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孟凡茂（1979自动化）

此类故事或出于传记文学，或出于回忆文字。对于传记文学，自然要有想象，有巧构，以补史料的不足，也使故事情趣盎然，引人入胜。对于回忆文字，虽是忆者亲历，或因时过境迁，不堪回首；或因事隔有年，难免误记；笔者想从史证角度讨论故事中时间、人物及事件的真实性，还请读者批评。

一、关于“梁曹对”的传说

1920年代清华学校创办研究院国学门，传说梁启超曾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尚在德国留学的陈寅恪任导师，并有这样一则故事：“十五年春，梁先生推荐陈寅恪先生，曹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

故事中的对话后来被称为“梁曹对”，为许多讨论清华国学院的文章所引用。这则故事出自陈哲三先生1970年的文章《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该文分三段：一、小传，二、遗闻轶事，三、著作。陈哲三先生在第二段开始时所写的说明：“此段所叙，大皆为孟博师于课堂上或聊天中所追忆者，为使行文方便亲切，乃以孟博师口吻记之。然文中倘有差池，是笔者闻记之误，应由笔者负责。”此外，1970年4月蓝文征（孟博）发表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文中言及：“梁先生以陈寅恪先生于欧洲诸国语文及梵文、巴利文、蒙、藏、满文等修养极深，提请校方聘为导师，时陈先生正在欧洲，明年五月始到校。”至此，有关梁启超推荐陈寅恪一说的来源应归于一处了，都是出自蓝文征。蓝文征1927年入学时，国学院已经开办两年了。蓝对国学院开办之初的情况应是从教授和同学们的讲述中了解到的。40年后，年逾花甲的蓝文征教授把当年的所闻所见讲给他的学生听，陈哲三先生用极具文学色彩的笔调记述了尊师所讲清华国学院的遗闻轶事，使故事更动听，但史实的可靠性则另当别论了。

现在有必要考证一下清华学校聘任陈寅恪的过程。据《吴宓日记》，1925年2月9日 吴宓向校长曹云祥提出（1）名义为研究院筹备主任。（2）须有全权办筹备处之事，并负专责。此议得到校长同意。12日筹备处成立，开始办公。14日，吴宓向校长曹云祥和教务长张彭春提出聘任陈寅恪为教授事，15日与张彭春就陈的工资事与吴宓交换看法，聘事未定。16日曹允准聘陈，吴宓“即发电聘之”。由此可知，清华学校聘任陈寅恪是由吴宓推荐的。

1925年2月20日《清华周刊》刊登“与吴宓先生谈话记”。记者向吴宓先生询问研究院的计划和聘任教授事。吴宓称所聘教授，现聘定梁任公、王国维、赵元任三位先生。“尚有一二名师，不久即可约定。”2月27日《清华周刊》消息，“兹校中又函电往德国，聘请陈寅恪先生为主任讲师，连前共四位。”此与2月16日《吴宓日记》所记相合。周刊用半页篇幅介绍陈寅恪，现摘录如下：“陈寅恪先生，乃诗人陈伯严先生（三立）之公子，幼承家学，故中国学问甚为渊博。自前清宣统元年迄今，留学欧美，共已十余年。陈先生初治史学，继研究古今语言，如希腊文、拉丁文、及英、德、法文等。近七八年来，则攻读梵文、巴利文以及蒙文、藏文之类。其所用力者，为古代东方各国语言及历史，佛教发达传播之历史，中西交通史等。陈先生留学德法两国最久，在巴黎与伯希和、莱维诸大学者相从问学，极为熟稔。又其人笃志用功，故造诣宏深，诚留学生中特别首出之人才。”以上内容应是吴宓提供，吴宓极为佩服陈寅恪的学问。4月27日，吴宓收到陈寅恪来信，告以因“(一)须多购书，(二)家务，不即就聘”。吴叹道：“介绍陈来，费尽气力，而犹迟惑，难哉！”6月25日吴宓接到陈寅恪函，陈“就本校之聘，但明春到校。”至此，关于清华聘请陈寅恪任研究院教授一事从推荐、聘任到应聘，有了完满的结果。

