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吴宓指甲“伺候”污毁书籍者

读《吴宓日记》，看到他1959年1月2日有这么一段记载：

　　杨溪来，留午饭，进桑酒。饭后将为溪讲书而郑思虞来，宓乃2：00-3：15陪虞入碚市游一周，观嘉陵江冬春之水第十度呈绿色矣。新华书店购《德国文学简史》冯至等编，八角八分。一册以归。溪覆衾卧开桂室中，于是起，先呈还其上次所借之《西洋小说发达史略》，宓见该书中有溪以指甲刻划之印记三处，甚怒，遂以指甲刻划溪之手背，并命溪立誓不再污毁宓之书籍，然后以S．P．Sherman之《现代文学论》借与溪读。（《吴宓日记续编》第四册 [1959-1960]，三联书店,2006年3月，第4页）

　　老先生的认真和天真，不由让我笑出了声。《西洋小说发达史略》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会让吴宓如此珍视呢？

　　说起来机缘巧合，我前不久曾在某旧书网买到这本1933年由北平法文图书馆（The French Bookstore）的Henri Vetch（亨利·魏智）出版发行的《西洋小说发达史略》，作者是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英国人吴可读（A．L．Pollard-Urquhart）。

　　《西洋小说发达史略》的英文名为Great European Novels and Novelists，不过，该书封面上未写英文，只有“英国吴可读著 西洋小说发达史略吴宓题”的字样。从吴可读在前言中感谢吴宓时有“for kindly giving and writing the Chinese title of the book”之句来看，吴宓不仅题了中文书名，甚至连中文书名也是他取的。

　　在对吴宓表示感谢之前，吴可读还感谢了另一名清华教授“Yeh Tsung-Tze”，即叶崇智，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叶公超。温梓川在《文人的另一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中谈到清华大学时表示：“那时西洋文学系主任是叶公超，他当时叫叶崇智，公超是写文章用的笔名，现在晓得叶崇智这个名字的人恐怕不多了。”确实，在《清华年刊1925-1926年》的教师名录中，就只有叶崇智而没有叶公超。

《清华年刊》（1925-1926）外国文学系教授合影

钱锺书评《西洋小说发达史略》

　　就我目力所及，关于这本《西洋小说发达史略》有两篇书评。

　　其一为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国立编译馆任编译的周骏章所写，刊登在1936年6月19日出版的《国闻周报》第十三卷第四十一期，题目是《评吴可读著西洋小说发达史略》。在提出一些意见的同时，周认为该书“是一部好书，胜过普通中文所作小说论，小说研究，小说大纲和小说ABC。其中所有的讹误，若在校对时慎重校阅，一定可以免去。我们希望此书再版时，一切欠妥之处都修正无误，使本书成为完璧，而读者就可以完全信用它了”。

　　其二，是钱锺书发表于《中国评论家》1933年第六期的书评，题目是Great European Novels and Novelists，即《西洋小说发达史略》。此杂志我没有见过，不过文章已收录在《钱锺书英文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8月）中。钱先生书评开端，是指出吴宓为该书题写的中文书名略有误导之处，因为该书涉及面远比中文书名所蕴含的范围要窄[The Chinese title of this book 《西洋小说史略》（literally, “A Brief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Novel”) which is written by Prof. Wu Mi in austere, four-square characters, is slightly misleading. The book covers a much narrower field than its Chinese title implies]。

书评接着举例说，美国小说就没有被包括在内，虽然所选的亨利·詹姆斯生在美国，但死的时候却在英国。钱锺书认为，吴可读把重点放在了法国、英国和俄罗斯作家上，书的序言里也表示“这些国家的小说似乎读的人更多一些”。由此，钱锺书觉得这本书的英文名Great European Novels and Novelists（直译应为“欧洲伟大的小说和小说家”）更能体现该书的倾向性。钱锺书评价说：“作为一本主要是学生使用的教材，这本书是令人钦佩的；该书目前在中国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也可能同样如此。”（ This book is primarily a text for student' use, and as such, it is admirable. It is almost unique in China and will likely remain so for a long while yet.）

