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现当代的清华教授，特别是那些名师们，近年来作为一个整体，已有颇多的研究成果问世，其中不乏对其夫人们的介绍。她们与丈夫们在动荡、苦难的岁月里共命运，人生篇章同样曲折斑斓。只是，这些得到关注的教授夫人们，被置于丈夫的身边，形象往往不够完整、清晰与饱满，且得到关注的，也偏于文科，而疏于对理工科教授夫人们的介绍。

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寸草心·清华名师夫人卷》（一下简称《寸草心》）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两项不足。该书厚厚两大册，一千多页篇幅，直接聚焦73位清华名师的79位夫人，其中的文字，除个别篇章外，多为子女对母亲的回忆，因切近而细致、可信。按照这些名师的学科排序，文科23人，理科16人，工科30人，兼顾了文科与理工科。

在编者说明中，对这些清华名师夫人做了粗略的统计分析，79位夫人中，江苏籍的有19人，占28.6%，独占鳌头。按照学历分，夫人中有大学和博士学历的占一半多；按照去世时的年纪分段统计，80岁以上占59.7%，即一半以上。90～99岁占23.4%，约四分之一，百岁老人则有三人。结论是名师夫人一般都很长寿。考虑到她们迭经战乱、“文革”等非正常岁月，犹能得如此高寿，就更为不易了。

当然，教授夫人们的人生经历与精神品质更值得关注。宗璞先生在序言中有这样的话：“我常说，儒家人格的最高标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用来形容中国妇女的优秀品质倒很恰当。”浏览这本千页大书，发现每页都在印证宗璞先生的话。

苦难风流

书中收录的73位清华名师，普遍有欧美名校留学的经历。抗战爆发前，他们在水木清华过着比较优越的生活。那时的清华园，在清华子弟的回忆中，许多地方草高林密，灯影稀疏，夏夜里蝉鸣蛙叫，孩子们或上树粘知了，或下河摸鱼虾，充满田园野趣，绝非今日高楼广厦的城市所能比拟。

然而，日寇入侵，山河变色，清华与北大、南开大学一道撤退到大后方，组成西南联大。整个八年抗战中，西南联大弦歌不辍，教学与科研不但没有停顿，相反取得许多成就。这背后，教授夫人们的贡献非同小可。

“定胜糕”已经是今日人们所熟悉的故事了，而本书则提供了更多的细节。

抗战末期的1943年，物价飞涨，为了弥补家庭开支入不敷出的局面，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潘光旦教授夫人赵瑞云、袁复礼教授夫人廖家珊，合作生产小食品出售。三人的分工是这样的：米粉、食用色素等原料由赵瑞云经办，廖家珊家为作坊，韩咏华负责销售，她提着篮子到廖家取货，视销售情况，每周一两次送到冠生园食品店寄卖。她们把产品起名为“定胜糕”，喻抗战一定胜利之意。

“定胜糕”为二三两重的米粉糕，形状仿如元宝，浅粉红色，中间放红豆沙，表面嵌有数块核桃仁和两块糖腌的猪板油，味甜。由于没有专门的生产工具，只能在日常做饭的红泥小炭炉上做，一锅只能蒸两个，日生产量仅有30－40个。产量很低，除了偶尔糕点在脱模时损坏，小孩子们才能吃到一点。“定胜糕”持续生产了两年，直到抗战胜利，对三个家庭显然在经济方面有所补益。

阅读《寸草心》可知，其实，除了“定胜糕”，国难下的教授夫人们，还自创了一些“品牌”以克服艰难的环境，比如“三姐妹”牌童装。

联大土木工程系教授吴柳生的夫人陈涤，出生于杭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杭州法院院长。陈涤极有绘画天赋，父亲经常带她向名家学画。1933年，怀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士学位、伊利诺大学工学硕士学位刚刚回国的吴柳生，住在杭州同学陈麟瑞家中，他一眼看中了同学的妹妹——20岁陈涤，两人很快结婚，从此缔结了近半个世纪的美满姻缘。陈涤的父亲则为女儿这么早结婚而中断画业感到遗憾。

