岁

5月16日李鸿章致电陈兰彬，令选择二十名“颖悟纯静，尚未入大书院”的幼童，立刻到各处电报馆学习电学，准备两个月后回国供差，为刚刚开通的天津至上海电报线工程工作。

6月8日总理衙门奏：臣等查该学生以童稚之年，远适异国，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若如陈兰彬所称，是以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已大失该局之初心。四月二十六日，李鸿章来咨，现调出洋学生二十名赴沪听候分派，是亦不撤而撤之意。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相应饬下南北洋大臣，趁各局用人之际，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是日奉上谕：依议，钦此。这四个字，终结了幼童留美计划。　

6月29日，李鸿章《复吴子登》云：“总署已奏准全撤，俟奉到行知照办。电报学生可令先回。执事须将局内经手公务了清，方能起程回国。”

8月21日—9月26日 留美幼童分批撤离美国。

11月 美国驻天津前任署理领事毕德格（W.N.Pethick）和在天津行医的英国医生马根济（J.K.Mackenzie）向李鸿章建议设立医学馆，为陆海军培养医官。医学馆学制三年，第一届招八人，以后每届招四人，并拟定《医学馆章程》和预算。

12月12日，天津医学馆开业，招从由美回国的第二、三批学生内挑选八人，交该医学馆习业,学成者核给考取官凭，以便分派军营战舰委用。

唐国安等八人入医学馆，为医学馆第一批学生。

1883年（光绪九年） 25岁

3月因母亲生病，唐国安请假回家乡探亲，未能如期返津，从而脱离学籍。之后，去宁波、镇江等地谋生。

1884年（光绪十年） 26岁

唐国安与一香港女士结婚。（婚后多年无子，收养侄子唐宝森）。

容揆撰写 Recollections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中国幼童出洋肄业局的回忆》）

1885年（光绪十一年） 27岁

9月 唐国安进入美商旗昌洋行任翻译。11月被公司派往天津，参与为李鸿章采购外国军火的业务。由于唐国安的幼童留美身份，按章程照规定，“出洋肄业各生，不准在华洋自谋别业”，有违规定。因而唐国安向医学馆捐银二千两，并请美国外交官毕德格做书面担保，以及族叔兼出国留学担保人唐廷枢的疏通，李鸿章以唐国安属借给旗昌作翻译，批复“俟旗昌原订期满，仍饬恪遵中国差遣，以付定章，不得违误。”

1888年（光绪十四年）30岁

2月 The Chinese Times（《中国时报》）刊登唐国安撰写的 History and Outcome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中国幼童出洋肄业局的历史和成就》）。

清华学校校医博尔特于1914年2月发表的《北京清华学校》一文中曾引用唐国安对留美幼童所遭受种种责难的总结：“这些儿童深受在美国宪法精神的熏染，他们忘记了对皇帝的效忠和对国家的责任；他们接受了美国的文化风俗、处世态度、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由于接受了共和体制的教育和训练，他们头脑中塞满了激进的甚至要颠覆传统的观念，内心积淀了盲目而偏颇的情绪。在他们的心田里已经埋下了破坏和反抗的种子。他们拒绝孔圣人的教诲，沉溺于异域的信仰。他们轻慢官员，藐视政府。最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渴望融入美国社会并作为美国公民结婚和定居。”

【唐国安此文由唐越先生翻译，题目为《游美始末与收获》，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一期 第1—7页。】

1890至1898年期间，

唐国安担任开平矿务局的英语秘书和总经理助理，该矿是在近代洋务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李鸿章的支援下所创办，其族叔唐廷枢曾任总办多年。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41岁

唐国安奉调前往辽宁，担任北洋铁路营口局总管。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 42岁

义和团运动爆发，唐国安被迫到南方躲避期间，投身于香港商业界。

唐国安协助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负责人弗莱彻•布洛克曼（Fletcher Brockman）建立了香港基督教青年会，并担任董事会主席。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 43岁

9月7日 清政府代表奕劻、李鸿章与俄、德、英、法等11国家的代表在北京签订和约，即《辛丑条约》，共12款，附件19件。条约中第六款规定，中国向列强14个国家共赔款本金4.5亿两关平银，年息四厘（4%），39年还清，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此项赔款因庚子事变引起，遂被称为庚子赔款。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 44岁

基督教中国青年会在上海创办《上海青年》周刊，中英文合刊。主持人彦惠庆、黄佑庭、唐国安。

6月14日，列强各国就如何分配《辛丑条约》所规定的赔款达成协议，美国分得赔款总数的7.32%，共32,939,055两海关银，按1901年汇率合24,440,778.81美元。1906年12月15日中国将按此美元数的赔款保票（债据）交与美国。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 45岁

唐国安住在上海，担任粤汉铁路局的财物总监，还在上海青年会担任财物和管委会成员，并且从事写作和文字编辑工作。1907年春天，唐国安当选为第五届全国青年会管委会的成员。

1904年（光绪三十年） 46岁

12月5日 驻美公使梁诚按外务部指示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交涉以银为准偿付庚款问题时，海约翰首次对梁诚承认，“庚子赔款原属过多”。梁诚遂提议，“各国若将赔款核减，于我财政殊有裨益，贵国如能倡首，义声所播，兴起闻风矣”。海约翰赞同梁诚的提议，并表示尽力办成。本日梁诚给外务部发电报报告：“诚讽以减收偿款。外部语意虽缓，办冀可成，较之金亏，所省尤巨。”并写专函汇报与海约翰会谈的详细情况。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 47岁

4月8日 驻美公使梁诚给外务部函：“兹查此项赔款，除美国商民教士应领各款外，实溢美金二千二百万。自海约翰代陈鄙意，倡议减收，又经诚运动劝说，近来上流议论已幡然改变，……观此机兆，似可图成。”并建议，“似宜声告美国政府，请将此项赔款归回，以为广设学堂遣派游学之用，在美廷既喜得归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在我国以已出之资财，造无穷之才俊，利益损益已适相反。”此函梁诚提出把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用于兴办学堂和派送留学生。

7月1日，寰球中国学生会（World Chinese Students' Federation）成立。同日《申报》刊登的《组织寰球中国学生会之发起大意》告示天下：“甲、欲求中国之进步宜设，一教育部以改良中国之教育方法；二翻译部以输进泰西新智识；三印刷部以印所翻书籍并刊学报；四待聘部以供给祖国延聘成材之士。乙、扶助学生，一本会以联络寰球各处学生声气为目的；二在外国留学卒业而回或在本国学堂卒业之生，本会为之访求职业；三会中各友必须彼此调引竭力扶助；四本会招待来往学生；五本会资助留学生出洋留学。丙、本会宗旨不涉政治，专求教育之进步及朋友察摩之实益。”首届会长为李登辉，副会长吴怀疚、熊子英，设事务部、经济部，学务部等机构，唐国安任事务部干事。

8月 唐国安在China's Young Men （中国青年会刊物）发表 The Christian Experiences of the Students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S.（中国留美幼童的基督教体验）。

唐国安在The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世界传教士评论》）发表 Obstacals to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基督教在中国传播之种种障碍)。

8月23日《南方报》（South China Daily Journal）创刊，是一份“中西合璧”的报纸，有中文和英文两个版，直到1908年2月1日停刊，历时两年半。《南方报》（英文版）前后有过三位主编：颜惠庆，唐国安，曾子安。

颜惠庆（1900年毕业于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在其回忆录中这样说：“大约在1905年，《南方报》开始设一页英文版，我和唐国安同意担任编辑，我们的工作并不繁重，英文专版的内容仅包括有简短的社论，一些电讯稿和新闻报导。然而，它却引起了英文读者的关注，产生的影响远非始料所及。专页载文对很多中外交涉事件进行了有力的批评。”除对来稿进行编辑外，还翻译有关文章和消息，每期配一篇社评或译评，分别由二人轮流撰写或翻译。1906年暑期颜惠庆奉调进京，由唐国安单独负责英文主编。

9月15日 唐国安写给盛宣怀一封信，从中可知唐国安即将到盛宣怀掌控的铁路总公司任翻译。此前唐国安在上海粤汉铁路公司负责财务工作，因美国人控制的合兴公司决定关闭上海粤汉铁路公司，唐国安要把粤汉铁路账目交代完毕后，才能到铁路总公司任职。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48岁

6月，寰球中国学生会在上海创办《寰球中国学生报》，双月刊，中英文对照，由李登辉、严复、曾子安和唐国安任主编。

唐国安担任寰球中国学生会董事和副会长，发表《劝告中国留学生》一文，疾呼救亡图存。

唐国安加入上海"天足会"，任董事，极力反对妇女缠足。

在上海期间，唐国安曾在圣约翰大学（Saint John's University）任教。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49岁

6月15日 中国驻美公使梁诚收到美国国务卿鲁特的外交照会，照会称：“美国派得24,440,778.81美元，至本年1907年6月止，承贵国交还本利共计6,010,931.91美元。当赔款之初定也，美国政府本已定意，俟赔恤各项呈报齐全，军费支用核算明白，即於合宜之时，将派定数目更正，除本国政府国民应得之数外，所有溢数愿请中国毋庸担任，以表真实之睦谊，兹准有关赔款之行政各部，将各项核计改正。本大臣奉总统谕，为实行更正起见，俟下期国会饬令授权，将与中国所订赔款办法，会同更正，仅照收11,655,492.69美元，仍按原定利息计算，其余原定所开之数，概行减免，毋庸贵国担任付给。”

7月10日 唐国安奉调离沪赴京。任外务部司员兼京奉铁道事，后升任候补主事。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50岁

在外务部供职，曾任外务部尚书袁世凯的翻译或秘书。

5月25日 美国众、参两院联合议决通过《豁免中国部分赔款》法令，规定中国“应付款总数，将限定为13,655,492.69美元，利息按规定4％年率计算。” “美国有权获得的赔款的差额，可作为一项友好举动予以豁免。赔款支付及豁免的批数及方式，按总统认为恰当的办法安排。”据此，美国原分得的庚子赔款24,440,778.81美元减为13,655,492.69美元，超额退款为10,785,286.12美元。

6月14日《纽约时报》刊登托马斯•密勒采访清政府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的通讯，其中说。“我接到一封官函，说袁阁下同意在他的官邸接受采访。我到了那里后，被领进客厅。这个客厅是欧洲风格的装饰，正像大多数清国高层人士的住宅那样。我知道袁不会讲西方语言，正在纳闷谁来充当我们之间的翻译呢？但很快，随我之后进来了一位清国人，我一时没认出他是谁，后才发现他是童凯生(译音，Tong Kai-son)先生。童188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我最近一次见到他时，他身着西装在给《南华日报》当期刊编辑。《南华日报》在上海发行，是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当我问到他衣着的变化时，童先生笑着说：‘是啊，你知道，北京可不像上海那么开化，这里的人们总是比较保守一些。’”

