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国学大师刘文典教授学贯中西，尤精于校勘、考据，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就悉心搜集历代善本、珍本和孤本近千册。日寇占领北平后，他秘密借道天津，经香港、河内来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珍贵藏书滞留北平。

次年，刘夫人携带藏书及年仅四岁的儿子刘平章南下，途经香港，遇刘教授的学生马鉴。他认为由港到昆，辗转千里，很不安全，不如把藏书寄存在香港大学。刘夫人接受了建议，令刘教授十分失望，连连叹息：“宁可不要行李，也要把书带来嘛！”

香港沦陷，藏书被日寇掠走，刘教授忧心如焚。

日寇投降后，刘教授接到国民政府通知：东京上野图书馆存放日寇从中国掠夺的文物典籍，内有他的藏书。他喜出望外，逢人就说：半生心血没有白费！立即撰写报告并填报财产损失单急盼索回。可惜！由于内战干扰，世事动乱，藏书没有收回，也不知去向。

1958年，刘教授病逝于云南大学，弥留之际，再三叮嘱后人，一定要找回他视为珍宝的藏书。然而，时移世易，藏书到底在哪里呢？

皇天不负苦心人，在刘教授离世46年后，一条线索浮出水面，日本学者金丸裕一发表《战时江南图书“掠夺说”产生的历史背景》提到，1949年8月，“岭南大学藏书和刘文典教授的旧藏书籍计1300余册……运到台湾去了。”

2006年，台北科技大学郑丽玲副教授发表《台北科技大学所藏“日本归还书籍”介绍》：“其中一部分是合肥刘文典所有。”两年后，刘平章得到这个信息，顿时喜出望外。他与《刘文典传》的作者章玉政，先后致函郑丽玲副教授和台北科技大图书馆，询问这批书籍的收藏情况，但对方避而不答。刘平章秉承遗志，锲而不舍，经过多方求索，进而发现台北科技大1995年度第二学期第六次行政会议记录，记有“本馆日治时期特藏计划的馆藏书籍，有民国初年国学大师刘文典亲笔圈点批校的藏书。”

又经过很多次信函往返，2012年初，刘文典后人借观光旅行的机会，到台北科技大图书馆亲览这批暌违60多年的珍贵宝典，他们心潮涌动，热泪盈眶，从馆藏旧版图书中清理出有刘文典印章或手迹的藏书200多册。7月，刘平章等人再次赴台，前后共清得藏书513册，包括刘教授最为珍视的《论衡校注》。

按理，藏书应该归还刘教授的后人，而令人难解的是，当大陆打算出版《论衡校注》以充实《刘文典全集》时，无论是借阅原稿还是复印原稿，都遭到台北科技大学的断然拒绝。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刘教授就对安徽省图书馆郑重表示：“一旦先犬马，填沟壑，定当以其较难得者、曾详加订正者捐赠贵馆。”这批历经劫难的无价之宝，何时才能突破藩篱，回归故土，实现刘教授的生前夙愿呢？（王佩华）

转自《春城晚报》2013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