陈涤跟随丈夫走遍了半个中国：开封的河南大学、青岛的山东大学、北平的清华大学、长沙的临时大学、昆明的西南联大，抗日胜利后又回到北平清华大学。

西南联大岁月，陈涤从一个娇妻迅速成长为能吃苦耐劳、锦心绣口的母亲。为了省钱，孩子们的衣服都是陈涤自己做的，她学会了纳鞋底、做鞋子。当时，教授夫人们都在想办法帮先生挣钱。陈涤想到了做童装。她自己设计，自己制作，然后拿到店中寄卖。因为家中有三个女儿，吴柳生将童装命名为“三姐妹”牌，还刻了印章。“三姐妹”童装设计新颖别致，供不应求，大大改善了一家的经济状况。

陈涤的经历几乎是全体教授夫人们的缩影。这些夫人们，大多出身书香门第，没有吃过什么苦。如果没有抗战，优越的清华园生活将被舒适、写意地延续。然而，国难当头，教授夫人们鲜有惊慌失措者，而无不咬紧牙关从容应对。

清华工学院创始者顾毓琇在抗战爆发后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身居上层，但清廉自守，加之子女众多，家境同样紧张。他的妻子王婉靖出身书香世家，是王羲之第67世女孙。她精打细算，不但种菜、种花、种玉米、养鸡、养鸭、养羊以补贴家用，还在老乡的帮助下养起了猪！

从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周先庚1931年到清华大学心理学任教授时只有28岁，妻子郑芳，出身于江苏盛泽镇著名的郑氏家族，毕业于燕京大学，中英文水平俱佳。西南联大时期，周先庚任心理学系主任，要讲授六门心理学课程，同时在昆华师范学院兼课，同联大其他教授家庭一样，家庭重担几乎全部压在了妻子的身上。

郑芳很快就显示出了“文武全才”。当时，生了孩子后的她没有奶水，为了保证几个孩子的营养，郑芳在胜因寺外的一家农户保养了一头母羊，周家的几个孩子都是喝羊奶长大的。

从1944年开始，郑芳还开始给报刊写稿，主题集中在婚恋与家庭及儿童题材上，在当时颇受好评，稿费则补贴了家用。

令人惊叹的是，苦难不但没有击垮教授夫人们，相反，她们都是相夫教子的好手，且普遍都有一手好针线活。她们对于丈夫、孩子的爱，还能施及于亲戚。她们普遍的持家能力令人印象尤为深刻。

1950年从芝加哥大学获得气象学博士学位的谢义柄，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气象系，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气象系副教授。其妻李孝芳，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后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土壤地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在美国读书时，李孝芳用第一个月的奖学金买了一架电动缝纫机，用它做了许多衣服，她自己在硕士典礼上穿的白色长纱裙，就是自己做的。一家人的衣裤，包括窗帘和被里，都出自其手。孩子们回忆说，母亲是持家好手，家中从来不缺吃、穿和用的东西，即使在物质贫乏时期，谢家也有萝卜、白菜馅饼或团子吃。

像李孝芳这样的持家好手，在教授夫人中比比皆是。

低学历者的奇情

据统计，《寸草心》中的79位清华教授夫人，学历中学毕业者4人，小学1人，其余都在大专以上。

但是，学历低的教授夫人同样不乏光彩，甚至更富奇情。杨振宁母亲罗孟华、梁启超的夫人王桂荃就是如此。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数学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获得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当时，“五四”新思潮冲击正劲，许多留洋归来的都毁掉了幼小时父母给订下的婚约。杨武之在美国时，罗孟华带着杨振宁住在合肥。她是旧式女子，只念过几年私塾。在住处的不远处，有一间天主教堂，里面的修女，都是一生不结婚或被丈夫抛弃的女人，合肥话把这种活法叫“吃教”。