文中“童凯生”应译为唐介臣，即唐国安。

6月28日，美国《纽约时报》则以《中国谋新图变》（CHINA CHANGING AND STRUGGLING FOR REFORM）为题，用大半版的篇幅报道了当时的局势，并分析了政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而报中有唐国安肖像照片，文字注为袁世凯秘书（Tong Kai-son ,(Yale, 1884 ,）Secretary to Yuan Shih-kai)。

7月14日清政府外务部照会美国公使柔克义，明确表示：“中国政府乘此机会愿表明实感美国之友谊，且念近年贵国大伯理玺天德（总统）提倡中国学生来美分授高等教育，此事征之往事，入美国学堂结果甚善，而裨益中国者良非浅鲜。中国政府现拟每年遣送多数学生至美就学。”照会的附件是由外务部总理大臣庆亲王、会办大臣那桐、尚书袁世凯及联芳和梁敦彦署名的兴学初步计划。这个计划规定自开始退还赔款之年起，中国政府于头4年每年遣送100名，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选派50名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直至该项退款用毕为止。 10月31日 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致信美国国务卿鲁特。该信附有清政府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签署的《派遣游美学生规程（草案）》的英文稿。信中说，该规程在制定过程中听取了柔克义的意见，如果退款计划在1909年1月实施，1909年秋就将有中国留学生进入美国大学。《派遣游美学生规程（草案）》共八章，总则规定，外务部负责创办培训学校，学部负责对学生的考试，外务部和美国公使馆联合负责选拔留学生和确定在美就读学校。总目标规定，派出的留学生中有80%专修工业技术、农学、机械工程、采矿、物理及化学、铁路工程、建筑、银行、铁路管理以及类似学科，另外20%专修法律及政治学。草案规定了留学生的资格，中英文程度，选拔方法等。草案要求外务部负责创办一所留美培训学校，用于对所选学生进行为期半年到一年的培训。草案还规定了在美国大城市设立留美监督处及驻美学生监督的选派和职责。 12月28日美国总统签署关于退款的实施法令，赔款退还从1909年1月1日开始，到1940年结束，每年退还48万至138万美元不等。退款用于帮助中国发展教育事业，资助赴美留学。

9 月 27 日 梁敦彦奉谕与贝勒毓朗前往厦门，迎接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来访。其后，梁敦彦携外务部司员唐国安作为译员随同前往厦门，筹备欢迎美国军舰访问。在厦门期间，唐国安听到当地菲律宾华侨代表对入菲境备受刁难的申诉，如入境需做眼睛检查，通不过者被逐回，致使路费付诸东流；又如，华侨回国探亲，规定期限甚短，致使许多人逾期，签证被吊销。唐国安随即带领华侨代表向毓朗禀告；次日，又陪毓朗去鼓浪屿向美领事进行交涉。

1909年 (宣统元年) 51岁

2月，唐国安奉命出席由中美两国发起、在上海召开的、有13国代表参加的首届“万国禁烟会议”(International Opium Conference)，任中国政府代表团“专员”（正代表）。两江总督端方为代表团团长，另有外务部“左丞参上行走”刘玉麟等四人为专员。会议期间计开过14次会。唐国安凭借其丰富的学识、经验和娴熟的英语，在会上回答英国代表的提问，评驳荷兰代表的提案，阐述医学在禁烟中的功能，还代表中国代表团向大会递交四个提案。在最后一天会上用英语发表长篇禁烟演说（译文见附录），表达中国政府“要铲除鸦片祸害”的决心，反映“我们中国人民有一种深切而普遍的愿望，希望她（指中国）能列入现代化国家行列，取得自己的位置。”这篇演说被舆论界评为“一篇有说服力的演讲”（申报语），“一份杰出的、逻辑性很强的报告”（字林西报语）。7月24日，美国《春田共和报》（Springfield Republican）以《中国与鸦片问题》为题刊发了唐国安演说的部分内容，文章的副题是“北安普顿中学毕业生阐述其同胞的苦难”（全文见附录） 10月12日英国《泰晤士报》（TIMES），刊登一篇题目为《The Opium Commision》（《禁烟宣言》）的文章，报道了首届万国禁烟大会的会议内容及各国在会议上所表达的禁烟思想。文章中特别提及唐国安所做的的英文演讲，称作为中国代表团专员之一的唐国安用极好的英语发表演说。《泰晤士报》的报道说，唐国安在演讲中，阐述了表达中国政府对禁止鸦片烟毒的严正立场。指出中国的鸦片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同时强调争取国际合作的必要性。指出禁烟力量的源泉在人民，要求取消列强对华不平等条约有碍禁烟的规定。呼吁中西伦理携手，共对烟毒。清华1911届学生、资深外交家刘师舜50年后回忆说：当年学校在工字厅举行英文演讲比赛，他就用这篇“唐故校长的演说”登台参赛并得了奖。

3月20日 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照会外务部，催促清政府尽快选拔留美学生，指出第一批赴美留学之期将至，美国方面已为接收中国留学生做好准备。“外部（国务卿）愿中国速选学生，筹备一切，迅来美国就学为盼”。

4月17日 江苏浙江教育总会向学部呈文，请明定选派学生章程。该呈文称：“此项学生必须慎择品性优良、国文素有根柢，已合中学堂毕业程度，而赴美以后无须补习外国文字者，方为适宜”。“此次选派学生，固亦分习专门，似尤当重实科，以为富国之基本”。

7月10日清宣统皇帝批准外务部、学部《为收还美国赔款遣派学生赴美，谨拟办法大纲》的奏折。奏折称：“惟是此次遣派游学，非第酬答与国之情，实兼推广育材之计，造端必期宏大，始足动寰宇之观瞻；规划必极精详，庶可收树人之功效。” “拟在京师设立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学部派员管理，综司考选学生、遣送出洋、调查稽核一切事宜。并附设肄业馆一所，选取学生入馆试验，择其学行优美，资性纯笃者，随时送往美国肄业。”“至于学生名额，自应按照各省赔款数目分匀摊给，以示平允。”

同折附《遣派游美学生办法大纲》，此《大纲》规定：“设游美学务处”，“并与美国公使所派人员商榷一切”；“在京城外择清旷地方，建肄业馆一所”，“约容学生300名”，“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所取学生拟分两格”：第一格学生100名，年龄在20岁以下，第二格学生200名，年龄在15岁以下。《大纲》还规定了津贴在美自费生办法，针对“在大学正班肄业实业第二年班以上，功课实有成绩，境况实在困苦者”，“至多者每年五百美金，至少者一百美金”；以及“专设驻美监督”等。

7月17日外务部下拨经费，作为办理庚款留美事务的专设机构——游美学务处开始办公。依照奏折规定，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和学部共同负责。开办之初，在人选及组织构成上，外务部主张设总办一人，会办二人，但学部的管部大臣张之洞却另有想法。8月8日张之洞为游美学务处官员设置事致函外务部：“游美学务处派周参议为总办，由两部会同札派各节办法，均极允当。惟事关两部，似以各派总办一人察承两衙门堂官会同办理此事，较为灵捷。前在枢廷已与那中堂商妥，贵部派周参议，敝衙门派杨郎中熊祥。现拟仍照前议，派总办二员，即如尊议，由两部会同札派，仍请贵部主稿，以便早日派定，及时开办。既派总办二员，自无庸再派会办，拟改设为书记官或文案二员，专司办理华洋文牍，即由两衙门各派一员分司其事。总期通力合作，以济要公。即请执事裁定示复。”从上信知，外务部会办大臣那桐和学部管部大臣张之洞已达成一致意见，两部各派一人，均为总办，不设会办。两部各派一人都任总办之议自然给外务部具体负责官员出了个难题，但外务部也有办法。次日，8月9日外务部复函张之洞，称“拟改派本部后补主事唐国安为总办，与学部所派杨郎中商同办理一切”。外务部派从六品的候补主事与学部正五品的郎中同任总办，应该让张之洞大为恼火，但此举让张之洞没有再坚持两部各派一总办的意见。8月25日，外务部左参议周自齐兼任学部丞参上行走，同属外、学两部的官员。两部会同札派周自齐主持游美学务处事务。此前，8月24日外务部已收到学部派员外郎范源濂任游美学务处会办的公函：“游美学务处会办一差，本部业经派定范员外郎源濂充当，用特函达贵部即希察照，至贵部派定何人亦希知照为荷。”为此，8月25日外务部发出致学部文，决定派候补主事唐国安任游美学务处会办。文称：“案查本部会同贵部设立游美学务处，专办按年遣派学生赴美留学一切事宜，应由本部遴选会办一员，以资襄助。兹查有候补主事唐国安，精通西学，堪以委派该处帮办。”至此，游美学务处一总办、二会办人选派定。

8月26—31日 此期间为第一次直接留美学生考试报名日期，要求考生必须本人亲笔填写，并于册内粘贴相片，听候定期考试。在京报名和各省咨送考生共630余人。

9月2日，游美学务处向外务部上《为报学务处开办情形及刊刻关防致外务部呈文》，报告了学务处已经租赁东城侯位胡同一所民房开始办公，并申请刊刻“奏设游美学务处之关防”一枚。呈文另附《游美学务处的暂行章程》，该章程包括总纲、学堂及驻美监督之关系、办事人员、办公规则、经费、簿册文件等条款，阐明了游美学务处的性质、地位、职责权限，介绍了它的机构设置、人员组成及工作办法等。《暂行章程》明确：“游美学务处系奉外务部、学部奏准设立。”“本处秉承外务部、学部堂官命令，选任游美预备学堂监督，堂中管理教授一切事务悉委任之，仍随时由本处认真稽核。”“本处秉承外务部、学部堂官命令，选任驻美监督，凡分送学生入校、指定学科、支领费用、考察学行等事，均应责成监督报告，随时认真稽核，务使在美学生情形不至隔阂。”对于簿册管理可谓细致入微，“本处应备收发文件簿、逐日记事簿、收支款目簿、预算表册、日用账簿、学生履历册、考试题目簿、考试等第册、美国学堂调查表册等件，以资稽考。”

关于人员构成，《暂行章程》规定，“总办一员，由外务部、学部会同选派”。“会办二员，由外务部、学部各派一员。”“总办秉承外务部学部堂官命令，偕同会办选任各员并督率办理本处所司之事。会办会同总办各就所长，督率各员分任本处事务。”除总、会办三人外，另选庶务长一人、中文案二人、英文文案二人、庶务员四人、书记生六人。另雇用勤杂人员七人。呈文还附《游美学务处人员衔名薪水清单》：“总办：外务部署左丞兼学部丞参上行走周自齐，每月薪水二百五十两（支半薪）。会办外务部候补主事唐国安，每月薪水四百两；学部员外郎范源濂，每月薪水二百两（支半薪）。”由此可知，唐国安为全职；周自齐和范源濂属兼职。

