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匹夫不可夺志

《南渡北归》三部曲：全景描述20世纪中国最后一批大师命运

《南渡北归》三部曲是首部全景描述20世纪中国最后一批大师命运的史诗巨著。自2011年出版后便不断加印。今年7月出版的修订本，新增10万字全新内容，首次披露台湾中研院大量珍贵史料。为此记者专访岳南。(记者 赵李红)

记者:大师们在西南的故事，有哪些让您印象尤其深刻的吗？

岳南：深刻的很多，如拿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来说，这个联大是由原来天津的私立南开大学、北平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等三所著名学校联合成立的，由于南开校长张伯苓、北大校长蒋梦麟都在重庆有事要办，或有官要当，不能常驻昆明，实际主持校务的是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校长梅贻琦先生。梅贻琦是南开中学的毕业生，是张伯苓的学生，与南开有着血脉相承的关系，自然对南开大学流亡到昆明的师生多有关照，但他对北大师生同样的尊重，所以西南联大九年的时间，没有发生分裂现象，并且培养出了一批学术大师，包括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诺贝尔奖得主，也是在抗战烽火中于异常艰难的西南联合大学培养出来的时代骄子。需要说明的是，当时除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之外，还有一个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这个大学同样是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沦陷之后，根据国民政府的命令，由撤往西南地区的原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即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原北洋大学，即现在的天津大学与河北工学院）三所院校于9月10日迁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太原失陷以后，西安临时大学又迁往陕南，不久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这时全校共设6院23个系，教学开始步入正轨。很不幸的是，正如北大校长蒋梦麟所说，西北联大如同三个人穿两条裤子，你争我扯，不到一年就解体了，未能做出像西南联大那样的成就，当然也没有培养出像样的大师级人物。——这对国家民族包括师生个人都是一个重大损失。

以上这个事例看上去虽不像个故事，但我认为这是抗战中学校南迁的一个很大的事件，它让当时和后来者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事实，这个喜剧与悲剧的强烈对比，留给了时人和后来者许多思考，也是我在书中重点描述及思考的一个大的主题。至于说到一些细小的感人事件，那就太多了，如物价飞涨，梅贻琦夫人韩咏华与其他教授太太自制“定胜糕”出售，来回走路脚磨出鲜血；如闻一多刻印章出售以济家中粮食不足；如潘光旦三月不知肉味，只得捉几只老鼠煮着吃等等事例，书中有不少描述，大家看后会从中真切地感受到知识分子的一种风骨精神。

记者:这些年，写西南联大的书很多，如《联大八年》、《西南联大的爱情往事》、《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照片里讲述的西南联大故事》等，既有当事人的回忆，也有后人的研究。您的《南渡北归》也有相当的部分是关于西南联大的。您觉得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关注这段历史？

岳南：西南联大原来是没有多少人关注的，原因就是它是“旧社会”的大学，新中国成立之后不再主动宣传，后来就变成不提及了，这段历史也等同于被屏蔽了。当现在的国人面对教育现状渐渐有些看法和想法的时候，回头一望，突然发现了那片茂密的森林与辽阔的草原，甚至是浩瀚的大海——西南联合大学的光辉历史与蓬勃向上的气象。这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惊叹：噢，中华民族还有过这么一座与西洋齐肩、光照千秋的巍峨学府，这是多么自豪和骄傲的事呵？于是就自然地了解这段历史，了解西南联大的办学理念和教育宗旨，了解那代人心中想的是什么。后来终于明白了，他们那代知识分子，所承接和推崇的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在这个宗旨或精神的指导下，才产生了伟大的西南联大与一批声照环宇的大师群体。遥想1941年，国立清华大学在昆明西南联大举行建校三十周年校庆的时候，美国大学发来的电报写着“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极誉中国高校教育发展神速，当时的清华大学确实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而现在的中国高校仍在世界二三流之间徘徊，这个现状，令今天的人们回顾西南联大的历史，怀念那个时代的光荣以及把西南联大作为标杆和追求奋斗的目标，重振中国高校教育的雄风，对未来中华民族教育有一个美好的憧憬，就成为一件自然的事情了。

记者：当年北大、清华、南开组成西南联大，树立起一批大师并且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果，现在的大学难出大师，您认为应该从西南联大借鉴些什么？

岳南：一个是精神上的，即理想、追求等，费孝通在评价曾国藩的重孙、当年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曾昭抡时，有过这样一段话：曾昭抡这一代人在精神上有共同之处，在各个学科上都表现了出来，但并不是完全被别人或后人理解。比如曾昭抡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就有许多笑话传出来，他这个人连鞋子都不穿好的，是破的。最突出的是，下雨的时候，他拿着伞，却不知道打开。而“我们这一代人觉得这老头子是怪人。可是我们同情他们，觉得怪得有意思。不修边幅，这是别人的评价，是好话。在他们的心里是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我想这个东西怎么表达呢？是不是可以用‘志’来表达，‘匹夫不可夺志’的‘志’。这个‘志’在我的上一辈心里很清楚。他要追求一个东西，一个人生的着落……曾先生连家都不要的。他回到家里，家里的保姆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当客人招待。见曾先生到晚上还不走，保姆很奇怪，闹不明白这个客人怎么回事。这是个笑话，也是真事，说明曾先生‘志’不在家”。那么，以曾昭抡为代表的曾在西南联大教书、学习的学人的“志”在哪里呢？按费孝通的理解有二：第一是爱国，这是居首位的东西。为了爱国，别的事都可以放下，甚至可以牺牲掉的，这种爱国可谓真爱国。第二个就是视学术为生命。开创一个学科或一个学科的局面，是曾昭抡等学人一生唯一的追求和任务，这一点，在那一代学人身上表现得极为清楚，无论是文史领域的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刘文典、罗常培、罗庸、冯友兰、金岳霖、吴宓、陈梦家、钱钟书，还是理工科的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吴大猷、华罗庚、杨石先，还是小一辈的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等等，都是如此。如果说那一代学人与现在学人的差别，或者说现在为何不能出现公认的大师的原因，用费孝通的感慨来解释就是：“现在的学者，当个教授好像很容易，搞教学可以，到科学院也可以，他已经不是为了一个学科在那里拼命了，很难说是把全部生命奉献于这个学科了。”费氏之言或有不足、不当之处，但仍能成为后世学人借鉴的一面镜子。

摘自《北京晚报》2013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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