钱锺书对叶公超的批评

　　《西洋小说发达史略》一书附录了中国当时已经翻译成中文的“作家和作品中英文对照目录”（Names of Authors and Books in Chinese and Egnlish）。对此，钱锺书表示十分困惑，甚至认为“接近无知”（The list is almost-well, illiterate）。因为目录里只有三十六本小说，又没有说明选择的标准，而每个人都能够列举出他所想到的版本。钱锺书还批评这个目录对提及的三十六本小说的中译本也未能全面搜集。比如《包法利夫人》至少有两种译本，但目录只提到一本。此外，目录中有徐志摩翻译的《赣第德》，而钱锺书认为《学衡》上连载的《赣第德》十分精彩，也完全应该在目录上提及。

吴可读感谢叶崇智，是因为叶为《西洋小说发达史略》一书编写了所附录的“作家和作品中英文对照目录”，而钱锺书在书评中大加诟病的，正是这个目录。不过，平心而论，叶公超编写的“作家和作品中英文对照目录”中的译本多为出版社已经出版过的单行本，极少为杂志连载的其他版本，钱锺书关于《赣第德》的说法，如果不是吹毛求疵，就是另有原因。曾有很多文章提及叶公超钱锺书师生关系不睦，比如说叶曾挖苦钱说“你不该来清华，应该去牛津”，而钱锺书也在小说《围城》中以“曹元朗”影指“叶公超”，不过多是传言，原因也语焉不详。钱锺书所写的Great European Novels and Novelists书评中对叶公超的批评，应是两人之间矛盾的最早文字记录。这一资料，此前尚无人提起。

季羡林的不实评价和失忆

　　季羡林和钱锺书一样，都是吴可读在清华大学讲授英文时的学生。不过，吴可读在季羡林笔下，就很不堪了：

　　现在介绍吴可读教授。他是英国人，讲授中世纪文学。他既无著作，也不写讲义。上课时他顺口讲，我们顺手记。究竟学到了些什么东西，我早已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季羡林随想录·我眼中的清华园》，中国城市出版社 , 2010年1月）

　　季羡林《清华园日记》（辽宁美术出版社, 2002年8月）“我的老师们”部分，有这样一句话：“我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虽然时间相距近70年，但我对老师的看法完全没有改变。”可见，他的观点是数十年一以贯之的。《清华园日记》中提及吴可读有数十处之多，颇多怨言及诅咒，恕不一一引用，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检阅。

　　不过，有一则日记还是值得指出，即1932年12月28日“早晨吴可读忘带讲义，不能lecture，小说又没上”的记载，和半个多世纪后季羡林称吴可读“既无著作，也不写讲义”的回忆明显有了矛盾。

　　关于吴可读的讲义和著述，1925年到1931年曾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徐士瑚（1907-2002，字仙州，号云生，山西省五台县人。文学家、教育家、教授）在《九十自述》（《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十卷第109-120辑，2000年10月）中有过如下叙述：

　　西洋小说由牛津大学出身的英人吴可读先生讲，可惜他的英文名字想不起来，他讲得也很慢，所以我们笔记记得也很全。他讲到英、法、德、意、西、俄等国的大小说家，《西洋文学概要》课上，霍先生已经谈到，只不过未对他们的名作多加分析而已。吴先生将每个重要小说家及其作品都作了详尽的阐述与分析，他还布置我们课外细读英国19世纪大小说家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在课堂上作了特别详尽与独到的分析，使我们获益匪浅。他在清华讲授此课有四五年之久，最后将他的讲稿整理成《西欧小说概略》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我1936年8月任山大（山西大学）英文系主任时曾采用此书作为三年级学生上“英国小说”课的教本。