罗孟华已经打听了，可以带孩子进教堂修道。她的打算是，如果杨武之回国后抛弃他和孩子，就带杨振宁去天主教堂吃教。

然而，回国后的杨武之，历任西南联大数学系主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等职，但并没有抛弃发妻。

这位文化程度很低的母亲，是杨振宁一生最亲爱的人。杨振宁在西南联大的好友、著名艺术家熊秉明在回忆中说，杨振宁一生对母亲感情至为深厚，非比寻常。他说，1992年夏，天津南开大学为杨振宁70寿辰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当杨振宁自己报告他的生平，配以幻灯片，回忆童年、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往事，回忆抗战时期的艰苦岁月。当说到母亲时，杨振宁嗓音突然哽咽了。

熊秉明回忆，当时，会场上的空气凝滞了几秒钟，他自己的心则一紧。“这样一个极端灵敏、多功能、储存了大量信息的头脑，因为＂母亲＂这符码的出现，忽然发生故障。显然，＂母亲＂不是一个一般的信息单位。”熊秉明这样写道。

确实，对于杨振宁，对于杨家儿女，母亲罗孟华绝非“一般的信息单位”。

杨振宁回忆，在清华园中，杨武之的同事的妻子，大多大学毕业，甚至留过洋。尽管杨武之待她很好，但罗孟华压力很大，她应付的办法很简单：尽力把家管好，少去交际，不去打牌。一两年后，罗孟华在清华园中有了治家整洁有方的声誉。

杨武之在回忆妻子的文章中写过一个细节：有一次，他去学校打网球，而振宁上学去了。学校校工来通知杨武之开会，结果罗孟华只记得开会的地点，忘记了开会的时间，杨武之很不高兴，抱怨妻子文化低。事过几天后，杨武之发现妻子曾用牙齿咬手臂直到出血。他很吃惊，询问之下，妻子说自己恨父母家穷，没有钱给她读书，恨她父亲经商失败使她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这使杨武之受到很大震动。其实在他心中，妻子坚强而有毅力，极能吃苦耐劳，是自己比不上的。

杨武之比不上自己文化程度很低的妻子的地方，不只是毅力品质，还有其它。

《书边恩仇录》一书的作者胡文辉在书中曾引用杨振宁写的《父亲与我》，里面的细节耐人寻味。说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留在大陆的父亲带着统战任务几次出国跟他见面，最后一次父亲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都是“形势一片大好”的套话。

结果，母亲打断了觉悟高的父亲的话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站排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

熊秉明对这个旧式妇女的见识也有同样的观察。他回忆说，1972年他回国，到上海看望杨武之，振宁的母亲和自己说了不少话，都是一些生活的点滴，不时用浓重的合肥口音插入一句：“不能说，不能说。”他说，杨振宁的母亲浸在现实生活中，或者可以说生存在寒暖饥饱的层面上。与杨振宁父亲偏于理智的训导的讲话不同，对于社会，她自有自己明确的见解和判断。

让熊秉明诧异的一件事是，600页的《杨振宁论文选集》，杨振宁在扉页上亲笔提题了四个汉字：献给母亲。雪白的版面上只印着这几个黑字，十分醒目。他为何不献给数学家的父亲，而献给母亲呢？熊秉明的结论是：这是属于生命的事，不待分析的。

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王桂荃，也有奇情。

王桂荃是四川人，从小做丫头，被转卖过四次，最后随梁启超第一位夫人李蕙仙来带梁家。梁启超给她起了这个名字。1903年，18岁的王桂荃在李蕙仙的主持下和梁启超结了婚。

王桂荃出身贫苦，没机会读书识字，但她聪明伶俐，又勤奋好学。与梁启超一起流亡日本后，接触到现代文明，开阔了眼界，很快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东京话。李蕙仙逝世后，王桂荃一力承担起了梁家的重担，她长袖善舞，把这个有大家庭的所有成员都照顾得很好，梁启超说她是“我们家极重要的人物”，李蕙仙所生的几个孩子，对王桂荃也极其敬重，梁思成说她说“不寻常的女人”。