1909年9月唐国安参与主持第一次选拔留美生的考试，考试于9月4日～11日在学部考棚（今宣武门内教育街）举行，分初试和复试。9月4日考国文，5日考英文；9月8日，放初榜，录取68人。9月9日-11日考代数、几何、物理、化学、法文、德文、美国史、英国史、罗马史等十余科。本次选拔留美生考试录取程义法、金涛、梅贻琦、胡刚复等47名，这批学生选定后，外学两部决定委派游美学务处会办唐国安护送赴美，行前为在上海制备行装，每名学生整装费银洋250元。

10月12日 第一批直接留美生由由学务处会办唐国安、英文文案唐彝护送自上海启程赴美。

11月13日第一批留美学生47名，由游美学务处唐国安、唐孟伦（任游美学务处英文文案）护送，“安抵美京”。其后，唐国安继续率诸生往斯普林菲尔德分人各埠学校。学生们到达美国之时，“适值该地学校学期业已过半”，同时，这些学生的程度不一，因而“势难概受同等教育”。为了安排好这批学生，唐国安与游美学生监督容撰认真会商，根据各个学生的不同情况，分别做了不同的安排。决定“选送学生金涛入科乃鲁大学，魏文彬入安穆士德大学。”其余学生则先入补习学校。第二年其余45名学生皆进人大学或专门学校正规班肄业。

1910年(宣统二年) 52岁

2月 游美学务处会办唐国安升任外务部考工司主事。

3月11日 外务部、学部会同上呈《奏为详陈第一次遣派学生到美情形》，奏折称，唐国安护送学生于“十月初一日安抵美京。”适值该地学校学期过半，且各生程度不一，其优者宜直入大学，其次者皆及时预备。学生金涛等分别送入科乃鲁各大学暨罗兰士各高等学校。诸生皆安心向学。

同日，外务部向朝廷奏报，增派学部员外郎范源濂、外务部主事唐国安为游美学务处会办；驻美使署参赞容揆为驻美学生监督，并获朝廷的正式任命。由于学务处总办周自齐和会办范源濂在部中均任重要职务，游美学务处工作主要由唐国安负责。本年计划游美肄业馆开学，选拔考试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教师的招聘、肄业馆建设等均须会办唐国安等学务处工作人员具体操办。

3月21日为考选留美学生及各省提学使考选留美学生办法事，游美学务处呈文外务部。呈文称除照上年招考第一格考生外，本届招考第二格学生。为使各省在京子弟也能应考，拟采用变通办法。“一面在京招考，一面由提学使考选送京复试。”另外，肄业馆学额扩充至400名。“本年考取诸生拟一律先令入馆，视其学力高下编归高等、初等两科，分班教授。入馆三个月后，举行甄别，除择取学行尤为优美者遣派游学外，其有实难造就者，则令退学，考试及格者，仍行留馆，以宏作育。”

在呈文所附《考选留美学生及各省提学使考送留美学生办法》中规定，第二格学生300名。各省按所缴庚款数额确定考生名额共184名，余116名作为在京招考的名额。考送留美学生办法要求，各省提学使考取送京复试之学生，其名册、试卷、相片等件，统于本年6月21日以前咨到本处。若交通不便之省分，不能如期送到者，可先将考取学生姓名先行电咨，总期不误期限。

4月 游美学务处总办周自齐聘任胡敦复（1909年7月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数学系，理学学士）为游美学务处教务提调，负责游美肄业馆的招生和教学工作。随后，陆续聘本国教员20人。同时，对于美国教师的聘任，唐国安建议委托美国基督教青年会负责。

清华学校校医博尔特1914年2月发表的《北京清华学校》说：“该校选聘美国教师的方式足可称道，因为学务处负责人对一位信仰基督教理念和原则的人颇为信任。在认真考虑了唐国安的建议之后，他们决定委托约翰• 墨特先生，为这所刚刚成立的“赔款学校”选聘合适的教员。由于墨特先生与美国有良好资质的教师组织有密切的接触，并且有必要的办公场所。由他主持选聘美国教师足以体现学务处负责人的远见卓识。经过缜密细致的选聘，组成了17人的美国教师团。”由此可见唐国安为游美肄业馆招聘合格外教的良苦用心。

美国教师团由9名女性、8名男性组成，另外还聘了一位体育指导。除体育指导外，这17名教师于于1911年2月21日抵达北京。因清华园的新校园建筑尚未竣工，在此他们等待了约6个星期，才投入教学工作。这批教师中有：Carroll B Malone授历史，Peter Irving Wold授物理，Ernest Ketcham Smith授英文，Emma S Liggett授数学、英文，Betrice Boardman Pickett授德文，Julia Pickett授历史，Richard Arthur Bolt校医兼授生物，体育教员Arthur Shoemaker暑假后到校。

6月15日游美学务处向外务部呈文，声明由于肄业馆各项工程必须到冬天才能竣工，各省咨送的184名第二格学生不按3月呈文日期开学，改为1911年2月18日（宣统三年一月二十日）以前送京复试。第一格学生仍“援照上年考试成案”决定7月在京招考，径送赴美。

7月1日，参加第二批庚款留学考试的考生赵元任为询间留洋事访唐国安和颜惠庆。

7月3—8日在京投考学生到史家胡同游美学务处报名。各省在规定的期限内，送到及在京报考的学生共400余人。

7月21—30日游美学务处借用法政学堂讲堂（即京师大学堂进士馆，今北京西城区力学胡同（原名李阁老胡同）内），举行考试。

21日为第一场考试，考国文、英文；25日，张榜晓示，录取272名。26日第二场考试，考高等代数、平面几何、希腊史、罗马史、德文、法文。27日第三场考试，考物理学、动植物学、生理学、平面三角、化学；28日下大雨，停考一天。29日第四场考试，考立体几何、英史美史、地理学、拉丁文。

8月 2日游美学务处录取：赵元任、张彭春、钱崇澍、竺可桢、胡适、庄俊、易鼎新、周仁等70名，即第二批直接留美生。本次还录取备取生143名，等新建肄业馆落成后，入高等科，以资预备留美学习。8月16日第二批直接留美生由上海起航赴美，由胡敦复、唐孟伦、严智崇3人护送。

8 月 24 日前任外务部尚书梁敦彦接密旨：“现在时势艰难，外交尤关重要，前外务部尚书梁敦彦任事忠诚，不辞劳瘁，以养病出游，道经欧美各国，所有联络邦交，维持大局，以及加税免厘诸要务，即著审度机宜妥为商办，并随时电达外务部请旨遵行。该尚书其殚竭智虑，慎其图维，用副委任之至意。” 9 月梁敦彦以去外国养病的名义，奉密旨出访欧美各国，以联络邦交，以及调查加税免厘诸要务。此次出访梁敦彦偕夫人及子女全家出行。朝廷又派邮传部员外郎梁用弧和外务部主事唐国安为随员，唐国安夫人也随同前往。一行人乘火车取道西伯利亚，先赴德国访问。11月8日梁敦彦、唐国安一行抵达美。在美期间梁敦彦谒见总统，会晤国务卿，秘密会商借款铸币，改革财政，训练海军等事务，其间唐国安一定对此多有协助。

9月30日 清宣统皇帝批准外务部、学部9月28日奏折，同意将内务府所经管的清华园旧址约450余亩，拨给游美学务处，作为游美肄业馆的馆址。

12月21日游美学务处呈外务部、学部，提出：将游美肄业馆“定名为清华学堂”；该馆“学额推广至500名”；“该馆高等、初等两科各设四年级”（学制共八年）；“高等科分科教授，参照美国大学课程办理”。同日，外务部、学部会同上奏《为报第二次遣派学生赴美入学情形事》。奏折报告：第二次遣派的70名学生，由游美学务处文案候选知县唐孟伦等护送，于9月11日抵美。适值美国学校开学在即，经与驻美监督容撰详察各生学力和平日所习学科，分别从习农工商矿理医文学等科，分送入哥伦比亚各大学及考老乐都各专门大学。该生等入校后，均能安心向学。

1911年(宣统三年) 53岁

1月 5日 学部批准游美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为了与普通中学堂相一致，学部要求将初等科改称中等科。

2月12—14日 在京报考的第二格考生1000余名参加考试，考场设在学部考棚。游美学务处总办周自齐、会办范源濂主持考试。

2月18日 游美学务处呈学部《申呈拟定清华学堂章程请鉴立案》，并附章程一份。

3月30日 清华学堂暂行开学，开学典礼在礼堂（今同方部）举行。当天的《吴宓日记》说：“十一时举行开学礼，职员、学生俱在。礼堂设于甲所，即高等科学生之住所也。管理人分学生为六排，依次入，行谒见至圣礼（三跪九叩）及谒见职员礼（三揖）而退。旋由总办周、职员某某、监督范先后演说，言此校亦以退还之赔款成立，凡学生一切皆系官费云云。”

4月9日外务部会同学部奏请批准，将游美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及订立章程，先行开学。奏折说：“已传世诸生分起入堂,于三月初一日暂行开学，俟其余工程一律完竣，于暑假后定期举行开学礼式”。奏折所附《清华学堂章程》（订于1911年2月）共分八章：总则、学程、入学、修业毕业、游学、管理通则、职员、附则。《清华学堂章程》规定：学堂“以培植全材，增进国力为宗旨”,“以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为教育之方针”； 学程“设高等中等两科”,“两科八年通修功课以学分计”；高等科“以美国大学及专门学堂为标准”，“中等科为高等科之预备 ”；“入学年龄，高等科在十六以上二十以下，中等科在十二以上十五以下”；学堂学科分10类：哲学教育、本国文学、世界文学、美术音乐、史学政治、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动植生理、地文地质、体育手工。

清华学堂开学时唐国安尚在美国，清华的美籍校医博尔特曾在1914年回忆：“在开学前后的几个月里，学堂诸事漫无头绪，唐介臣先生正出访欧美，置身事外，实属无奈”因《清华学堂章程》规定“本学堂监督，以游美学务处会办兼任，总理全堂一切事宜”。游美学务处会办范源濂、唐国安二人均为学堂监督（虽然开学时，学堂监督为范源濂一人，但唐国安在暑假后回国，与范源濂同任学堂监督）。章程规定学堂下设教务长、庶务长。开学之初，胡敦复任教务长，唐孟伦任庶务长。