　　不过，徐士瑚说吴可读“将他的讲稿整理成《西欧小说概略》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并不确切。因为经过多方查询和考证，吴可读在华至少出过五本编著，多半有过再版。其一是1926年6月商务印书馆初版的《注释狄更司圣诞述异》（Dickens’ Christmas Carol），其二是1928年4月商务印书馆初版的《潘墅美人》（The Fair Maid of Perth），其三是1928年6月商务印书馆初版的《窦华德传》（Quentin Durward）；其四是1930年11月商务印书馆初版的《英国散文选》（1933年2月印行国难后第一版），其五是上面讲到过的《西洋小说发达史略》。从徐士瑚所说“曾采用此书作为三年级学生上‘英国小说’课的教本”，应该是《英国散文选》（Selections of English Prose：From Chaucer to Thomas Hardy）无疑。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散文（prose）”不同于平常意义上狭义的散文，它包括诗歌以外的一切非韵文体裁，诸如小说、戏剧、文学批评、传记、政论、演说、日记、书信、游记等等，涵盖面很广。

　　许渊冲在《联大人九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如此叙述：“上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他基本上是拿着Professor Pollard（吴可读）的讲义照本宣科，每句念两三遍，连标点符号都照念不误，要我们听写下来。”

陈福田当时是西南联大英语系主任，他使用吴可读的讲义授课，至少可以说明对其讲义内容的认可。

国民政府对吴可读的褒扬

　　吴可读（1894-1940），英国牛津大学硕士，自1923年8月到清华学堂担任英语教授，一直到抗战期间受聘昆明西南联大教授任上去世，凡十六年，将全副身心投入了中国的外文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作为吴可读清华大学的多年同事，吴宓在日记中对其记载达数十条之多。1926年9月16日，上午和下午有学生分别求见吴宓，要求撤换陈福田和吴可读，吴宓均未允许，教务长梅贻琦“亦主张不当因学生之要求而撤换教员”。在当天的日记里，吴宓表达了对吴可读的大力推崇和相当强硬的立场：

　　下午，旧制部《小说》班学生翟楚等三人来，请撤换该班教员Pollard-Urquhart而以楼光来代之。宓不允，谓Pollard-Urquhart先生于小说研究甚深，所读之书极多，故群推许之，而请其特授《小说》一课，何可更换?如君等必欲退课，三数人尽可自由行动云云。（《吴宓日记》第三册223页，三联书店，1998年）

　　翻译家赵萝蕤则在《我的读书生涯》中回忆说，她在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读研究生期间(1932-1935)，“还跟吴可读老师读了英意对照的但丁《神曲》，唯一的同班生是田德望学长。与他同窗是在清华三年中的最大收获之一”。

　　吴可读是1940年在昆明去世的。关于他的死因，《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8月）一书有如下记载：

　　在日军狂轰滥炸中，西南联大教师虽没有被炸身亡者，但外文系英籍教授吴可读，却在空袭中被汽车撞倒，跌伤膝部，遂即发炎，后送至罗次休养，但治疗无效，不幸于1940年10月24日逝世。吴可读战前即在清华大学任教，为中国教育事业辛勤服务了17年。他虽为英国人，但始终支持中国抗战，曾表示“伟大的中华民族之神圣抗战，一定能得到最后胜利，奠定世界之真正和平，如中国不继续抗战，则世界永无和平之日”。吴可读教授的逝世，是日本侵华暴行的又一笔血债。（110-111页）

　　吴可读逝世后，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1940年12月27日曾发布“阳字第26208号”院令予以褒奖：

查国立清华大学英籍教授吴可读，在校任教16年，启迪后进，劳瘁不辞，近年兼主中国正字学会英语教学研究及推进工作，亦多贡献，兹闻溘逝，悼惜良深，特予褒扬，以昭懋续。此令。（见《行政院公报》1941年第二期）

(吴心海)

转自《东方早报》2013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