吴宓1925年年初的日记极其简略，三五字即记一事。我们无法从中了解更多内容。笔者近读《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找到1937年4月15日吴宓对此事的回忆，兹摘录于此：当时清华学校已聘定三教授，作为研究院筹备主任的吴宓“乃向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先生。教务长张彭春认为陈先生留学虽久，学问亦好，然而一无学位，二无著作，不符合聘任教授条件，为保证今后教授水准，不应放松聘任标准，不同意聘请。我说：陈先生前后留学十八年，他人不过四五年。陈先生学问渊博，能与外国教授上下其议论，堪称学侣。虽无正式著作发表，仅就一九二三年八月《学衡》杂志第二十期所节录的《与妹书》，寥寥数百字，已足见其学问之广而深，识解之高而远。学校已聘定三教授，为院荐贤，职责所在，安能荐一人而尚不得。至此，事乃大僵。不得已，用了一个小手段。乘一次宴会的机会，席间有张彭春及张歆海、徐志摩等人。我中途退席，往见曹校长，再申前议，并以去留争，聘事乃决。即用铅笔拟一电稿，经曹签字拍出。”举荐陈寅恪是吴宓的职责所在，亲历亲为的事，回忆应是可靠的。“以去留争”，荐陈事不答应，筹备主任也就不当了。此举正是吴宓的性格，翌年因研究院发展计划被否决，毅然辞去了研究院主任。结合吴宓的日记和此段回忆文字判断，“梁曹对”只是个传说，或者改称“吴（宓）张（彭春）对”才靠谱。

二、对联趣事

蒋天枢著《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引陈哲三著《陈寅恪先生轶事》（记蓝孟博语）中的一则故事，“北伐成功后，罗家伦接长清华，罗去看陈寅恪，我们也在座。罗送先生一书，是他编的《科学与玄学》，记张君劢、丁文江辩论的旧事，陈寅恪翻了翻说：志希（罗家伦的字），我送你一联如何？罗说：甚好，我即刻去买上好的宣纸来。陈先生说：不用了，你听着：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罗大笑不止。陈先生又说，我再送你一个匾额：儒将风流。又说：‘你在北伐军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你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他才思敏捷，诙谐风趣大率类此。”引文后注此事发生在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

这个故事流传甚广，为许多介绍陈寅恪的文章和书籍所引用，更作为大学者的趣闻轶事来谈论。但很少有人问，陈寅恪教授会同罗家伦校长开这样的玩笑吗？我读这个故事，叹服作为学问大家的陈寅恪的才思和风趣之余，总觉得故事中什么地方有点儿不对劲儿。以陈先生的品格、阅历和身份，能让曾经的同学、现任的校长，在数位学生面前，陷于如此尴尬的境地吗？但这个故事也不该是完全虚构出来的，罗家伦确实于1927年年初出版了《科学与玄学》一书，而陈寅恪的对联嵌入罗家伦的名字更堪称绝妙。问题一定是出在所标注的时间上。标注说此事发生在1930年，一定有误。因清华国学研究院在1929年夏最后一届毕业后撤销，蓝孟博等人也已离开清华，又怎能在1930年遇到罗校长看望陈先生呢？另外，罗家伦于1927年年末结婚，1927-28年初佩少将军衔，应在此不久即说“儒将风流”才合乎常理，若推迟两年之后说起，那还有什么情趣呢！我想应该重新确定一下故事发生的时间。

罗家伦于1923年自美国转到欧洲留学，相继在英国、法国和德国求学，欲以研究中国近代史学为职志。在欧洲，罗家伦与陈寅恪、俞大维、傅斯年、赵元任等学人相往还，可谓“一时多少豪杰”。1926年夏回国后，罗家伦受聘东南大学史学教授。1927年年初，罗家伦进入蒋介石的军政府，1927年夏参与创办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该校校长是蒋介石、教务主任是戴季陶），任副教务主任，主持校务。1928年年初，罗家伦佩少将军衔任北伐军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处处长，负责接管占领地的文化教育机构。约在1928年6至7月罗家伦随北伐军进北京，并于7月15日参加了陈寅恪在清华举行的订婚宴。罗家伦以南京政府的官员身份来到清华，又拿出自己的著作展示，官员兼学者，可以说是少年得志了。但陈寅恪先生对罗家伦归国后放弃研究史学的志向，投身官场很不以为然。所以，这个故事很可能发生在此次罗家伦以官员加同学的身份到清华访陈寅恪先生期间。为此，陈先生写了这个对联来劝讽，于玩笑之中表同学之谊，聪明的罗家伦也一定会体会到陈寅恪的深意。

1928年9月18日，罗家伦接任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校长，并矢志发展清华。在短短的两年时间，罗家伦把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改造成具有文、理、法三大学院14个学系、数个研究所的国立大学。后因时局纷扰，罗家伦被迫辞职。陈寅恪对罗家伦执掌清华两年的评价是：“志希在清华，把清华正式的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即不论这点，像志希这样的校长，在清华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评价如此之高，陈寅恪教授一定有切身体会。陈寅恪曾于1928年6月21日给罗家伦和傅斯年写信，谈学术研究与教学上的两难处境，“欲救其弊，惟有一策，即仍领教授之俸一年，而此一年之间暂不教书及作他种杂务，虽形式同于乾馆（好笑），而实际则责成著成一书，庶几更有具体之绩效可稽。”陈寅恪想专心校注《蒙古源流》才给两位同学写信并希望向蔡元培先生致意。1928年8月-9月陈寅恪与罗家伦、傅斯年、胡适等人在上海相会，探讨学术问题。罗家伦任清华校长后，陈寅恪除在清华任教授外，还担任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主任。1929年-1930年，陈寅恪发表了数篇研究《蒙古源流》的论文。由此可以判断，罗家伦校长曾对陈寅恪教授在学术研究上以鼎力支持，同时更可推知，陈寅恪先生不会在罗家伦长校清华期间写出如上内容的对联。