4月18（三月二十日）外务部丞参致驻美公使张荫棠电报：“海牙禁烟开会有期，拟派介臣会同办理。学堂开办伊始，子廙（周自齐字）不日赴英，尤须接洽一切。可否转饬介臣，先由欧洲回国。”因海牙禁烟会议和清华学堂事务，外务部电召唐国安回京。若接电后当即回国，唐国安可在5月中旬到京，此时周自齐出访欧洲还未成行。实际上，唐国安应未立即安排回国行程，所以，在6月初外务部任命颜惠庆代理总办主持游美学务处和清华学堂工作。

5月8日 清政府新内阁授梁敦彦为外务大臣。

5月9日《纽约时报》消息称，庆亲王仍然管理外务部，并任梁敦彦为外务大臣。因梁正在由美回国途中，外务大臣一职由副大臣邹嘉来代理。

6月23—29日 清华学堂举行高等科期末考试。134名高等科学生参加考试，选定63人赴美留学，49名继续留堂学习。

8月4—12日 清华学堂举行插班生招生考试，有500人报名；录取100名，71名入高等科，29名入中等科。游美学务处总办周自齐主持招生考试。

8月15日 清华学堂开学。张伯苓接任教务长，对学堂进行改革，采用年级制，对学生进行编班，确定年级。为使清华学堂与其他学堂的学制统一，改中等科为5年、高等科为3年。9月 6日 游美学务处呈外务部文，汇报清华学堂的体制改革，并提交新拟《清华学堂章程》。新《清华学堂章程》规定，本学堂参合中国及美国中学以上办法，设高等、中等两科，高等科三年毕业，中等科五年毕业。高等科科目有修身、国文、英文、世界历史、美国史、高等代数、几何、三角、解析几何、物理、化学、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生物学、法文或德文、拉丁文、手工、图画、体操。中等科科目有修身、国文、英文、算术代数、几何、三角、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外国历史、外国地理、博物、物理、化学、地文地质、手工、图画、体操。

8月19日 梁敦彦经英国到法国访问，会见法总统及外交部长。由此判断，唐国安没有陪同梁敦彦继续访问，从欧洲独自回国。这样，唐国安回到北京的日期应在9月中下旬。

9月25日《吴宓日记》：“午，及诸同学在会食堂见游美学务处会办唐，演说数语，敷衍而已。”“会办唐”之称首次出现在吴宓的日记中，表明唐国安此日才到游美学务处视事。此后吴宓均以“唐监督”或“监督唐”称之，由此知唐国安和范源濂均任学堂监督。从工作分工上，唐国安主要负责留美学生的选拔，而范源濂主要负责学堂管理。

唐国安回到学务处和学堂后，即着手选拔幼年留美学生。从《吴宓日记》知，“9月29日，闻诸同学云，本校将选派学生若干名送往美国，闻系专在第一、二、三级挑选年幼者，以备至美后入普通学堂。且此事管理人现尚秘不发表，然业已决行，且不日由沪动身矣。”10月30日，“本校派送学生之事，现已发表，今午并将人数派定，共选九十人，于其中再选三十人送往美国。”10月11日，“此次所选定派往赴美学生，已经揭示。共十四人。”监督唐国安仅用十余天就完成了幼年留美生的选拔。这批学生在上海等待赴美时，因国内战局紧张，未能成行，直到1914年夏，其中的12人才赴美留学。

历史学家刘崇鋐在《我对清华的回忆》中提到了1911年春举行的中等科招生考试。“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初春早晨，带了墨盒毛笔（那时似乎中国还没有自来水笔），乘坐骡车，到达西城学部考棚（科举时代的考场）去参加考试。最担心的英文程度太差，尤其是考到英文默写，由唐介臣先生读一段英文，考生跟着写录。唐老先生英文太好，念得非常流利，只是苦了笔者跟不上，尤其是每句之末来一个‘Period’，简直莫名其妙。”刘先生晚年的回忆应不准确，1911年春季的招生考试时，唐国安并不在京。文中所回忆的考试很可能是此次幼年生留美选拔考试。春季入学时刘先生的英文水平定为1A级(一年级上学期)，“几乎是从abcd学起”，半年后参加幼年生选拔考试，听不懂唐国安所念的听写题，是很自然的事。从这则回忆可推测，唐国安亲自测试学生，可见他对选拔幼年生的重视。

10月5日 有同学与吴宓谈到，唐国安监督“曾向高等科学生某某言，诸君可安心居此用功，倘英文预备完足，即可设法派送赴美，不必俟毕业也。”表明唐国安有意将英语优秀者尽早送往美国读书，不拘泥于毕业的年限。

10月18日为孔子诞辰，“今日圣诞，校中照例行礼谒圣，并放假一日。”据1911年暑期插班生考试考入清华学堂高等科一年级的陈鹤琴回忆说，“入学不久，有一次祭孔活动，朝廷要求中国教员学生都必须参加，行跪拜大礼，信仰基督教的学生大都不愿参加而设法躲避，后来听说学堂监督唐开森（介臣，国安）也借故未去。”陈还说：“学校监督是唐开森先生。他是一个基督徒，待人非常诚恳，办事非常热心，视学生如子弟，看同事如朋友。”

因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随着局势的发展学堂正常秩序受到影响。首先，学堂原定1911年10月16日（阴历八月二十五日）举行的开校典礼，“今以外事危急，学部及外部大臣不克莅止，业已展缓期限。”筹备多日的开校典礼活动不得不取消了。

10余日后，有学生离开学校回原籍，也有若干人请假进城，探听消息。为保障学堂正常教学活动，范源濂和唐国安两位监督颇费心力。据10月28日吴宓日记：“范、唐二监督来校，在食堂演说，谓此时危险之说摇撼人心，诸生纷纷离校，我亦实不敢必留诸君在此。但如此随便来去，殊于本校前途大有妨碍。自今日起，一概不准请假。凡欲去者，皆当作为自动退学，不能再算本校生图。如留此者，则照常上课。校中管理、教授一切事宜照常进行，与平日无异。据我思之，亦不至有甚危险。即有危险，我当竭力保护，然确当万全无与否，则亦不敢断言也。”10月30日 唐国安监督午后又向学生发表演说，称“今日所下五道诏谕，言自此乱事可平，诸生在此亦无忧患矣。”

但局势动荡，学生人心惶惶，至11月5日高等、中等两科学生仅剩120人。范源濂、唐国安二监督向学生报告了学校近期安排。“首由监督范谓现在事情紧急，人心惶恐更非昔比。而学生中多数出校，现在诸位中国教员又皆纷纷请假辞退，教课之事殊难进行，故现在决定停课一月，如一月后事尚未定，人商未齐当再议延长之计。现在功课停止后，诸生中有愿回家及他往逃避者，即可自由他往。如不愿他往及不能回家者，仍可留校中温理学课。饭食一切及管理诸事，均如常日。诸管理员并美国教员及其眷属皆居此不去。然居此非必有如何之危险，缘本校巡警二十人现已尽易为汉人（原则十八人皆满人），又拟添招若干，而美国公使亦允事急时，当由使馆派兵若干来守护此园。似此或即事起亦可无虑矣。次则监督唐及美国教员三人相继演说，意同，皆云居此似可无危。”

到11月8日，学堂已无法继续上课，遂宣布次日起关闭学堂。当日吴宓写道：“晚八时，监督使代表向余等发表：言事情紧急，美兵既不来保护，则实无法维持。故现定办法，将本学堂暂行解散，现仅余存款三千金，当分给诸生在旅费各谋他适，计每人可得二十元。明晨给发。凡职员、学生人等，统即于明晨搬出云云。”

11月 因辛亥革命清华学堂暂时关闭，学堂监督范源濂和唐国安、庶务长唐孟伦增雇校警保护学堂财产。

1911年12月1日-1912年1月23日国际禁烟会议在荷兰海牙召开，唐国安作为中国代表与驻德国公使梁诚（任团长）参加。这次会议制定了《海牙禁毒公约》。代表团很好地完成任务，被誉为“殚精竭虑，为国谋利，奇劳懋著，不辱使命”。（这次禁烟会议曾数次推迟，早在1911年4月下旬清政府就派定驻德国公使梁诚为专员参加会议，当时外务部曾电令唐国安回国，也应是派唐国安参加此次会议）

辛亥革命后，各省停解赔款，自10月起庚子赔款停付。游美学务处的经费来源中断，清华学堂和驻美学生监督处的经费均遇到困难。

1912年 （民国元年） 54岁

年初在海牙国际禁烟会议。大约在3月唐国安回到清华园，此时总办周自齐和会办范源濂均已升迁，不在学务处任职。唐国安主持游美学务处工作并着手准备清华学堂的重新开学。

3月31日 《申报》报道清华学堂近况并称将于4月20日开学。

4月 外交部任命唐国安为清华学堂监督，外交部秘书周诒春任教务长。

4月2日 上海《时报》刊登清华学堂告示，宣布学堂将于4月下旬开学。

4月7日 游美学务处致函外交部和教育部，申请撤消游美学务处，其一应事务交由清华学堂办理；同时致函驻美学生监督通告此事。

4月26日 严复致熊纯信，为其子入清华事提到唐国安；“诸世兄拟入清华学校，原可为力，但此次重行组织，以张伯苓业已辞职不就。……，如定入清华，则须应考。此校现归唐介臣办，复素稔，当亦无难。”

4月29日 清华学堂重新开学，有360名学生回校。

5月1日 清华学堂上课。

5月2日 学堂监督唐国安为选举级长发布告示：“本学堂改定章程，凡每年级学生应各举一人为级长，代表其意见，以便随时与职员接洽。现值开课伊始，诸生务宜各按年级，从速公举报告，俟本监督核准后施行。”

5月13日，学堂监督唐国安在校内发布公告，表示“本监督职务既紧，诸生功课亦多，而欲彼此常相会晤，不亦戛戛乎其难哉！然而师生之间，首重感情；教育之方，端赖道德。不有聚会之时，何由达此目的？爰定于每星期二下午七时至七时五十分，聚会一次。高等科在礼堂，中等科在食堂，由本监督演说一切道德，或宣布意见，届时诸生前往各处齐集勿误。”