王桂荃生活十分简朴，自己的吃穿极为节省，对儿孙和亲友却极大方。虽然文化程度很低，但王桂荃却很幽默，常讲各种故事和笑话给孙子们听。当年梁家老二梁思成学建筑，老三梁思永学考古，老四梁思忠学军事。王桂荃曾经非常得意地对别人说：“我这几个儿子真有趣，思成盖房子，思忠炸房子，房子垮了埋在地里，思永又去挖房子。”她的幽默，显然是长期与梁任公相处熏陶而来。

令人痛心的是，王桂荃晚景凄凉。“文革”时，作为“保皇党梁启超的老婆”，王桂荃的全部财产被抄尽，手帕胡同房屋被侵占，她被赶入阴暗的小屋里，85岁高龄的她还要每天出来扫街。此时，她已患肠癌晚期。1968年，王桂荃孤独离世。儿女不是“反革命”，就是“反动学术权威”，无一幸免。

保姆情

过去的清华教授家庭，普遍都雇得起，也愿意使用保姆、佣人。《寸草心》多为子女回忆母亲之作，其中有一些特意写到了教授之家与保姆和佣人的关系，其中不乏值得一记的细节。

潘光旦的女儿潘乃穆回忆说，其家老保姆温闰珍，是江苏吴江县人，与潘光旦妻子赵瑞云同岁，为人忠厚，是赵瑞云的得力助手，多年来，为她分担了繁重的家务。温闰珍从小不识字，在潘家干了许多年，潘家孩子称其为“阿妈”，已形同家庭的一员。

抗战爆发，温闰珍随潘家迁往昆明，成为赵瑞云惟一帮手，买菜、煮饭、洗衣、打扫卫生基本靠她。潘家平等待她，平时替她写家信、寄钱回老家，同时还教她识字。赵瑞云去世后，温闰珍除了照料潘光旦的生活，还帮助带潘家孩子的后代。

“文革”中，潘光旦挨批斗，成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被迫睡在水泥地上。面对此种非人待遇，温闰珍心中愤愤不平。邻居费孝通让她搬到费家去住，但温闰珍坚持照顾患病的潘光旦，直到潘光旦去世。温闰珍为潘光旦夫妇二人送了终，被潘家孩子视为莫大（博客，微博）恩人。

潘光旦去世后，温闰珍与潘乃穆一起生活。“文革”后期，潘乃穆去江西鲤鱼洲分校劳动，按规定不许带老年家属，于是不得不让温闰珍家人将其接回老家。潘乃穆定期给她寄生活费，温闰珍说寄回去的钱不归她支配，不让多寄。潘乃穆退休后，去江苏看望过温闰珍三次。她本想接后者颐养天年，终因温闰珍年迈而未果。

温闰珍1993年8月23日去世，享年95岁。

心理学教授周先庚家的老保姆潘大婶与周家，同样是一段令人唏嘘的故事。

周先庚夫人郑芳于1959年罹患直肠癌。手术后，医生告诉周先庚，癌变已转移到尾骨，无法根治。一年后癌症复发。病情很快恶化，癌细胞侵入和破坏腹腔的组织，肛门处缝合的伤口开线，不断流出脓水，气味难闻，找了几位保姆看护，都因护理难度太大而辞职。

此时老保姆潘大婶挺身而出，不顾脏累辛苦，悉心照料郑芳，把她身下的垫子一天就换很多次。“文革”时，周先庚被关进北大“监改大院”，也是潘大婶，为他送衣物。在周家孩子眼中，潘大婶是难得的恩人。

清华名师的夫人们，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她们的命运与丈夫紧紧系在一起，更与国运息息相关。难得的是，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在人伦崩坏的千古劫难面前，这些夫人们普遍无畏地与受难的丈夫们站在一起，与苏俄时期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比起来，也毫不逊色。她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章诗依）

转自《经济观察报》2014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