三、车中对话

1934年10月23日，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杨树达（遇夫）由清华园进城，遇同系教授刘文典（叔雅）。《积微翁回忆录》的记述如下：“由清华入城，车中遇刘叔雅。谓余曰：‘我对于遇夫先生钦佩之至！’余以其语无端，则云：‘吾辈老朋友，君何为客气如此！’渠乃云：‘近读《学报》大著，实属钦佩之至。不佩服者，王八蛋也！’余闻言，乃知其为近出《学报》文字而发，而其语出人意外，错愕不知所答。在彼或出于至诚，而其态度之神妙，又不能不让人大吃一惊矣。”此段文字，以典雅文笔存录不雅言辞，又对言者与闻者的神情描写精准，足可领略文言文记事的妙处。

杨树达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在湖南任教国文教员。1920年代到北京，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1926年秋应清华学校聘，任国文系教授，在大学部和旧制部开国文课。1928年9月清华学校改为国立大学后任国文系教授。杨树达专攻文字学，并研究《汉书》，均有突出成就。1934年10月《清华学报》第九卷出版，发表了杨树达研究汉字的文章，见解独到，为学者所叹服。但也有人对杨的学问并不认同。刘文典教授以此方式来称赞杨树达的学问，可以说是事出有因。

1931年秋-1932秋刘文典任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1932年5月11日，杨树达给系主任刘文典写信，表明下半年不愿再接受清华的聘任。5月22日文学院长冯友兰访杨树达，谈到他给刘文典的信，劝他打消辞职的念头。杨答道：“闻学校有人与余为难，故有彼信，免使学校为难，余学问佳否，姑可不论，即凭余之努力，学校不应因诸先生无知之言而对余不满。”冯听后，“唯唯而退”。

从这次谈话可知，杨树达已经了解到校内同事中有人看不上他的学问，“诸先生无知之言”，看来还不是一个人，而其中应该就有历史系主任蒋廷黻。蒋在其回忆录中说：“我在清华，一开始，我想找一位能教汉代历史的学者，当我提出此一拟议时，大家都认为杨先生（即杨树达）是合适的人选，因为他是最伟大的汉史权威。他晓得各种版本的《汉书》和《后汉书》。他对各种版本真伪的鉴定以及章句解释可以说无出其右者。他是这两本古书的最高权威。但他教了一年以后，如果有人问他：‘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都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他会说：‘我从没想过这些。书中没有讨论过这类问题。’”

引文中的对话，应该是蒋廷黻后来想象出来的，因为杨并没有在清华的历史系任课，杨在国文系开《汉书》课，其教学目标自然与历史系不同。蒋廷黻对杨树达学问的看法应该就是在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时就形成了，这就让他多年后仍要表明自己的观点。应该说，蒋廷黻1960年代的追忆有失实之处。

1931年12月，因杨树达著《汉俗史》及《汉碑考证》，颇得好评，陈寅恪建议杨在清华历史系兼课，可避国文系的纠纷，杨表示认同。当时，陈寅恪是国文系和历史系的合聘教授，以他对两系都了解，所以有此建议。此后，是杨树达自己还是通过陈寅恪与历史系联系兼课之事未见记载。杨想在历史系兼课，系主任蒋廷黻就会把自己的看法向文学院和学校表明。或许就是听到这些并不公允的评价之后，杨树达提出辞职。后来，学校未允杨的辞职，他继续任国文系教授，也没有在历史系兼课。三年之后，刘文典教授借杨树达发表著作的机会，以颇能代表个人特点的方式对杨的学问大加赞赏，同时也以很不雅训的骂街方式回应了异议者。“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杨树达也就认为清华“诸先生”所说是“无知之言”了。

对于杨树达在文字学和《汉书》研究上的贡献，史有确论。章太炎曾说：“湖南前辈于小学多麤觕，遇夫独精审，智殆过其师矣。”陈寅恪的评价是：“汉事颛家，公为第一，可称‘汉圣’”。“论今日学术，公信为赤县神州文学、音韵、训诂学第一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