6月 清华学堂第一届16名学生毕业。但因学堂当时缺乏经费，无法派出留学，只好留下继续学习，称“继续班（continuation class)”，也称特级班。

8月22日学堂监督唐国安向外交部上报称：

“惟上年光复以来，财政困难几有应接不暇之势，本堂[若]未到窘急地步，断不向该户（注：指财政部）催收。今秋季学期已届，而美国聘来之教习，支薪必须应期。全堂上课之学生膳费，不容少缓。重以游美之学费月余三万金，汇期已过，若再拖延，学生固不免有解散之虞，学堂亦将有停办之势。堂中洋教习十八员若按定合同索取薪金，不特应付为难，且与国体有损。国安焦烁万分，屡从借款着想，四出磋商，乃无一路应手，旁皇无措计，惟有吁恳我总、次长大力维持，咨明财政部将所欠本学堂之款二十余万两，迅予拨发，以济急需，实纫公谊。” 暑假开学后不久，因四川籍高等科三年级学生何鲁等2人拒绝补考，被学堂开除。引起罢课风潮，学生有各种集会活动。有鉴于此， 8月底学校发布校令，“……自本月二十三号以来，一星期间，大小会议，不知其几，考其说词，毫无经验。此不惟有坏校风，抑且大妨学业。今与诸生约：嗣后除已经成立之体育等会外，遇有正当事件，须开会提议者，当由发起人开具事由地点及时间，预报校长，由校长核定，派员照察，乃为有效。否则作违背校章论，此布。” 学潮持续一个月后，在外务部和美使馆的调停下学生复课。

10月17日 校长唐国安呈文外交部，按照教育部关于《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将清华学堂改称清华学校。唐国安任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任副校长。

清华基督教青年会于秋季成立，会长为王正序（1912级）。开幕日请外交家王正廷到会，演讲基督教青年会的宗旨及在全世界范围内服务情况。此为官立学校最早的基督教青年会。唐国安校长认为清华应“提倡灵性和道德教育”。12月25日 举行清华学生基督教青年会庆祝圣诞大会，有数百人赴会。唐国安校长和夫人到会。

1913年（民国二年） 55岁

2月1—8日 第一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这是中国最早的国际体育交往。清华学校、汇文大学、协和书院三校选派了9名学生赴菲律宾参赛，开中国学校参加国际竞技之先河。清华学校参赛的6位学生运动员都获得名次：潘文炳夺得个人总分第一名、十项全能第一名、五项全能第二名、跳远第三名，杨锦魁获撑杆跳高第二名，黄元道获高栏第二，关颂声获0.5英里接力第二，黄纯道1英里接力第二，叶桂馥获880码第三、1英里接力第二。

上半年，唐国安主持制定了《清华学校近章》。新校章确定了学校的宗旨和范围，“本校以培植全材，增进国力为宗旨，以造就能考入美国大学与彼都人士受同等之教育为范围。”明确清华学校仍为留美预备学校。章程恢复了高中两科各四年的学制，加大高等科力度，充实教学内容。实行文、分科教学，设必修和选修课程。确定招生办法，从1913年秋起，招收11-13岁的中等科一年级学生。章程还规定了考试办法、升级及游学条件、学生的体育和卫生要求以及对学生的日常管理、品行培养和自我约束等细则。如考试制度，学校平时有口试，随时小考，期末大考，用三种考试综合评定学生成绩，口试和小考占70%，大考占30%，成绩分总平均在70分以上，各科分在60分以上才能升级。该章程自1913年6月起实行。

6月下旬 唐国安校长为清华学校举行毕业典礼事呈文总统袁世凯：“为呈请事：窃本校自开办以来，业逾二载。今夏高等科特级、三年级，中等科四、五两级，各生均届毕业。莘莘济济，盛集一时；斯为储才之始基，复属毕业之首届。忆斯校之建设，系蒙大总统创意于先，现在诸生学业有成，又属大总统培植于后。值兹盛典颂戴奚如，且本校为全国英俊荟萃之区，外邦视线汇集之所，关系非浅。国安拟于七月一日暑假散学之期，举行毕业礼式，以昭慎重。届时敬恳大总统莅止，并面颁训词。俾众生有所遵循，是固该生等之幸，全校亦与有荣焉。冒昧渎陈，伏祈垂鉴，谨呈。”

7月1日 清华学校举行第一次毕业典礼，有高等科学生1912级和1913级两级、中等科四、五两级学生毕业。典礼上宣布取得游美资格的学生名单。因校长唐国安在病中，由副校长周诒春主持仪式。外交总长陆徵祥的代表唐在复、美国使馆参赞威廉、代理教育总长董鸿祎等出席并讲话，副总统黎元洪亦派代表出席。

7月14日 唐国安校长给给外交部的报告中写道：

“美旗银行要求到期偿还美金三十八万五千元，为数颇钜”，“华比、华俄两银行借款共计公砝平银七万三千两，卡利基借款美金二十万两并各利息，”（必须偿还）。“今夏派生赴美川资各费以及本堂暨游美学务经费，经此次派生后尚有游美学务之增加经费。以上种种，或为契约所关，或属事在必行，即应行之，退还之赔款六十余万美金全数到校，窃尚有不敷之虞也。”“查美邦所退之赔款原备充派游美经费之用，曾经前外务部与驻京美使商定有案，其与国家经常收入可以挪移用途者迥然不同。此款之不能绳以普通规则，自在 钧部洞察之中。国安为遵照成案，维持与国信用起见，特将美款与本校之关系详细缕陈，如何之处，伏释　钧部核办示遵，实为公便。”

为了清华学校长远发展，唐国安校长抓住有利时机，在1913年一年之内两次扩充校园。第一次在当年春，请北京政府将清华园西邻之近春园划拨学校使用，并获批准；接着，为解决园内水系畅流问题，再次请政府将近春园西邻之长春园东南隅划拨学校，这两次扩充共增地480亩，使清华学校拥有近千亩的校园，为清华日后改办大学奠定了基础。

8月21日向外务部递交“自请免官”的报告，提出“因病辞职，荐贤自代”全文如下：

“为呈请事：窃国安以谫陋之才，荷蒙钧部委以本校校长之职。视事以来，时虞陨越。乃学风之嚣张，今非昔比；学款之支绌，罗掘俱穷。一年之间，精力耗于教务者半，耗于款务者亦半。入春以后，陡患心疾，比时旋轻旋重，方冀霍然，讵料渐入膏肓，势将不起。校长职务重要，未可一日虚席，谨恳　钧部免官，另委贤员担任。惟国安有不得已于言者：查有留美文科硕士周诒春，老成练达，学识兼优，自充任副校长以来，苦心孤诣，劳怨弗辞。国安虽病，该副校长兼理一切，颇能措置裕如。若以之升任校长，必能胜任愉快。以任免之权操自本　钧部，本不容他人置喙，而荐贤之忱，发于寸衷，实未敢安诸缄默。所有国安病势沉笃，敬谨辞职，并荐贤自代。各缘由理合具呈，伏乞监核施行。谨呈　外交部总、次长”

8月22下午，唐国安因心脏病猝发，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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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8月号《中华教育界》所登严桢译自《上海共和西报》的文章《前清华学校校长唐介臣先生传》(孔宪立原著)，文章称颂唐国安“若先生者，乃真耶教之信徒、社会之义士、而中华民国之忠仆也。其赤诚为国大公无我之行，载之口碑，必能使四百兆同胞永矢勿忘吾中华民国有唐氏第一人。”后民国政府国史馆以《唐国安先生传略》之名，将此文收录于史。

1913年10月28日，时任国务总理熊希龄、外交总长孙宝琦和教育总长汪大变连衔呈文给大总统袁世凯，表示“查该前校长（指唐国安）在外务部任职多年，创办游美学务处暨清华学校。始终其事，擘画一切，毫无贻误。此次因病身故，实系积劳所致，现拟酌给一次恤金一千圆，以示优恤。大总统批复“应即照准此批。”

1914年2月清华校医博尔特在《北京清华学校》一文中称：“在革命后的艰难时期，唐介臣以英雄般的气概为学校筹措经费使学校得以继续。即便他已经因严重的心脏病而卧床不起，对学校工作也毫不懈怠；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为学校的前途殚精竭虑。”

1914年4月12日 清华学校举行唐国安纪念铜牌揭幕典礼。典礼在游美学务处大门（即今工字厅院）前举行，唐国安纪念铜牌安置在游美学务处大门门廊之东侧的前壁上。全校教职员、学生及中外来宾参加，校长周诒春主持。来宾代表发表演说，讲述唐国安生平，赞颂唐先生秉性宽厚，为人勇敢，兼擅德、智、体三育，唐先生之去实为清华一大损失。

1914年8月 清华学校编辑出版第一期英文版《清华年刊》，在献词页用庄重的英文字体写出“本刊献给刊清华学校已故校长唐介臣先生”，还刊登了唐国安的照片和小传。小传的最后一句是：“As a man, Mr. Tong was frank and plucky.A promise once made,he would always fulfill no matter what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 the way.”

1925年6月《清华周刊》增刊介绍同方部文章谈到，大间活动室的墙上挂有周自齐和唐国安的照片，以表怀念。“同方部是教职员学生交际游戏和学生课外作业的中心。它占的是从前的童子军司令部（即旧手工教室），里面分为六间，由东边起，第一间便是第一谈话室，这里边的桌子椅子都是西式的，可容30余人。第二第三两间是连成一个大间的。墙上钉着同方部的几条简单的规则。东西两头挂着周自齐和唐国安两位先生的相片。”

2010年9月唐国安纪念学校在先生的家乡落成，学校校址在风景宜人的凤凰山下，三面环山，环境优美，学校总体设计秉承清华大学经典的红区建筑风格，兼顾岭南地区多雨、日晒的功能要求，整体大气而富于变化。校区分为学校和纪念馆两大功能区，辅设唐国安纪念讲堂。学校拥有现代化的教学楼、排球场、篮球场、体育馆、塑胶跑道运动场等；拥有配置先进的实验室、音乐室等18个功能教室；配置电子白板等先进教学设备，教师拥有现代化的办公系统。学校现有12个教学班。以唐国安命名这所学校是对这位清华学校首任校长最好纪念。

2011年3月，珠海市唐国安纪念馆落成并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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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

