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鲁先圣

吴宓曾经主编天津《大公报》副刊，在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任教授时，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并且常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整理及中国儒家学说这四大传统作比较印证，开设“中西诗之比较”等课，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之先河，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他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

陈寅恪与吴宓一生中共同留学美国，共同执教清华和西南联大等大学，先后在一起生活研究几十年，结下深厚友谊。

吴宓从清华毕业后赴哈佛留学，经同学俞大维介绍，结识也在哈佛留学的陈寅恪。两人年龄相仿，志趣相投，很快就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吴宓的日记中就有“以后宓恒往访，聆其谈述”，“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其历年在中国文学、鸣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宓者，更多不胜记也。”对陈寅恪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也是两人一生中的第一次相识，因为同在哈佛，自然可以说是同学关系。

两人认识不久，陈寅恪大概是知道了吴宓喜欢《红楼梦》，即以《红楼梦新谈》为题赋诗一首赠吴宓：

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

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

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

吴宓非常高兴，当即把此事记入当天的日记，这是陈寅恪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乌木的日记当中，并对陈寅恪这样评价：“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

两人的交流，并不仅限于学术文化方面，还涉及处世、婚恋等生活问题。吴宓在谈恋爱的时候，征求陈寅恪的意见，他的日记里多次提到陈寅恪独特的情爱观，如：“陈君又论情之为物……而断曰：(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二)与其人交织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等及中国未嫁之贞女是也。(三)又次之，则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及中国之寡妇是也。(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

陈寅恪这段著名的关于爱情的独家观点，正是因为吴宓的日记，才得以流传。

又如：“陈君寅恪云‘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又云‘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志之大，而兢兢惟求得美妻，是谓愚谬’。”陈寅恪的这一席话，对吴宓决计与陈心一成婚，起到了关键的影响。尽管这段婚姻并不长久，吴宓后来还是未能全盘接受陈寅恪的婚姻观而移情别恋，但两人一见如故的不寻常的交谊，于此可见一斑。

吴宓认识陈寅恪以后，十分钦佩陈寅恪的学识渊博。在《吴宓文集》有记载：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寅恪，两人一见如故，经常相偕散步于查理士河畔。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陈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即以诗一道，历年所以启迪予者良多。

吴宓学成回国后，1925年应聘到清华筹建国学研究院，即向当时的校长曹云祥推荐尚在欧洲的陈寅恪来清华任教，并代为接洽包括预支薪酬、安置住所等一切事宜。1926年7月，陈寅恪抵北京，吴宓在日记中记下了他陪同陈寅恪到校的整个过程：“下午一时许，即接电话，知陈寅恪已抵京。乃即乘人力车入城，至西河沿新宾旅馆5号，访陈寅恪，未遇……夕五时，再至新宾旅馆，与陈寅恪谈，告以清华种种情形。又邀之至香满园饭馆晚餐。”又记：“十时半，至新宾旅馆，与陈寅恪合乘汽车回校。抵校，进午餐。陈君即住西客厅(吴宓在清华工字厅的住室)。”当天及随后几日，吴宓还陪同陈寅恪拜访了曹校长、梅贻琦教务长、赵元任、王国维、梁启超等校内同事并介绍陈寅恪与史学家陈垣认识，导陈寅恪游览校园，参观国学研究院、图书馆等去处。两人自此成为朝夕倾谈、诗文唱和的同事，直到1940年暑假陈寅恪离开西南联大去香港而止。

两人的友谊还表现在很多生活方面。吴宓离婚，在当时的清华引起很多议论和非议，陈寅恪则不然，他认为这是吴宓个人的问题，其中的厉害吴宓自己自然清楚，其他人没有必要非议。

吴宓后来担任了重要的期刊《学衡》和天津《大公报》的文学副刊主编，很多人羡慕他拥有了可以左右文坛的阵地，但是陈寅恪却不同，他一再提醒老朋友，要专心读书著作，不要为杂务所困扰，显示出一个诤友的清醒。

解放后，陈寅恪任中山大学教授，吴宓在重庆西南师院任教授，两人天各一方。陈寅恪因患眼疾，接近于失明，加上日渐年迈，虽有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但除了给学生授课，已不大和外界接触。