1886年1月16日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周馥给李鸿章的报告，全文如下：

敬禀者：案，据出洋肄业学生唐国安禀，前在美国肄业数载，于光绪七年回华，十二月抵津，蒙派医馆学习。于九年二月接到家信，知母亲病重，请假回籍。假满后本拟回院习医，奈因亲老多病，不令远离，而迫于家累，不得已在宁波、镇江等处就近枝栖，本年八月初，承旗昌洋行招致，在沪办理翻译事件。因与订立合同，十月间，洋东属来天津，经理采办军火事宜。因思国安在洋肄业等费，均资帑项，只以亲老家贫，未能图报于万一，清夜自思，惭愧无地。惟刻下既已受雇于外，情愿报效银二千两，以表微忱。兹先凑备行平银一千两，呈请察收，其余一千两俟明年十二月初一日，再行呈缴，禀请批示等情。并据美国驻津副领事毕德格投具洋文保结前来。职道查挑选幼童赴美肄业之案，同治十一年，宪台会同前南洋大臣曾奏定章程，内开出洋肄业各生，不准在华洋自谋别业等语，唐国安在美九年，所费甚巨，回华后因学未成，派在天津医馆学习，方期肄业有成，拣充战舰医官，乃逾年余，辄因省亲乞假，延不归来。迭经职道详咨查催，现始准原保人唐道廷枢差送到案，似此志趣卑陋，不受培植，殊失定章本意，惟查该生仅通英文英语，别无所长，医馆应添学生，业经职道另招有人，若使再令进馆，彼必用志不专，且教习亦不愿为一学生而分功课，昨据美国副领事毕德格来言，旗昌现在承办军火，需人翻译，已恳宪台准其借用等语，又据学生唐国安禀称，现在亲老而病，不能远离，务请赏收此银，贴补医馆续招学生经费，将来如遇国家用人之际，生情愿效力，不敢自外等语，理合据情转禀，并将毕德格保单译汉录呈，伏乞宪台批示祗遵。

再，唐国安本系学业未成之人，以外学业有成者，自不准托辞请假，援此为比。至唐国安现交行平化宝银一千两，如蒙赏收，再由职道咨解支应局，其明年十二月应缴银一千两，职道届时收取解局，合并陈明。

李鸿章接到周馥禀报后，作出批示：

学生唐国安，出洋肄业九年，曾费公款，刻值用人之际，按照奏定章程，本难听其自谋别业，姑念旗昌洋行在华承办军火事宜，需人翻译，暂借该生应用，俟旗昌原订期满，仍饬恪遵中国差遣，以付定章，不得违误。所请报效津贴医馆经费银二千两，姑准赏收，仰将缴还到银一千两解交支应局，专备医馆施药之用。明年十二月续缴银一千两，仍由该道届时收取解局具报。此外肄业各生，概不准托辞请假，援以为例。

（二）

1905年9月15日　

唐国安写给盛宣怀的一封信

宫保大人钧座，敬禀者：

　　兹承李京堂、王道将奉到宪台钧电示悉，蒙委卑职在总公司充当翻译等因，感恩植之，逾恒倍奋，惭之交集。本应即日到差，但以粤汉铁路帐目交代在即，必须一一清厘，管理处王道饬将经手核算等事妥为结束，乃到总公司供职。是以卑职遵照办理，一俟粤汉帐目告竣，即赴总公司翻译差使，合将感激下情及略缓到差情形禀明。……

　 　卑职国安谨禀

　　敬再禀者：合兴公司现将沪局薪水停止，惟翻译未完，洋册结束，全局帐目必须一一妥帖，以便将来交代，随时可以稽查，万不能稍涉草率，致滋丛脞，故刻下不便将各员司立即遣散，系属实在情形。……

（三）

1909年2月1日至26日，在上海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召开了第一次万国禁烟会，唐国安先生代表中国代表团提出提案时所发表的演说如下：

万国禁烟大会主席先生和各位先生：

我谨代表中国代表，就本次大会所研讨的问题向大会提出提案。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几乎毋需解释；中国非常不幸地对于本次大会的结果要比其它各国更深表关切。对于你们大多数人来说，吸鸦片烟的问题是你们国家所面对的诸多问题之一，但也许不是重要问题之一。而对我们来说，这是我们国家所必须面对的最紧急的道德问题和经济问题。

我希望在一开头就说清楚，我们很明白，归根到底这是一个必须依靠我们自己，而且只有依靠我们自己才能予以解决的问题。尽管我们可以从其他人那里获得很大帮助，但最大部分仍然在于我们自己。我们必须努力，以拯救自己。我们的各级政府——帝国的、省的和地方的——都明白这个道理。而民众，从最高等级到最低等级的人，以我国现有教育水平所难以期望拥有的清醒头脑，坚定地怀着同样的信念。先生，我不想让你这样来看待我们：中国以软弱无力的精神状态来参加这次大会，向全世界哭诉，要求让她解脱灾难，因为中国自己既无这种道德力量，亦无这种勇气来与此灾难作斗争。我们知道，困难是巨大的。我们亦计算过将要付出的代价。我们下定决心要摆脱这种毒害。尽管我们完全明白我们自己的责任，也不管在我国要消灭滥吸鸦片的习俗有多艰难的工作，应由我们自己，亦只有由我们自己来完成。但我们如果没有从这次大会，从促成这次大会的你们各国政府的行动中吸取新的勇气、新的灵感的话，那么我们就是盲目无知的了，因为毫无疑问，国际合作与行动对于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尤其对于中国来说，这个问题是这样的重大，这样的错综复杂，因此仅靠我们自己努力，不管我们是多么地真诚，决心多大，都是不够的，要取得完全的成功还需要其它国家的合作。我们特别地感到高兴在这次大会上会晤英国的代表。英国是仅次于中国，对于这个问题最有利害关系的国家。自从沙夫茨伯里勋爵（这个名字照亮了如此众多的、跨及全世界的慈善事业和改革事业的道路）的时代以来，英国几位最伟大人物一直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取缔鸦片贩运这项细致而又艰难的工作上。中国凭着这些人们的崇高声誉，将日益要求分享像莫利勋爵、约瑟夫、皮斯爵士、亚力山大、海文启、戴德生这些人的光荣。这些人的工作在去年达到了光辉的顶点，他们在国会里采取的伟大行动，再一次确定了这样的信念：印度支那的鸦片贸易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他们要求英王陛下的政府采取必要措施，迅速结束这种贸易——这种行动使任何谨慎和方便的考虑都埋没在这个问题的道德观之下。我怀疑有哪个政府在国会所采取的行动需经达到过如此崇高的道德水准。它有力地将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提到透彻的程度。过去两年里，中国政府曾提出管制鸦片贩运的建议，这些建议得到英国政府的明显同情，这种同情是对中国处理这个问题的最大鼓励。美国总统号召召开这次会议，这仅是美国政府无私友谊的诸多表现之一。此外，美国政府在她自己国境上以真诚而又有效的方法处置这个问题，这不但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榜样，而且当我们试图在更大规模上解决这同一类问题时，这亦是向我们表示同情。德国的代表亦出席了这次大会，让我也表示感谢。我们就是靠着来自德国的卓越的、精确的科学精神，才能够对鸦片烟如何危害人体的情况作出最有权威性的揭发。我们知道，是德国对中国的友谊，把你们无与伦比的实验室与学识渊博的研究人员供我们使用。我求助于你们，尤其相信你们会进行合作。法国和俄罗斯双雄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一直是欧洲和平的支柱，我们希望向你们表示感谢，因为你们对于我们所进行的改革表示同情。由于时间限制，我不能够一一列举那些对于我们解决鸦片问题表示愿意进行合作的所有国家。可是，如果我不在此对给予中国这种无私的援助表示深切感谢，我就不但是不忠于我的职守，而且我亦没有资格来代表我的同事和我的国家了。其它各国同声一致地承认中国努力要根绝这种祸害的意图是真诚的，对此我亦希望表示感谢。

在处理这个有很多方面的关系并有极其深远影响的问题时，其动机很容易被人家误解。事实上也没有人作什么安排来预卜本次大会将会获得成功。我们可以肯定，一定有不少人，中国人还有外国人，在一开始就怀疑中国是否有能力在本国境内将这种祸害成功地根除。但是，这不应该引起惊讶。这种祸害是如此地遍及各地，打破鸦片嗜好是如此地困难，秘密吸食鸦片烟是如此地容易，难题是如此众多而严重，因此，如果人认为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那也不足为奇。对于这些疑问，全国对鸦片烟的愤恨是一种有效的回答。这种愤恨情绪的力量之大，感情之真诚与分布范围之广泛，大家都没有任何疑问。朝廷在此1906年秋采取了断然措施，像端方、锡皮、杨士骧和徐世昌诸位总督大人所表示的忠诚合作精神，所采取的切实措施都说明了官方的态度。但是，比朝廷和封疆大吏所表示的决心更为令人鼓舞的是人民的响应！

迄今为止，在中国要在那个问题上激起民气几乎是一桩不能的事情。与外国人进行了战争，和平条约缔结了，但在中华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并没有引起人民的任何注意。维新使极少数人表示关心，但仅是极少数人，或者使某一阶层的人表示关心，但仅是一个阶层。我们可以说，这个问题是激起了全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所有民众浓烈兴趣的第一个问题。各个阶层——官员、学者、士绅、农民，直至最低层的劳工都团结一致，下定决心要亲眼看到全国扫除这种祸害。我们最后胜利的巨大希望就寄托在这种被激发起来的民气之上。有很多人怀疑，我们损失了从鸦片贸易得来的巨大收益，如何来对付由此产生的严重的财政问题。如果人民不是这样彻底地下定了决心，这个难题可能会很容易地堵住改革的道路。但是，既然民气像目前这样高昂，任何措施，只要在他们的心目中想着铲除鸦片这一祸害，不论是向贵大会提出，或者是由贵大会提出，用来弥补财政收入的缺额，都将被愉快地接受。中国代表团愈是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曾毫不畏缩地面对这些难题——愈是深信，如果中国能获得文明各国的合作，中国就能迅速、干净地清除这种祸害。

主席先生，我故意地说“迅速”这个词，因为过去两年的经验使我们相信，在目前情况下，铲除鸦片毒害要迅速，这样能将困难减少至最低限度，否则就会增加困难。现在民气高涨到最高点，人民的决心已达到最高程度。大家都知道，这样一种紧张状态是很难长年累月维持下去的。公众的心理不能长年累月地集中在单项改革上。当人民准备铲除一种祸根时，应愈快愈妙牞拖延将后患无穷。人们经常这样说，而且说得对：立法不应该超越公众舆论太远。我们也可以同样正确地说：立法也不应该落后于公众舆论太远。政府的行动也应不违反民众的愿望，因为一违反民众的愿望就会引起统治的困难，而政府对民众失控之后就会引来国际干预与纠纷。

我不禁要最后来描述一番鸦片对中国的危害。中国民众的领袖人物把鸦片看成是对中国生存最危险的敌人。自我保护的本能要求我们大声疾呼反对鸦片贸易。过去几年里出现了几名奇怪的、著名的鸦片辩护士——几名奇怪的、著名的、称中国为吸食鸦片国家的辩护士。我们能以柔媚的言词驱除这严酷的事实吗？