吴宓日后出版的日记中多次记述了陈寅恪的很多生活细节，可以想见两人的友谊之深。比如陈寅恪的左眼也失明的那一天，陈寅恪的女儿陈流求在笔记中记载：“一九四五年春天的一个早上，父亲突然发现两眼一片漆黑，失明了。先叫我通知他当天不能上课，随后住进存仁医院。”

而就在陈寅恪失明的当天，吴宓在日记中记述：“始知寅恪昨目今晨又不明。”

1939年春，陈寅恪接受英国牛津大学的聘请，决定于夏天赴英任职讲学。好友吴宓得知消息非常高兴，端阳节那天在昆明的海棠春餐馆为陈寅恪饯行，并赋诗《己卯端阳饯别陈寅恪兄赴英讲学》相赠。3月14日陈寅恪即将离开昆明去香港的时候，吴宓依依不舍，并再次赠诗《陈寅恪兄赴牛津讲学行有日矣》，足见两人的浓情厚仪。

到了当年的9月份，因为欧战没有赴英的陈寅恪回到昆明，陈寅恪对于一再的遭遇十分伤感，写诗《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给好友吴宓，抒发自己的郁闷情怀。而吴宓为了安慰陈寅恪，几乎每天都到陈寅恪的住处，表达自己无声的理解。

1959年，在西南师范学院担任教授的吴宓非常想念阔别多年的好友、正在中山大学担任教授的陈寅恪。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记述自己想念的心情：“受教追陪四十秋，尚思粤海续前游”。他继而又写诗云：“回思真有泪如泉，戊戌重来六十年。文化神州何所系？观堂而后信公贤。”从内心深处表达了自己在那个特殊的文化环境中，对陈寅恪、王国维两位好友的怀念与向往。

就在陈寅恪过着几近与世隔绝的日子，年过古稀之时，1961年夏天，吴宓来了。吴宓与陈寅恪此前已阔别十余年。1961年7月30日，吴宓自重庆给陈寅恪写了一封长信，除了述说近况，还提出“来粤晋谒”。陈寅恪收到信后，立即于8月4日由夫人代笔复信，告知到广州所应注意的事项，包括怎样选择到中山大学的路线、车资几何、饮食住宿等等，甚为详尽，据说这是自1949年后，陈寅恪来往信函中字数最多的一封，可见他对这次老友来访的看重和期盼。

8月30日夜，吴宓乘火车抵达广州，陈寅恪派两个女儿等亲属去接站，吴宓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乘中山大学之汽车，过珠海桥，行久久(似甚远)，方到中山大学；即入校，直抵东南区一号(洋楼)楼上陈宅。寅恪兄犹坐待宓来(此时已过夜半，12时矣)相见。”吴宓住在中山大学招待所。他是专程“来粤晋谒”陈寅恪的，因而在广州逗留的五天，每天都去陈宅探访，有时不止一趟。他们叙旧，吟诗，论学，陈寅恪向吴宓介绍了自己的生活状况，吴宓在日记中说：“寅恪兄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盲，得免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不辱身，堪诚为人所难及！”短短数日，陈寅恪夫妇分别多次题诗相赠，陈诗中有“五羊重见九回肠”之句，足见吴宓的这次到访，于陈寅恪而言，绝非一种礼节上的往还，而是打破了他多年生活上的平静和寂寞。

当年正值困难时期，吃饭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吴宓在广州的几天，得到了陈寅恪夫妇细心且丰盛的款待。除了陈寅恪夫妇以中山大学的名义正式宴请，还多次在家招待，或送食品到招待所。吴宓日记频有陈家“送来炖鸡一碗，加红薯与卤鸡蛋一枚”、陈寅恪夫妇设家宴，“鸡鱼等肴馔甚丰”、“在陈宅晚餐，肴馔丰美”等记载。临别，陈寅恪夫人又将自种的花生“剥而炒之，强宓带去一包”。9月3日，是吴宓在广州的最后一天，陈寅恪写了四首七言绝句，总题为《赠吴雨僧》，其中两句为：“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确如陈寅恪所料，这是两位结交40年的挚友的最后一聚。

对于两人的关系，吴宓说：“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转自《民主协商报》2014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