大会的各位先生们，跟随我去看一看广阔的、一度美妙的西部中国吧，在这个地区鸦片肆虐最为疯狂——这个地区就是四川省、云南省、贵阳省、甘肃省、陕西省——这个地区占据了十八省的一大部分。去看看那些凄惨的、破落的茅屋吧，如果没有鸦片的话，这些茅屋都是幸福的家。看看受了鸦片毒害的那些消瘦憔悴的、自甘堕落的人群吧！观察一下那种极端贫困的状态吧——请注意，由于鸦片的缘故，以前布满金黄色谷穗的广阔田野现在种上了罂粟。请读一读卜禄士中校关于甘肃所说的一段话吧：“甘肃西部民众身上有一个污点，一个不小的污点，那就是男人和女人的极大部分都有鸦片烟瘾。”甘肃的天主教奥托主教大人在中国度过了三十年光阴，他计算甘肃人口中每八个人有六个人染上了这种恶习。

由于吸食鸦片，中国所承受的经济负担现在已经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按照我们的报告，1906年土烟的年产量，按保守估计，为584800担，这些烟土估价为2．2亿两银子。还要加上进口烟土30000万两银子，这是按照1905年的进口量计算的。这样，中国人在鸦片烟土上的花费总数达2．5亿两银子。现在改种鸦片烟的土地，如果种植小麦或其它有用作物的话，每年将至少获得，譬如说，1．5亿两银子的收入。这笔款子再加上上面所说的2．5亿两的损失，那意思就是种植鸦片使国家每年耗费4亿两银子。要估计全国吸烟者在国民收入中的损失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在经过调查之后相信，全中国有2500万人染上烟瘾。很不幸，这个数字中包括了很多身强体壮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假定，他们在未染上鸦片烟瘾时每日平均能赚五分之一两银子，在他们染上鸦片烟瘾之后，就少赚四分之一，于是全国每日就损失12．5万两银子，或者说，每年损失4．5625亿两银子。如果再加上我上面所计算出的那个数字，中国每年总的损失就为8．5625亿两银子。那就用不到我来提请你们注意，按中国现有的工业发展水平，我们是多么难于承受这样沉重的负担。在这里我们还没有计算其中所包括的资本损失。

这种经济上的损失不但影响了中国，而且还影响到全世界的先进国家。我们生活在一个运输发达的时代，这就是说，生活在一个国际贸易发达的时代。过去二十八年间，全世界的对外贸易已经从每人2．50金元上升到每人14金元，而中国对外贸易却后退了，但中国并非是没有感觉到世界运动的脉搏。1867年，中国海关以现有的形式编制其统计报告，并首次提供对外贸易数字，可以以之与现在的数字相比较。当时中国的入口贸易不到6930万两银子。1905年，这个数字就超过了4．47亿两银子，增长了6倍还多。但是中国现在的对外贸易仍然是非常少的。中国每人平均入口贸易额约为2先令5便士，而日本每人平均入口贸易额为15先令10便士，差不多是中国的7倍，美国则约为中国的30倍。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能提供一个地方使对外贸易有这样巨大的增长速度。当中国发展起她自己的商业和工业时，谁能估计得出它对世界贸易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如果全世界卖给每个中国人的东西像卖给每个日本人的东西一样多，全世界每年就能从中国赚到30亿两银子！

有一连串的原因妨碍了中国的贸易：我们缺乏适当的运输工具、厘金的影响、开放口岸数量相当少，以及其它种种原因。但是，我们应该高兴地注意到，这些原因已经逐渐地不复存在了，现在仅剩下两个重大的障碍阻止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那就是生产效率很低和中国人民十分贫穷——这两个原因按目前情况可以归结为一个原因。因为这两个原因都由于鸦片烟的缘故而大大地严重起来了。今日中国对外贸易的条件和50年前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当时中国人向外国需要的东西不多，他们只是鸦片烟和银子。西方向中国需要的东西比中国向西方所需要的东西要多得多。即使是棉织品，现在构成了中国进口的44％，当时是极少有中国人去购买的。还有煤油、面粉、火柴的贸易，现在几乎可以在中华帝国的每一个家庭中找到这些东西，在当时事实上是不存在的。现在对外国货的需求已经普及到中华帝国的最边远地区，如果中国人有钱或者有货物可以进行交易的话，只要运输条件允许，对于外国货的需求几乎会无限制地增涨。但是，对外贸易的差额对我国低下的生产力是一种严厉的批评。1903年进口超过出口百分之三十一，这个数字是过去几年 （1904年和1905年除外）里的平均数字，而在1904年和1905年这个数字竟惊人地达到百分之四十三和百分之九十五。中国对外货需求的范围和程度已有巨大的增长。中国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由于有了鸦片嗜好而大为削弱。

主席先生，中国由于吸食鸦片的嗜好丢失了些什么，现在把这个问题放在中国的对外贸易这一个题目下来谈——就谈一个，不谈其它。我们向全世界提供一个贸易上的机会，它值得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化最大力气去努力争取。当一个国家有可能面对未来对华贸易的机会时，会发现目前对中国的鸦片贩运所得到的收益看起来是多么地微不足道啊！当鸦片贸易占中国进口百分之四十六时（在1867年情况确乎如此！），人们可能会讲出些似是而非的理由 （当然完全是错误的！）为了保护鸦片贸易作辩护。但是，在今天，鸦片贸易仅占进口额的百分之七点五时，就没有可能提出什么辩护的理由了。紧紧抓住目前仅占中国对外贸易百分之七点五的鸦片贸易不放，而却牺牲了无限远大的贸易前途，天下再也没有比这更为愚蠢的商界大傻瓜了。事实上，此事已无怀疑余地，鸦片贸易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道义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当然，世上存在着这样的利益集团，当遇到像取缔鸦片之类的改革时他们一定会有所损失。世上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于比损失眼前利益更大的任何事情都是视而不见的，我们可以预见这些人一定会尽一切努力诋毁这个行动（取缔鸦片交易），但是当我们从总体上来看这一行动时，我们对下述事实毫不置疑：鸦片对全世界是一种经济上的损失，这种损失实在太大了，全世界不应该再加以容忍。此外，鸦片对于贸易还有另一种致命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不能以数字来衡量的。如果我们正确地予以表达的话，贸易是一种天赐，而不是一种天罚。伊丽莎白女王在她致中国皇帝的第一封信中加上这一句话，当时她说：“通过互相交往和互相贸易，两国的君主及其臣民所得的不是损失，而是极大的好处，互相帮助富庶起来。”在她派遣她的船队出发时，她优美地说：“为了增进爱和贸易”。但是，如果你在贸易中注入了某些东西，它使得贸易不成为一种天赐，而成为一种天罚，它使得贸易散布的是贫穷，而不是富庶，那么你不但对贸易本身进行了抑制，而且造成了无穷的误解和偏见。

因此，当我们考虑到与世界上每一个贸易大国的贸易将由于我们与抽鸦片这种巨大祸害进行斗争而受到多么重要而又直接的影响时，我们就更觉得有理由期望得到国际上高度的合作。

鸦片这种祸害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进口贸易问题。几十年来，全世界各列强确实关心中国的维新进步事业。过去几年的外交史显示，全世界的政治家们深深地感到被削弱的、衰落的中国处于危险之中，他们期盼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国家。其它国家的这份热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各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这么亲密，以致中国的维新事业具有世界性的意义，而中国的维新事业不可分割地和这个鸦片问题连结在一起。正如某位外国观察家所说的那样，“只要中国掀起进步思想的浪潮，铲除吸鸦片恶习就首先会被提出来。”充分利用目前遍及中华帝国取缔鸦片的民气，引导她，使她得以达到成功。如果反其道而行之，那就会沉重地打击中国的维新分子和进步分子，他们经过这次打击之后，将很难迅速地恢复过来。

还有，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国际问题，因为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严重地受到这个问题的影响。我在这里所说的关系指的是比对外贸易关系更巨大、更重要的关系。近几年来在中国出现一个团体，这个团体的人们反对他们的国家处于孤立状态，因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那样的结果是悲惨的。在过去5年里，这个小团体里的人数已经增加了一千多倍。最后，我们看到中国已站在新生活的大门口，看到中国与世界的其他各国产生一种新的关系。凡是对这个问题有过较深研究的人，没有人会怀疑，吸鸦片恶习和鸦片交易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进入新关系并产生谅解的一种严重威胁。在过去五十年危急年头里，各个文明国家曾用各种论点来劝诱中国放弃其闭关自守的老政策，各个文明国家曾用各种善意的行动来维护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维持我们国家的独立存在，根据这些言行，我们可以企求，在我们下定决心要铲除鸦片祸害时，世界文明各国会与我们进行合作。

主席先生，我承认，我们祈求摆脱这种祸害，因为我们不但把这种祸害视为阻碍我们进入现代化进步国家行列的障碍，而且把去除这种祸害视为我们是否够格进入这个行列的标准。尽管我们了解我们的孤立地位以及孤立给我们带来的沉重代价的过程是很迟缓的，但现在我们确实已经理解这一点了。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这样地声称，我们为了证明我们是够格处于一种新的地位的，我们所花费的力气并非是微不足道的。一名研究世界局势的伟大学者最近在伦敦宣称：“在过去五年内，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大。”另一位时事评论家说，在过去三年内，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比以往三千年内所发生的变化还要来得大。尽管有人会指责这些说法可能言过其实，但是凡是理解三年之前摆在我们面前的繁重工作——必须动员四万万人民，几千年固步自封的社会习俗必须予以改变，人民对于自己将要进入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训练有素的领导人物极端缺乏——凡是理解这些情况的人，我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会感觉不到这个事实：我们所已经取得的成就，尽管是非常不全面的，但它证明了我们中国人民有一种深切而普遍的愿望，希望她能列入现代化国家行列，取得自己的位置。科举考试制度的废除，在过去长期遵循的制度的废墟上在各地开办的现代化学校，我们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天南地北去寻求知识，我们的亲王们和高级官员们游历欧美进行考察，我们开始造铁路、开矿山、办现代制造业，我们计划要成立立宪政府，所有这一切只能有一个解释：我们正在走上进步与维新的道路。我们深信，闭关自守的时代，孤立无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可以肯定，我们有进步分子，亦有保守分子，但我们现在的保守分子在十五年之前是被视为急进分子的。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在我们整个国境之内，我们正在准备过新的生活，并负担起新的义务。如果我承认，我们立志要无忝于我们的新身份，我想你们会理解的。这种大志是从我们的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对于当年的中国在东亚文明中所起的作用，我们不能不感到一定程度的自豪。在那个时代。交通十分不便，各个国家相对而言都是封闭的，各个地方的影响都限制在它本身范围之内，但是中国的法律、文学和法制对蒙古、满洲、朝鲜、日本、西藏、阿萨密、暹罗、交趾支那都有很大影响，甚至在缅甸和印度都能感觉到中国的影响。我说这些话并非是乱吹牛。我们现代中国人还没有资格承担过去时代所负担的重大责任，我们曾玷污了我们祖先的光荣，对于这一点，我是太清楚了。我提到这一点是想要说清楚我们目前的抱负是多么远大，我们要在世界各国中起重大作用，要起到一个被削弱的国家内那些意志消沉、精神沮丧、道德败坏的人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因此，中国盼望在她试图要摆脱鸦片毒害时能获得文明各国的全面合作。中国深信，现有条约中可能会用来限制中国处理鸦片问题的努力的那些条文不会被引用到这一问题上来。

主席先生，最后，请允许我说，中国和世界各大国一样，把吸鸦片恶习视为一个重大的道德问题，并衷心地赞同大会把鸦片的道德影响问题作为一个专门的调查题目。我在鸦片买卖的经济影响及其它方面已作了详细的论述，用不着为此再找辩解藉口，因为对这些影响方面必须进行仔细研究。但我们亦并非对这样的情况毫无所知：这个问题之得到最后解决主要并不是由于大会进行了这些研究，大会的成就也断然不是以这个标准来衡量的。大会的研究在一方面不要给浅薄的感情和感伤主义留下余地，另一方面亦不要给机会主义留下余地。我们同意：一谈到道德问题，就把它归入感情范畴之内，那是不对的。调查鸦片问题如果不调查鸦片对所有各方面的影响，那是不会取得人们信任的，我们不但要调查鸦片对国力方面的影响，还要调查鸦片对人体、心理、人的大部分性格方面的有害影响。我们取得成功的全部希望就寄托在此：把鸦片问题作为一个道德问题来加以处理。这个问题之所以能引起中国民众的注意就在于此。请读一读中国的报纸，请听一听禁烟大会上的演说，只要您研究一下目前禁烟运动的情况，您就会感到，它的要求是道德的、爱国的要求。群众的激情预示着民族正义的伟大复活，它普及到每一方面——政治的、社会的、商业的。虽然中国旧式教育制度有其所有的一切缺点，但是有一点是值得赞扬的：它坚持了对孔孟之道的彻底研究，其结果是培养了极为高尚的道德情操。这是我们进入这场斗争时所拥有的伟大力量。在中国国外人们亦能感觉到这种无穷的力量，它比世界上所有海军、所有陆军联合起来的力量还要伟大，它比世界上所有的金子、所有的银子加在一起所产生的力量还要伟大——那就是基督徒的良心。有了这些伟大的力量作为我们的后盾，我们就能满怀信心地进行一场我们有理由称之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道义上的改良运动。因为世界各国不管它们采用什么法则来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我们总不可忘记，有一项法则高于人类所有的法则，这项法则比所有的经济法则伟大，这项法则甚至凌驾于自然法则之上，那就是永恒的上天法则，这项法则按孔子的说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按耶稣基督的说法是 “你应该爱你的邻人像爱你自己一样。”

（原文刊载于1909年3月1日《字林西报》）

（四）

1909年7月24日，《春田共和报》（Springfield Republican，唐国安曾就读于春田的北安普顿中学）不无自豪地刊发了唐国安演说的部分内容。全文如下：

中国与鸦片问题

——唐国安的演讲

北安普顿中学毕业生阐述其同胞的苦难

最近在上海召开的万国禁烟大会上的一篇演说，本地人一定很感兴趣。讲者为中国代表团的唐国安。唐先生为中国出洋肄业局派遣的第二批幼童之一，进大学前曾就读于北安普顿（Northampton）中学，并被安置于现居本市的A•S•麦克林夫人家里。1879年，他代表是届毕业生致告别辞后，于北安普顿中学毕业，而耶鲁大学更无须他补考录取了他。但他听从友人建议，先在菲利浦斯埃克塞特中学（Philips Exeter Academy）读了一年预科，然后才进大学。他在耶鲁只读了一年便遭遇“召回”。但就在那一年，他夺得拉丁文作文奖。唐先生现在北京外务部工作，系上海一刊物的主编。在居于附近的朋友的记忆中，他是一位出色的学生和一位有远大抱负的年青人。如今，他已晋身为中国的公众人物，有关当年在北安普顿就读时对他的前程的预测，在此得到了证实。以下为他就鸦片问题发表的演说辞的一部分：

中国受害极深，较之于列强诸国，我方对本会之成果尤为关切，此乃众所周知之事实，毋庸置议。对于诸位多数而言，鸦片毒瘾不外是贵国种种问题之一，也许并非首要之事。而对于我方而言，则是关乎道德、经济之要事，不容轻视。请容许本人开门见山。我方深知此事解决之道，在乎我们，也只有我们可作决定。我们必须共同谋求救赎之道。我国政府深谙此理，民众亦对此深信不疑。我国自知此战艰辛，亦已尝尽其苦。但我意已决，务除此祸。过去两年，我国有关禁饬鸦片贸易之建议书，获大英国政府公开支持，我们感到莫大的鼓舞，斗志愈加高昂。再者，美利坚政府意志坚决，在其境内实施之法亦堪称灵验。此举不但垂范我国，其支持我国解决此问题之意志，亦形坚决，而我国之问题，较之于美利坚，实乃硕大无朋。

此问题之处置，牵涉巨大，其动机动辄被人曲解。但是，偏袒之事，竟从未有之。此为本会必能大功告成之先兆。当初，质疑中国可在其境内降伏此魔的华人和洋人，并不在少数。此不足为奇。因为祸患极广，戒毒极难，私吸极易，困难极大，令人惶惑无措，所以教人认为此事不可成，便不足为奇。然而，举国痛斥鸦片之呼声，足以消除这些疑虑。而在此之前，利用某事在华煽动公众之情绪，绝非易事。煽动民众之情绪，使其传遍全国，此为首例。举国上下，不论士大夫或饱学之士，不分达官显贵，或耕夫或寒微之劳工，众志成城，务除此祸。举国激奋之民情，正是我们最大的希望。每日思之，我方专员即信心倍增。我们深信，倘若文明列国与我方携手合作，我中华之国必能迅速根绝此祸。

鸦片在华之影响，本人实不忍述说。本国之首脑人物均视其为祸国之寇雠。凡自我保护本能犹存者，无不痛斥之。不妨随本人到辽阔且一度妩媚动人之中国大西部走一走，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陕西各省，烟害极为显著。看看若非烟害，本可成为幸福家庭之窟穴，如何满布愁云惨雾。看看无数鸠形鹄面的受害者如何自甘堕落。看看何为家徒四壁，身无长物。看看此祸端如何教一望无际的、一度金灿灿的田野种上了罂粟。再看看陆军中校布鲁斯如何描述甘肃：“男女均嗜鸦片如命，令人不寒而栗。此乃甘肃西部人民的一个污点，一个很大的污点。”据奥图 主教估算，“该地区每8人即有6人嗜烟如命。”

当前，中国之经济负担，因吸食鸦片已变得不胜其重。一份报告显示，1906年中国国内鸦片产量保守估计为58.48万担，折合白银也许就是2.2亿两。而1905年进口的总值3000万两的鸦片，亦须计算在内。故此，中国人为鸦片而耗费之现金总额为2.5亿两。如今，若非生产鸦片，而种植小麦或其它更有益之谷物，每年产值恐怕不下1.5亿两。此数目加上前述2.5亿两的损失，即我国种植鸦片一年损失为4亿两。若要计算鸦片受害者丧失盈利能力对国家造成之损失，则更是难上加难。根据我们调查，中国有2500万人染上鸦片烟瘾，其中包含为数不少的生产力较高的人群，令人扼腕。倘若他们不染上烟毒，我们可以假定他们的日平均盈利能力为五分之一两，因吸食鸦片而减少四分之一。故我国日损失为125万两，年损失则为4.5625亿两。再加上上述项目，则中国每年损失8.5625亿两。毋须本人在此饶舌，诸位当知道我中华民族当此工业发展时期，面对如此重负，岂能不手足无措？而此间，资本损失，尚未计算在内。

经济损失不仅影响中国，更影响列强诸国。过去28年，世界外贸由人均2.50美元，上升至14美元。中国贸易虽然节节败退，但却无时无刻不感到世界潮流之汹涌澎湃。……外贸扩张机会如此之巨，普天之下，除却中国，别无它处。……假若向每位华人出售之物，与向日本人出售之相当，则每年可从中国获利30亿两。中国之贸易，向来被种种因素合谋所掣肘。缺少足够之交通工具，受厘金影响，港口开放偏少等等，均可列入其中。但有趣的是，这些因素已日渐消失。目下，制约我国外贸增长的两大阻力为生产力不振和中国人贫困。此双重因素，也许可计为一个，又因鸦片之祸水而每下愈况。……而今，对洋货需求之大，已至我帝国之极限。倘使交通得到改善，而中国人以钱或物交易，则有可能无限扩张。但此无边无际之需求，却终因我国元气大伤而徒叹奈何，而其元凶正是鸦片烟毒。

……中华贸易，前程无限，区区鸦片，何足挂齿？舍几乎无边无际之贸易，而取今占中国外贸百分七点五之贸易，岂非愚不可及？论经济或道德，鸦片贸易均罪不可恕。我国力降此魔，必将对列强诸国之贸易形成直接而致命之影响。每思及此，逾感国际大合作之事可行。鸦片之祸患乃国际进口问题。目下，举国禁烟呼声高涨，当乘此东风，大张声势，毕其功于一役。错失此大好良好机，必大挫中国维新及进步之元气，非长期无以恢复。鸦片毒瘾及其贸易，乃中国与诸国缔结友谊、消除隔阂之大患，凡深究此事者，莫不作如是想。是故，以力促中国废除排外旧政之种种言论计，以过去50年危亡之际，维系中国传统美德、保家卫国之善意行动计，我们愿与文明列强戮力同心，灭绝此祸。

毋庸讳言，我们恶此祸患，不仅因其阻碍我国跻身现代进步国家之列，更因其令我国羞于跻身其间。我国虽未及早明察闭关锁国之弊及为此而付出之沉重代价。但今天我们已觉醒。请恕本人大言不惭，为进入此大家庭，我国所付出之努力，非同小可。维新进步之事，我国已不遗余力。我们深信，闭关排外之日子将一去不返。而我们也不会做出有失此新身份之事。故此，中国希望与列强诸国通力合作，共除此祸。但我们深信，现行条约某些规定，可能制约我国解决此问题之努力，故不宜施行。

最后，可否容本人这样表述：中国与列强诸国均视鸦片毒瘾为道德之大问题，我们真诚认为本会之专责事务即为探究鸦片之道德影响。惟有以道德问题处置，我们才最有希望。也只有这样，才能唤起中国民众之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